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军 江 云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丁建军 江 云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北宋；郊祀；天地分祭；天地合祭；北宋党争

在古代中国，帝王祭祀天地谓之“郊祀”，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陈戍国校注：《春秋左传校注》(上)，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483页。，自商周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郊祀活动，或沿袭继承，或变通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历朝历代郊祀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变化，其具体实施情况也各有特点。宋朝皇帝亲祀天地通常是“三岁一郊”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95页。，其他年份的常祀则改派大臣摄事。历代学者对郊祀的争论也不绝于史，而北宋中后期，围绕皇帝亲祀天地到底应该分祭，还是应该合祭所展开的争论，则因为与党争纠缠不清而最为激烈。

较早关注宋代郊祀制度的日本学者山内弘一，在《北宋时代の郊祀》③[日]山内弘一：《北宋时代の郊祀》，《史学杂志》(东京)第92卷第1号(1983年1月)。一文中，对北宋168年间的郊祀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对北宋天地合祭与分祭争有所涉及，但因属附带而论，所论并不深入。中国学者杨倩描在《宋代郊祀制度初探》④杨倩描：《宋代郊祀制度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对宋代郊祀次数和地点场所变迁的探析，论述了宋代常祀衰败和皇帝亲祀地位突出的时代特点，特别对宋代皇帝亲郊大礼所承担的诸多现实政治功能(如肆赦、荫子和赏赉)进行了论述，该文虽对宋代皇帝亲祀难以依古礼施行天地分祭的原因有所探讨，但对宋朝难于实行天地分祭原因的探讨仍有待深入。朱溢在《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⑤朱溢：《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主要通过唐宋郊祀的纵向比较，对北宋分祭和合祭的定型化、制度化作了考察，但对北宋中后期围绕天地合祭与分祭的争论也缺乏深入的论述。

一、北宋郊祀之争的缘起

对于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的问题，儒家经典早有明确的主张，《礼记·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四十六《祭法》，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5页。这不仅说明了祭祀天神、地祇的不同方法，也指明了按照古礼是实行天地分祭的。天地合祭乃始于王莽摄政时期。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以“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6页。，首创了天地合祭的仪制。此后，历代王朝多实行天地合祭，到了宋代在祭祀天地方面又有了重大调整：即分为有司摄事的常祀和皇帝亲祀两种形式，由有司摄事的常祀实行的是天地分祭，但是在三年一次的皇帝亲祀时，则实行天地合祭。这种做法自宋太祖朝至宋英宗朝皆是如此，并未招致异议，但到了宋神宗朝开始有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发生在熙丰变法时期，宋朝士大夫围绕着变法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分为了新、旧两党，于是，新、旧两党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北宋党争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上著名的熙丰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朝，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前期关于郊祀礼制的变革内容并未引起新、旧两党的重视，只是到了熙宁十年(1077)，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时，“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八《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22页。，似乎是知谏院黄履提出了郊祀礼乐应恢复古礼的主张，实则不然。《宋史·黄履传》透露了其中的玄机：宋神宗曾经询问天地合祭是非，黄履对曰：“国朝之制，冬至祭天圆丘，夏至祭地方泽，每岁行之，皆合于古。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志]，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所谓因时制宜者也，虽施之方今，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当正。然今日礼文之失，非独此也，愿敕有司正群祀，为一代损益之制。”*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八《黄履传》，第10572页。由此可见，是宋神宗先有了变革礼制的想法，黄履只是揣度圣意后迎合了宋神宗的想法，提出了皇帝亲祀合祭天地不合古礼。宋神宗为什么会产生改革皇帝亲祀合祭天地礼仪的想法呢？实际情形是熙宁九年(1076)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第6803页。，这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此后宋神宗的变法更加步履维艰，为了继续推行变法，宋神宗不得不另寻突破口，于是将官制和礼制改革作为关注的重点，不仅推行了元丰官制改革，而且开始了对包括郊祀制度在内的礼制改革*关于宋神宗时期的礼制变革，可参见孙继辉的《尊君与礼制：北宋元丰南郊祭祀礼制改革考论》(河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和雷博的《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尤其是祭祀天地，它直接体现了皇权与天命的统一，对郊祀礼制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加强宋神宗作为皇帝的权威，还成为彰显宋神宗锐意变法精神和继续变法之政治路线的重大举措，即实行天地分祭这一礼制改革，从一开始提出来就被赋予了变法革新的政治意义，而逢变法必反对的守旧大臣自然也不会放弃对天地分祭的反对。因此，从黄履迎合宋神宗提出要恢复古礼、实行天地分祭的主张开始，就注定了赵宋朝堂上新、旧两党必将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展开一场新的争论，并且这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竟然伴随着北宋后期党争的反反复复而持续不断。宋神宗朝天地分祭的主张占了上风，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祐更化时期，天地合祭的意见又压倒了分祭的主张，而宋哲宗亲政后的绍圣时期和宋徽宗朝，天地分祭的意见又占上风，直到南宋初期彻底否定新党之后，宋朝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才告结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北宋党争政治对郊祀礼制之争的影响。

