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

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
——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晓光

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说，影响深远，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第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但就其本义而言，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后者得到启发，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学说的深层意蕴，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

六朝贵族制；内藤湖南；京都学派；豪族共同体论；家永三郎

为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一方面，在东瀛曾经有过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论争，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如今却已面临着喧嚣之后的沉寂；另一方面，大陆学界对这个话题则是处在遥远的、半冷不热的兴趣中——兴许带着些好奇，却免不了隔岸观火。到如今旧话重提，只怕观众更是兴味阑珊，不知那些台上的老演员何以热衷至此了。因此，除了话题本身的复杂缠绕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意义的失落能否被重新拾回。故本文努力的方向，不在于细说具体论题，而在于把握每一学说提出的时代氛围及相互动因，评说立论攻战的要害之处，希望能以微薄之力，唤起对当日史影的了解之同情，在批判中瞻望前进的方向。

关于六朝贵族制论这一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影响重大的课题，无论日文、中文学界，都已有过不少综述回顾文字①在京都学派立场上，包括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砺波护、川合安等均有专文阐述。而中文学界较易见到的，可举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中谷川道雄“总论”及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及官僚制”一节，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杨洪俊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等。。至于论说日本汉学、“唐宋变革论”而涉及贵族制论的更是不胜凡举。本文理应综合以上论说为一完整总结，但贵族制论本身头绪繁多，以上诸文相互间亦颇有侧重点的异同，才力所限，不能不遗憾地放弃这一目标，而仍以个人对贵族制论的认知为线索，尽量将诸家高见组织入行文中，作有重点的追问和讨论。此外，由于译介进展的不均衡，相关论著有些久已脍炙人口，有些国内却还不易见到，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相关论著，本文就默认已为学界所知，尽量采取简明的评述方式，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也许能够提供新知的方面。

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

(一)鸟瞰：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

日本现代学术之路，学界普遍以二战为界，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学者所伴随的时代氛围是奠基勃兴的明治、大正时代，以及在昭和前期与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密切互动，甚至随着战争而波动扭曲。战后至苏联解体为止，学者所处的氛围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底色，在战后复兴中往往发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激烈论战。

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的中世贵族论者，则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学者谱系。相关人物、论著，中国学界的认知虽然还不算系统全面，至少也多有译介，我们不难得到点状的分散知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述其基本信息。如果作最扼要的鸟瞰，则这三代的态势基本上是：一代属于战前学术，二代跨战前战后，三代为战后。随着第三代的逝去，又遭遇了冷战时代结束、马克思主义退潮，日本的六朝贵族论者也就只剩下星星之火，不复燎原之势了。

(二)从内藤湖南到冈崎文夫：单声部的草创期

内藤的历史分期法及唐宋变革论已为学界熟知，而六朝贵族论正是这一宏大学说中的重要环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对中世贵族的论述基本点包括：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特征是贵族政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独占政治权力；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

1.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等后续研究谱系中，虽然各有发展，但这一基本视角均得到了继承。中文学界如杨联陞1936年的名文《东汉的豪族》，虽未揭举“贵族”的提法，但其理路无疑与内藤此说相互呼应。

2.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藉由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成为贵族制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证基础。

3.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族共同体自律性”，很显然应溯源至此。战后对“贵族”与“官僚”身份问题的纠缠论争也由此展开，实际上成为了这一论域中火力最集中的主战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所论实际上是以南朝寒门不见纳于高门的若干典型事例为推论依据，这与后来第三代所强调的整个豪族阶层的自律性，在理路上并非完全一致。

4.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这三点应该说在中国及欧美学界都有令人瞩目的展开，但未必如内藤那样，意识到应将其作为贵族社会的有机表现来予以理解。

5.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其后思想史、文化史领域的论著多着重对此点进行阐发，但就学界总体走向而言，这一点在后来似有失焦的危险，详见本文五、六节的探讨。

