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命名一个人或一个物体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些所谓的符号会伴随其一生，影响甚至决定着其性格特征。人和物是在他者的塑造过程中完成自我指认的，这种塑造往往会受到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规训，说到底，人或者物大多不过是某种观念或符号的肉身罢了。初读李娟的《大红花》，我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感受，大红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眼中呈现的人物，她就是大红花“真正”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作为主体的人是无法参与建构自身性格特征的，主体的形象大多是经过他者观照后过滤、篡改乃至遮蔽的镜像。

大红花一大早来到“我”家，在“我”的床边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发牢骚：从小孙女的学费、去县城探望弟弟的路费，到家里的牛、羊、地都没了，乃至哭诉粮油铺不给她赊账。事实上，在“我”的观照下，此刻的大红花身上带有明显的消费时代特征，她因家庭经济的困窘而成为金钱谦卑的奴仆，文中“我很想插嘴：地虽然没有了但是包出去了啊，包出去了有租金啊”一句就是明證，“租金”一词呼应了前文中大红花欠缺的各种费用。大红花俨然被“我”塑造成一个被金钱奴役而满腹牢骚的失意者，跌入生活的泥淖之中。

接下来，作者从外貌穿着和“吃”两个侧面对大红花的形象进行了补充。她明显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一米八的身高、大嗓门、穿着破陋，不穿衬裙、不穿袜子、趿一双男式的破拖鞋……饶有意味的是，大红花作为女性的身份特征被抽空了，她成为一个大老爷们样、大大咧咧的人，毫无女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