二、分祭与合祭之争中的几种代表性意见

对天地合祭与分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宋神宗和宋哲宗两朝，虽然此后对此还有些争论，但无论是争论的规模，还是争论的激烈程度，均不及这两朝。宋神宗将争论交付给郊庙奉祀礼文所主持讨论，但是礼文所内部争论不休，难于达成共识，于是不得不吸收其他官员参与讨论，而争论双方仍各持己见，最终不得不由宋神宗亲自拍板定夺。元丰四年(1081)四月，神宗下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1页。宋神宗的这一诏令反映出其在郊祀方面蓄意改革的意念，试图突破宋朝开国以来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合祭的祖宗家法，但也表明在实际操作中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存在困难，宋神宗又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处理办法：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但其北郊祭祀皇地祇时，“(皇帝)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实际上，宋神宗虽然确定了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但在神宗一朝他却没有亲祀北郊，而北郊祭祀皇地祇时都是派遣大臣摄事。为什么宋神宗已经颁布天地分祭之诏，而对皇地祇又不曾行亲祀之礼，个中原因详见下文论述。

宋哲宗朝的郊祀礼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讨论，这两次讨论与哲宗朝的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的绍述新政两次重大政策转变息息相关。元祐五年(1090)，受命摄行北郊事的尚书右丞许将提出：“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进而建议宋哲宗：“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在这次讨论中，虽然有不少礼官和大臣力主张天地分祭，但是持天地合祭意见者还是占了上风，因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反对熙丰变法，连带也反感宋神宗搞的天地分祭，最后她决定“宜依仁宗皇帝故事”*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1页。，即搁置了宋神宗的天地分祭之诏，仍施行天地合祭。

宣仁太后一死，一向不满祖母专权的宋哲宗终于亲政，他一反其祖母高太后的做法，立志继承父亲宋神宗的新法。在郊祀天地方面，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圜丘后，于元祐八年(1093)，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建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但三省提出，“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宋哲宗便再次下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于是，在朝中又掀起一次天地分祭与合祭争论的高潮：“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即在这一轮争论中，由于宋哲宗反对元祐更化的倾向明显，主张郊祀分祭天地者最终占了上风。宋哲宗一反其祖母垂帘时的元祐之政，一并罢废了天地合祭，甚至建造了北郊亲祀皇地祇时的斋院，但是令宋哲宗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过早病逝，北郊亲祀之礼，“终帝之世未克举云”*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3页。。

以上就是宋神宗朝和宋哲宗朝围绕天地分祭与和合祭争论的大致过程，在争论的过程中，群臣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而提出的各种意见，为宋神宗、宣仁太后、宋哲宗最终决定亲祀之礼提供了依据。归纳宋神宗和宋哲宗两朝大臣的争论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天地必须分祭，并且皇帝必须亲祀。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襄、王存、曾肇、彭汝砺等。宋神宗朝，陈襄曾上疏《天地合祭为非礼》*陈襄：《古灵集》卷九《天地合祭为非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0页。，王存、曾肇也曾一起奏请：“今北郊常差中书门下官，乃冢宰之任。乐舞不类，亦开元、开宝旧礼所载，特近世废缺。二者皆有司摄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亲祠之重，恐于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顺。”*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一《郊社考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05页。到了元祐七年(1092)，宋哲宗即将行亲祀天地大礼时，朝中再次掀起分祭与合祭之争：“彭汝砺、曾肇复上疏论合祭之非。”*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1页。时任礼部侍郎的曾肇力主分祭，连续上《分祭郊社议》和两次《上哲宗皇帝乞分祭》，指责主张合祭者是“于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曾肇：《曲阜集》卷二《分祭郊社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50页。，力劝宋哲宗“唯陛下留神省察，远惟先帝复古之心，持以正诚不倦之意，无从苟简自便之说，以成躬事地祇之实”*曾肇：《曲阜集》卷二《上哲宗皇帝乞分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51页。。