就以上诸点，已可见出内藤这份讲义的导源性意义。不过，其虽然题为“中古的文化”，实际上却并未对六朝作正面详论。因此，内藤虽然提出了这些重要命题，但真正的研究还有待后续展开。他从学问、伦理、礼仪的角度寻求门阀贵族出现的原因，确实是一种“文化史观”，与后来政治史、官制史转向后的论证方式显然异趣，不少论题后来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继承*但正如福原启郎已经指出的，内藤学说的重要资源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论说，包括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常常成为他理论的直接依据(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279页)。而我们今天的论说范式毋宁说反而是远离这些资源的，这一点值得反思。，例如两汉皇帝学问水平与皇后出身差异、东汉“学问的中毒”、门阀士族的气节等。因此贵族制研究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对内藤学说有选择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究竟是理所必然，还是后来者基于时代变迁而远离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这套史学体系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便成为了日本战前东洋史学界最有力的学说*关于这一点，学界有不同认知。如张广达先生即认为内藤提出学说时，“人们既没有措意于他的创建，也没有理会他的历史论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战前日本学界普遍遵循的是加藤繁的学说，直到战后内藤学说才受到重视(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国内学者多信从此说。但日本学者自身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谷川道雄就说：“战前六朝史的研究主流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即所谓的京都学派)，这样说是不过分的。”([日]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胡宝华译，《文史哲》1993年第3期)张说恐怕只是基于资料排比作出的推想。事实上即便就情理而言，假如战前主流是加藤学说，前田直典何必特地向内藤后学发难，京都学派又有何力量与之对抗？加藤繁关于唐代以前主要劳动者为奴隶的学说，提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内藤学说始创有二三十年之久的差距。即使不算内藤后来局限在大学讲堂上的那些讲义，其学说最早发表于《支那论》，这却是当时在一般人中影响巨大的一部名作，要说作为战前“意见领袖”之一的内藤的意见在当时竟会无甚影响，似未免有远离时代空气之嫌。。直到二战结束为止，将内藤学说稳定地向前推进的，是冈崎文夫、宫川尚志和宫崎市定。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一书则为论文集。上编为地理、经济问题的考论，下编收入多篇贵族制研究论文，论及中正制度、士庶区别、门阀等级等问题，称得上是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题论述的开山之作。不过，正如川合安已经指出的，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与内藤所界定的六朝隋唐不同，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户籍的区别，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因而冈崎学说在后世并未得到长远的继承。

总体看内藤、冈崎的论说，都属于观其大略的宏观归纳，往往是将散点状事象捕捉连成整体，而鲜见深细的逻辑推演及全面搜罗史料的实证。内藤通过其对史事的敏感把握住了本质，其视野已蕴含后来许多论题的萌芽，但作为课堂讲义，还未能避免论述分散的问题。冈崎虽已将内藤的讲义扩充成长篇巨著，但读来这种感觉仍然相当明显。这两人可以说同属于这一学说的草创奠基时期。

(三)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

应当说，宫川尚志是非常具有内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地研究六朝贵族制时代的一位天才型早期学者(以上成果均在其三十余岁时完成)。其论文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如《六朝贵族社会の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の研究》亦是内藤、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包括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目，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研究，对战后六朝史研究有重要的先导意义。但其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任职于东海大学，位置较为边缘，似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虽然凡言及者都对其水准评价很高，但在学术脉络的回顾中却往往无从定位而一笔带过，这是相当可惜的。

(四)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

宫崎市定关于六朝的研究，有一个有趣的时间现象。他早在1935年便发表了著名的《晋武帝の户調式に就て》一文，接下来在1942、1946年分别撰写了《汉末风俗》和《清谈》，但后两篇基本上是祖述内藤学说，未见太大新意。除此之外，其他多种论文皆写于60年代，仅有一篇《中國の官吏登用法》发表于1955年。很显然，这些全都是他在写完(或接近完成)《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对六朝已了然心胸之后的副产品。就此而言，宫崎作为六朝史家，基本上是一位战后学者。同时也可见出《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的影响力之巨大，不仅是学界的分水岭，也是他本人认知的分水岭。在那以后，他虽然在时代分期及贵族制学说的骨架上继承师说，但具体讨论的理路已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上述二书都已有中译本，为学界所熟知，这里就不一一赘言，只提出一点略作追论：《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的核心，按宫崎本人的说法，就在于解明此法中的所谓“品”，实有官品与乡品二种，而两者间存在等级性的对应关系，他甚至将此点称为“研究的全部”*[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6《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自跋”第479页。。官品为曹魏以后历代政府遵行的官僚等级制，而乡品则是中世对人物品级的衡定。选官时，根据乡品给予低四级的官品(例如二品人就给六品官)，预期其逐步升进后可达致与乡品一致的等级。