2.天地应当分祭，但皇帝不必亲祀皇地祇，可以命冢宰摄事。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张璪、赵若彦等。神宗时翰林学士张璪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无所依据。必不得已，宜于郊祀之岁，夏至之日，盛仪容，具乐舞，一如南郊之仪，命冢宰摄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一《郊社考四》，第2205页。

3.天地可以合祭，待将来有条件时再落实天地分祭。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临、吕大防、盛陶、王谊等。哲宗初立，未遑亲祀，有司摄事如元丰仪。元祐五年(1090)夏至，祭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许将提出：“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礼部尚书赵彦若则“请依元丰所定，郊祀之岁，亲祀方丘及摄事，已合礼之正，更不须聚议”。礼部郎中崔公度请用陈荐议，仍合祭天地，从祀百神。宋哲宗只好“复诏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台谏、礼官集议”，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如故事，俟将来亲祠北郊，则合祭可罢”*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1页。。

4.坚决反对天地分祭，而主张实行天地合祭。

元祐八年(1093)三月，礼部尚书苏轼先后有《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和《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不仅引经据典论证“天地合祭久矣”，而且指出古今时代不同，“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三十五《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册，第3548页。，甚至坚决要求主张天地分祭者必须对他提出的六条天地合祭理由逐条反驳，若不能驳倒他提出的六条理由，就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分祭主张。《宋史》卷一百《礼志三》记载：“(元祐)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2页。

针对当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后集卷十二《颍滨遗老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8页。，主张恢复三代古礼，进行天地分祭，苏辙则提出应该“事各适时，岂必三代”*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卷八《天子亲祀天地当用合祭之礼》，第52页。，天地分祭的古礼已经不适合宋朝的实际情况了，必须实行天地合祭。今天，在我们看来，主张天地分祭者虽符合宋神宗朝的改革礼制精神，却有食古不化之嫌，而主张“事各适时，岂必三代”的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在郊祀礼制变革方面反倒更多地体现了实事求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科学态度，但当时很快就有人将这次礼制之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如绍圣元年(1094)五月，右正言张商英就提出：“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官议。”*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2页。御史中丞黄履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南郊合祭，自古无有，止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逮于先帝始厘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王莽私意，合而祀之，渎乱典礼。”*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之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50页上。在宋哲宗亲政后绍述新政的新形势下，元祐更化时期所搞的天地合祭也很快就被废罢，而主张天地合祭也成了日后元祐党人的罪过之一，此时主张天地合祭的苏轼、苏辙兄弟后来都被打成了元祐党人。宋朝士大夫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就是这样与新旧党争纠结在一起的。

当然宋朝人围绕郊祀天地问题也有其他一些观点，或主张调整祭地日期，以方便皇帝能够亲祀，如孔武仲建议“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祀，如神州地祇之祀”*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一《郊社考四》，第2209页。；或主张对具体亲祀行为进行变通者，如吏部侍郎丰稷奏请：“夏至前三日，皇帝致斋于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庙。至日五鼓，诣北郊斋殿，质明行事，礼毕还宫，不甚炎溽。若遇阴雨，大庆殿可陈望祭之礼。”*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六《郊社考九》，第2357页。这些观点只是郊祀争论中的枝节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三、北宋祭祀天地的实施情况