然而这一宣称今天看来却有些吊诡——所谓乡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观点，已屡屡被后来学者所批驳否定，证明两者间并无如此稳定的对应关系。照此来看，宫崎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是全盘作废，毫无意义了吗？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宫崎所认定的四级差别确实是无法精确成立的，但这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包括他大受学界非议的对九品官人法起源的论述也一样)。要害处在于他首次指出了六朝时期“为人定品”是任官的前提，其“人品”*学界对这一“品”到底应如何称呼争论不休，或曰乡品，或曰资品，或曰中正品，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纠缠于细枝末节。无论如何称呼，这一“品”是系于个人(背后的根源是家族)，而非像官品那样系于制度，这个本质是很清楚的。与所出任的官位官职之间是有等级对应关系的。无论细节如何在后续研究中被调整修正，只要认可这一点，我们对六朝官僚体系的认知就必然滑向贵族制的方向，而不可能维持在单纯的国家行政机构层面。因此他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原点，将其视为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寄。而这也是这部巨著虽然主体内容研究的全是六朝官制的具体设置，却依然成为贵族制论的支柱性成果，并且作者还要专设长篇的“绪论”、“馀论”来探讨贵族制的原因所在。

二、历研派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然而这时已面临着时代巨浪的涌起。二战一结束，便发生了潮流的大逆转，二战中被军国主义拖入深渊的日本知识界全面进入反思期，此前已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蔚然勃兴，学界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和无产阶级斗争史观，依据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模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的方式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历研派”)中国史方面的干将前田直典，于1948年对宫崎市定及另一位京都学派代表者宇都宫清吉发起冲击，从此掀开了京都学派vs东京学派*“历研派”或“东京学派”都是学界的惯称，但正如甘文杰所指出的，战前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者，实际上更应称为“东京文献学派”，前后虽有渊源而不可等量齐观。为免混淆，本文尽量使用“历研派”来表述。的一场大论战。

宇都宫在这篇名文中提出的“时代格”概念影响广泛，冲击力巨大。但就反响来说却并不很妙，可以说内外不讨好。砺波护给中公文库版《东洋的近世》写的一段解说词，真切地映现出当时的时代氛围：

在《东光》的编辑后记中，竹庵即森鹿三对宇都宫的论文不无危惧地评论道：“在文中，一度被内藤史学否定的王朝亡灵又抬头了。虽然这位新感觉派的学徒应不至于倒退到王朝史的地步，但当他引入拟人的‘时代格’概念时，王朝(至少汉、唐二朝)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来看待的。”而这一评论已有了触发驳论的苗头。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见到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的曲折处境：首先是从战前六朝学的主体，到50年代一转而变成落后甚至反动学说。历研派的观点，通过东京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归纳总结，进入高等学校教科书，而占领了知识传播的主流；京都一方持贵族制立场的论著，则落入下风，“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而经过大论战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到该解说词撰写的20世纪晚期，京都学派又再度逆袭成功，上升为“可以信据的通说”了。我们有必要把握住那个时代的这一基本流向，才能对这场战后大论战的双方处境抱以了解之同情。

关于这场唐宋变革论论战，亦即唐宋之间究竟是中世与近世的分界，还是上古与中世的分界？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这里对始末详情就一概从略了*中文世界的介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6)·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下)》(《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总论》等。。最概括性地来讲，历研派的学说，经历过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从土地所有形态和生产关系的标准出发，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从而推导出汉唐间仍属于家父长制的专制“古代”，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但是，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忽视了当时数量众多的一般民众，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于是西嶋定生撤回此说，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写出了其代表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从六朝贵族制论的视点出发检讨这场论战，应该说六朝并非主战场，而是夹在前后三大战区(汉、唐、宋)之间的被动环节。历研派几位主将，西嶋、堀和滨口都着力于秦汉、隋唐史*包括这一时期密切参与到论战中的其他重要学者如增渊龙夫、五井直弘、木村正雄，也都是以秦汉乃至秦汉以前的所谓“古代”中国为其学说的支点而辐射至六朝的。，而周藤吉之则是专长宋史。六朝几乎总是被作为秦汉的下延、隋唐的上溯、秦汉隋唐之间的接续关节而被提起。历研派的逻辑几乎是：只要证明了秦汉隋唐是同一历史阶段，夹在中间的六朝自不例外。而宫崎市定与之的争论也更多地以宋代近世说为中心，而不是以六朝为主轴的。从内容上说，历研派一开始采取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论，实际上与贵族制论也未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但修正以后的“皇帝个别人身支配”论倒真的在理论上与贵族制论形成了对冲，其背后的分歧，即在于承认贵族作为六朝社会的一个核心阶层，介于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被统治的庶民之间，有实质性的统合功能；抑或认为贵族只是皇帝统治体制下的官僚，皇帝对所有个人的人身支配才是六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质。从后者的立场出发，就无所谓贵族或所谓中世性，而只有皇权下的官僚制，其时代差异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应该说，后一种态度是较为接近中国学界主流的。

当然，从今天回看，何谓时代本质也许只是观念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毋宁说在于从不同的观念出发，眼中所见的整体像有异，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乃至方向也就殊途。从贵族制论出发，“贵族”阶层的兴起(名士、清流、乡论)、基于贵族门第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门地二品”与次门、寒门)、六朝大庄园制的形态、乡村社会、社会集团间“私”的结合(“门生故吏”、部曲私兵、豪族与自耕农)等问题成为必须辨明的对象；而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论出发，则自然关注皇帝统治方式、法律条文、良贱身份、赋税徭役、工商业发展及农业土地形态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处境已非同昔日的今天，恐怕没有多少学者还会对当年的论战核心提得起兴趣，毋宁说，基于不同立场而带来的具体论题展开，才留下了长久的价值。但这些具体论题，在其创生之初是包含在统一的整体脉络中，各自为了更深远的历史本质问题服务，这一历史语境却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一)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视角

如前引文所见，宇都宫《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一文不但遭到历研派的进攻，连京都学派同人内部也对其时代格理论不无嘲谑警惕。而他本人在日后也自感当年的立论“毋宁说使得内藤湖南博士之卓然高见反而后退了”，为了“反省自己狭隘的界定，尽可能复归先生的高见”，他于1969年退官前夕又写作了《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日]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7年，“后记”第673页。。因此要理解宇都宫本人的中世贵族论，还是要以此文为归结，而不能以《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为据，尽管后者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这篇论文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值得予以详细评述。

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从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门阀贵族豪族农民”三层。换言之，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字塔尖是贵族，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豪族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而且是伦理、艺术、学问性的知识及其实践的核心性的垄断者，在其周边广泛地存在着文化性的外延。他们作为整体，事实上是时代的主角”。从而，他主张也可将这一时代称为“门阀豪族体制”。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称为“庶人”。“这种身份差别，一方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区分，同时也逐步被强烈地意识到，最终甚至被断言为‘先天’即存在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标准包含了国家统制与社会观念两方面的因素。在官僚问题上，士大夫就拥有这种“先天的”既有权利，其联合体实质上具有官僚的任命权。皇帝的地位是得到一定数量门阀豪族集团的支持，乃至在“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基础上才能确立的。极端地说，“对皇帝负责”的官僚制，已经不过是“形存实亡”了。

宇都宫的这篇论文，应该说非常富于抽象理论建构的魅力——当然也有过度抽象化的危险，尤其抽象思辨的问题常常是往一个方向推向极致；此外，豪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士大夫也值得商榷。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的单极视角，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起来，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史形象。

《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是为中世史研究会的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而写的，而中世史研究会正是以他为旗手，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中坚，集合了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的新锐学者，引领了60年代中世史研究的潮流。1948年名古屋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宇都宫从京大转任名大教授，1952年谷川赴名大任其助手，其思想与宇都宫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在60年代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后，六朝贵族制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二)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