北宋皇帝亲祀天地一览表

续表

皇帝亲祀时间亲祀情况史料来源宋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长编》卷二○六、《宋史》卷十三《英宗本纪》宋神宗熙宁元年十一丁亥祀天地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一八、《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熙宁七年十一月己未祀天地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熙宁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于圈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一百《礼三》宋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祀天地于圜丘《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史》卷十八《哲宗本纪》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徽宗本纪》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泽《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政和六年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政和七年五月辛丑祭地于方泽《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宣和二年五月丁巳祭地于方泽《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宣和五年五月癸酉祭地于方泽《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前期和中期，皇帝亲祀采取的都是合祭天地之礼，也难怪在争论中一些朝臣指出天地合祭乃祖宗旧制，北宋前期皇帝合祭天地的传统在北宋延续时间长，又是宋太祖留下的祖宗之法，其影响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宋哲宗虽主张天地分祭，但其实际祭祀天地的行为却仍是天地合祭。如宋神宗于元丰四年(1081)便下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1页。即他发起了恢复三代古礼，实行天地分祭的礼制改革，但是在举行祭地典礼时却并不如祭天礼隆重，尤其是他本人并没有亲祀过北郊，都是派遣大臣摄事。宋哲宗亲政后要绍述神宗遗志，信誓旦旦地要施行天地分祭，甚至在绍圣三年(1096)建造了北郊斋宫，礼官也制定了相应的北郊祭祀皇地祇的礼仪，为天地分祭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礼志三》，第2453页。，即宋哲宗也未亲祀皇地祇。可见实行天地分祭，即使在学理上再合乎古礼，但在现实中也有其难于实行的困难——关于宋朝皇帝亲祀难于实行天地分祭的原因，下文专论之。

在北宋的168年间，虽然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在祭祀天地方面出现过关于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分祭的诏令，但真正落实天地分祭并亲祀皇地祇的只有宋徽宗一位。整个两宋历史上仅有的四次皇帝北郊亲祀皇地祇也都集中在宋徽宗一朝，这四次分别是：政和四年(1114)“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泽，以太祖配”；政和七年(1117)“五月辛丑，祭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宣和二年(1120)五月丁巳，“祭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以及宣和五年(1123)五月癸酉，“祭地于方泽”*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十一《徽宗纪三》，第393、398页；卷二十二《徽宗纪四》，第406、412页。。即使是宋徽宗这四次北郊亲祀皇地祇，在时间安排上，都是在前一年南郊祭天之后，就其重要性和规模而言，也都与南郊祭天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不难发现，大多数宋朝皇帝是认同天地合祭的，即使宋朝个别皇帝如神宗、哲宗认为天地合祭有违古礼，但是在自己祭祀天地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大多都没能够实现北郊亲祀皇地祇。只有宋徽宗朝政和之后，元祐党人被赶出了政治中心，朝堂上实现了绍述神宗新政的舆论一律，从而排除了旧党在分祭天地方面的政治干扰，而且蔡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61页。，蛊惑徽宗横征暴敛，奢靡无度，这才实现了宋朝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四次皇帝北郊亲祀皇地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徽宗按照古礼恢复了天地分祭，但却最终难逃靖康之祸。

四、宋朝天地分祭难以实施的原因

从上文所述的实施情况来看，整个北宋，天地合祭占主流，即使个别皇帝想推行天地分祭，也困难重重。那么，为何天地分祭在宋代如此难以施行，而只在宋徽宗朝实行过？综合前人有关论述，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次，从赵宋初期形成的天地合祭传统来看，祖宗之法又是另一个限制天地分祭的原因。苏轼就极力反对天地分祭的主张：“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壬申”，第11457页。苏轼即直接利用赵宋前朝皇帝在祭祀天地方面实行天地合祭的祖宗之法反对天地分祭。祖宗家法的贯彻与实施一直是宋代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因而宋朝初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位皇帝实行天地合祭的做法，对后世欲行天地分祭者的限制作用十分明显，皇帝在祭祀天地时不得不慎重考虑。