汉帝国的长期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生产，各地出现了富裕豪族和贫农之间的阶级分化。如果从抽象的社会学概念出发，豪族本质上是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的，但中国中世的豪族却并未能发展到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这在生态环境上，是由于中国华北地区为森林稀少的开放性地域，干燥平坦，适宜交通，同时又属于“小型灌溉自然降水农耕地带”，主要依靠小规模灌溉和自然降水进行旱地农业，这种生态利于大帝国的建设，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而社会阶级上的原因则在于存在强势的自耕农阶层(“乡论”是其力量的反映)。豪族无法迫使自耕农完全成为隶属性的农奴，其自身也就无法成为封建领主，而只能和自耕农一同处在既有阶级差异又互相依存的紧张关系中。而这种农业构造导致的强力规制，就使得豪族无法向武人封建领主的方向发展，而是吸收了文学学问，向文人贵族性的方向发展。其与自耕农之间也就形成“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性关系”，或曰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结合，称为“豪族共同体”。贵族是豪族中最有力的部分，他们进入中央，盘踞高位，但基盘仍然在于广大的豪族共同体中。贵族本质上说是依据乡品(亦即共同体舆论)而得以成立的，王朝不过是对其加以承认的机关而已。

关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观察探讨：

3.豪族共同体论重要的一点特色在于，重视农村共同体中温情的一面，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时一般观念都是从阶级史观出发看待地方上有权有势的豪族，将其视为农奴(奴隶/佃农)的统治压迫者(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倍感亲切的看法)。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当时风行的韦伯社会学、大冢久雄在经济史学上力倡的共同体理论，以及石母田正等日本史家的论说都是其思想资源，只是谷川、川胜将其凝练为一套上通下达的学说而已。但是，如果跳出具体论题，不难发现这样的对立思维本身注定是片面的——好比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究竟是压迫管理，还是指导关爱？无论哪一种都不难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因此，与其说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如说，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历史意义，是揭示了阶级史观掩盖下的历史另一面，亦即豪族或贵族不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性的优位，在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中他们也必须成为结构中发挥正面作用的一分子，才能维持此结构的稳定延续，从而保证自身的延续。而这一观念的萌芽，在贵族制论前辈及日本史研究者的论说中亦早已可见。如下引家永三郎对日本贵族的研究中，很重视的一点就是，贵族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是指导阶级，因为他们手握更先进的文化、更充分的资源，比后进阶级发达得更早更丰富，因此自然居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与贵族同时的平民也好，或者继贵族文化之后兴起的武家文化也好，都是在贵族文化的护荫滋养下成长的。而宫崎市定也早就断言：“中世的贵族是政府官员的母胎、文化的中坚，同时也是社会的安定势力。”*[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64页。

4.共同体理论将贵族制、君主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结合起来，将贵族制(或豪族共同体)视为君主专制与封建领主制的中间产物。这一思路，如谷川所自言，也是从宫崎市定那里继承来的。宫崎在在《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中指出，三国至唐代间虽然大致可称为贵族制时代：

但也决不能一言以概之，以为凡事都只用贵族制度就能解释透彻。在另一方面，是与之对立的君主权巍然存在，不断地努力摧毁贵族制，要使其变形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这一君主权的存在，使贵族制不得不止于贵族制。如果君主权更微弱一些的话，这个贵族制说不定会成长为更具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确有着看似向封建制推移的倾向。从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之不绝如缕，正透露出这一消息。毋宁说这在本质上是应会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由于君主权的巍然存在，而只能采取了贵族制这一特殊形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三编《餘論》，京都：同朋舍，1988年，第528页。

但实际上如果细究其理路，两代学者对“封建制未完成形态”的形成动因寻求解释的方向却恰好相反。宫崎认为是君主制阻碍了豪族成为真正割据性的封建领主；“豪族共同体论”则认为是小农阶层力量的强大使豪族无法像欧洲领主那样完全支配他们。这种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观察重心的下移，理论框架从“朝廷豪族”转移到了“豪族自耕农”。宫崎等早期贵族论者的视域可以说是“皇帝贵族豪族”，豪族只是被视为地方上的势力主体、孕育贵族的基盘，居于视野的最下层，却并非探究的主要对象；而到第三代的豪族共同体论，豪族则占据了视野的中心，成为理论成立的指点，其视域转为“小农豪族贵族”，其解释方向自然也就难免南辕北辙。相对而言，历研派的视域是“皇帝[官僚]农民/奴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视域则是“人民群众地主[皇帝、官僚]”。关于这些视域差异导致的学派对立，我们通过下面的模型可以看得更清楚：

(三)“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贵族制论第二代的论战对象是以东京为主阵地的历研派，到第三代时，对阵的锋芒则180度转向了西南方。作为历研派成员与其争论历史分期和封建制的重田德，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授；从“门阀寄生官僚论”角度与之对立的，是长崎大学的矢野主税*矢野主税有时也被理解为从属于东京学派，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无论其出身、任职抑或学说脉络，都与东大及历研派看不出有何关系。望了解情况的先达有以教我。，以及立场较为折衷的九州大学教授越智重明。这一地理上的转变，饶有趣味。其中尤其具有范式对立意味的，是矢野主税独特的“门阀寄生官僚论”*不过矢野主税本人居于长崎一隅，在学术话语及资源上远不能与京大相抗，因此这一论战远不如历研派论战那样铢两悉称、影响深远。矢野更多地表现出孤军奋战的独狼形象。。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多是实证性地针对具体表述进行的，因此仍有必要注意：哪怕通过这种途径攻破了豪族共同体论的具体论证，也只是局限于这一理论，无法对贵族制论本体造成动摇。而正如以往学界对其介绍中所侧重的，其学说中最根本，也最与贵族制论相冲突的一点，就是他坚持认为进入中央官界、把持政治权力的六朝门阀本质上是寄生于皇权的官僚，而不是具有自律性的贵族。而恰恰是这一点，却走向了观念上的对冲，因而也遭到更多的反击。

在将六朝豪族(门阀)视为国家寄生官僚这一点上，矢野与历研派大将堀敏一的立说是很相似的，这或许也会令人产生他们是一派的印象，然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路却完全不同。堀敏一是站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这一思想模式中，将唐代视为上古秦汉帝国的调整再造(也就是奴隶制的尾声)，而秦汉帝国时期，皇帝与大臣间具有类似于豪族与家内奴隶那样的附属关系，那么官僚当然只能是皇权的附属品了。这是典型的历研派思路。相对而言，矢野所论却并无如此宏大的理论色彩，而是植根于非常微观却在中世史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如矢野自言，其基本的理由在于认识到“累世官僚之家多贫困”，以及《南齐书·明帝纪》中“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一语*[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绪言”第1页。。换言之，失去官职及俸禄后的门阀士族无其他经济来源，乃是他这一理论的核心支点所在。

汉代的天子与官人间的关系，即便说存在着官人层(官僚层)，天子须待其支持方能进行统治；又即便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世袭性的高官家族，然而重点在于，官人大体上还是各自有其个人的出身。此外，所谓乡举里选虽然是儒教在选举方面的一种理想形态，在汉代却并未得到实行。反过来，在魏晋南朝(尤其魏中期以降)，天子却采取了根据乡村社会舆论(乡论)来确定官人资格的形式。如果在贵族的政治属性上有这些表现的话，那么就算贵族当中有贫困者，有依靠俸禄来生活者，在本质上也不能说贵族就是寄生官僚吧。更何况，就算是南方的北人贵族，也有许多是利用其政治权力(换言之，利用其作为官人的特权)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呢。*[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东京：研文出版，1982年，第7页。就此而言，越智绝不能说是矢野的同道，而毋宁说只是贵族制论者中较为强调君主权力的特例。并且他还表示自己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的理解，“一方面与宫崎的理解相通，另一方面与谷川的理解相通”*[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第11页。。越智所提出的“族门制”学说，将六朝门户分为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若干等级进行理解，本质上正是宫崎“金字塔式重层社会”观的强化。