再次，祭祀活动本身耗费时间、精力过多，也是不利于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分祭的客观因素。从斋戒到祭祀，再到祭祀结束后的报谢宗庙，一次完整的祭祀天地活动需要皇帝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而皇帝还有重要的国家管理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时间、精力方面的限制，使皇帝无法过多地参与祭祀活动，而夏至日北郊祭祀皇地祇的季节也不利于皇帝亲祀。《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95页。北郊祭地时间为夏至日，天气炎热，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还要身着厚重的祭祀礼服，动用庞大的仪仗，在礼官的指引下躬行各种繁杂的祭祀礼仪，加之祭祀耗时漫长，不仅皇帝受不了，参与祭祀的大臣们也会苦不堪言。正因为“若以乘舆出郊，而暑雨不常，理难预度。六军仪卫，百官车服，势难减损。三代典礼或难全复，则合祭权宜亦难轻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之二四，第451页下。，故宋代大多数皇帝采取更为明智的方式:要么遵循祖宗之制天地合祭，要么派遣有司摄事祭祀北郊，一方面表示对儒家理念敬天法祖的尊崇，昭显赵宋王朝以文治国的特色，另一方面皇帝则可以逃避亲祀北郊之劳累——这也是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只有宋徽宗曾经四次亲祀北郊的客观原因之一。

最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伴随着时代的更迭，祭祀天地的性质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宋与秦以后的朝代类似，但与先秦则不同。在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它已经不是松散的诸侯国联盟，而是大一统的郡县制；在政体方面，它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在官吏管理方面，它采取的是朝廷对官员的任免制度，而不是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因此，在管理方面，无论是管理的力度还是管理的广度都与先秦时期的周王朝有了质的不同。这种种的变化使得儒家所推崇的三代古礼也不得不适应宋朝的实际，适时变礼。正如苏轼在《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中所言：

五、结 语

北宋中后期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学术根源，在于儒家经典在传承过程中的错乱、散亡和杂伪，以及由此造成的后人理解方面的歧异。正如宋人所说，“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辑，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王溥：《唐会要》卷九上《杂郊议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2页。。此话道出了北宋礼制之争的学术原因。此外，北宋朝臣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反复不止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问题与北宋中后期的党争纠结在了一起。从熙丰变法到元祐更化，再到绍圣新政，从建中靖国到崇宁，伴随不同政治取向之最高领导人(皇帝、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或皇太后)的更迭，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旧两党轮番执政，而政治风向也随之变换不停，政坛上的这种反复变化自然就注定了朝堂之上包括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在内的诸多礼制之争也往往与政争纠缠不清。这种争论又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在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条件下，宋儒好争的时代特色。正是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下，在异论相搅的党争政治中，才使得这种关于礼制的争论也成为庙堂之上反反复复党争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吊诡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主张改革的宋神宗和绍述神宗政治的哲宗、徽宗以及许多新党人士，多以恢复古礼相标榜，主张实行皇帝亲祀分祭天地，实为食古不化；而反对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古礼，主张郊祀合祭天地的许多旧党人士，反倒是从宋朝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古礼，在郊祀礼制方面更富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改革精神。可以这样说，上述宋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的礼制之争中，虽然与党争纠缠不清，但又不能简单地依党争来对参与争论者进行新与旧、改革与保守的区分。

无论是天地合祭，还是天地分祭，出于神道设教和崇文抑武的现实政治需要，宋朝的历代统治者对祭祀天地还是非常重视的。宋朝统治者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祭祀本身，而是更重视通过祭祀所能带来的种种巩固赵宋皇权统治的效果。因此，宋代的祭祀除了神道设教、彰显赵宋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传统功能外，还承担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功能，特别是每逢郊祀，大肆犒赏、恩荫宗亲及大臣子弟，这无疑是皇帝与宗室、官僚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分享，而每逢皇帝亲祀大礼，无一例外地大赦天下，释放囚犯，这也成为缓和宋朝社会矛盾的一个契机。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和繁复严整的祭祀场面和仪式，不仅制造了中原王朝盛世的表象，而且通过对天地诸神等级森严的祭祀礼仪，又向臣民宣示着作为天子和位居现实权力等级金字塔顶上的皇帝在世俗世界的至高与独尊。因此，就连昏庸的宋徽宗也企图通过躬行天地分祭，祈求神祇保佑早已风雨飘摇的赵宋王朝。但是，天地合祭也罢，分祭也罢，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再祈求天神、地祇的保佑，也挽救不了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

[责任编辑李梅]

丁建军，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河北保定 071002)；江云，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历史教师(江苏扬州 225235)。

本课题得到河北大学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