(四)贵族制？还是官僚制？

时至今日回顾，当时两次大论战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如何看待皇帝统治及官僚制的问题。对于皇权，六朝贵族论的一大视点，就是将皇帝视为贵族制下的一环，强调其在贵族阶级中受到限制的相对无力，弱化其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方面。而对于官僚，源于内藤湖南而由第三代显著强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贵族虽然表现为官僚的形式，但却是“自律”的，不由皇权决定。面对反方的质疑，川胜义雄的一段话代表了豪族共同体论典型的思维方式：

六朝贵族制论是努力在历经二千年不变的皇帝统治的形式下，寻求时代变迁的轴心。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一问题如果表述为“贵族(豪族)是否具有自律性”，仍很难避免进入到纠缠不休的漩涡中。因为这一集团的根源到底来自皇权还是来自更底层的农业共同体；是作为国家公职的身份更强还是自足独立的色彩更强；皇权对其究竟是决定性的，抑或仅仅是一种“承认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学者个人学说体系的差异，很容易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判定一种存在形态及其属性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官僚”的？也许应该寻求更具有形态上可观察测量的标准。例如宫崎市定在论述北齐北周之别时，就曾在不意间有过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北齐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体制，是接受了魏晋南朝的贵族官制，而北周却有意识地反对贵族制。其区别在于：

这一时代的贵族，从其渊源上来说，不过就是律令时代高级官僚的后身。然而在律令时代的后期，其官僚性已经逐渐稀薄，到了这个时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他们以其尊贵的家系与作为大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为支撑，转化成了居于私性的支配势力之上的存在。当然，为了使其地位公权力化，带有律令制官职仍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形式上依然延续了律令机构，但实质上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性质变化。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与此相比，藤原时代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这不能不看作是这一转变的结果。*[日]家永三郎：《古代貴族の精神》，《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史》古代第二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第3页。这与前述宫川尚志所指出的，六朝时代“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讨论至此，我们更不由得想起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名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念奴娇·登多景楼》)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正可以涵盖而不囿于“自律性”之类的提法。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士大夫理想，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清思想家口号相比，六朝官僚身上“为门户计”、“不顾君父”的色彩之强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在笔者看来，与“自律性”这一概括力强大却不免空泛、难以捉到实处也易受攻击的范畴相比，从这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探索其他侧面)来优先把握“贵族官僚”这一范畴，或许是更为有效的。

四、跨文明的底色：从比较角度出发的日本古代贵族制观察

以上费了颇为冗长的篇幅，概观了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及历次论战的情形。以下将转入一些对我们而言也许是更根本性、更关心的命题。

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内藤湖南的这一学说，可能从朴素的观念上就难以理解：明明六朝也有一个(或几个)皇帝，有一个(或几个)政权在，下边那些人在身份上也都是朝廷的臣民——这样的政治结构不也是君主专制吗？与秦汉唐宋元明清有多大的区别？其他朝代也都有达官贵人，有“统治阶级”，为什么其他时代不叫贵族制社会，而偏偏要给六朝这么一个特别的待遇*据葭森健介的介绍，“在日中两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第一次会聚一堂的1992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将‘贵族’一词作为关键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这是为什么？这个尖锐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成为中国学者质问日本学者的一个关键问题”([日]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张学锋译，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219页)。葭森氏并已论述过内藤在日本史研究上同样秉持着“历史从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向以民众为中心的时代发展变化”的观点(同上，第225页)，并推论其学问的拓展步调可能是“给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带来深刻影响的隋唐文化，也就应该带有‘贵族性’的要素”，亦即其认识为“他对日本史的理解在中国史上的投影”(同上，第251页)。？田余庆先生可能是这一立场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专著和访谈中都曾明确表示不能赞同这一学说，东晋门阀政治只是漫长中国帝制的一次变态而已，在东晋以后，变态就已逐步回归常态。笔者在这里无意也无能批评双方得失，只是希望对下面的主题作一思考及提示：内藤湖南何以会对六朝隋唐的这一方面给予如此高度的重视，用作给时代定性的基本因素？对中国人而言如此“莫名其妙”的一个命题，又何以会由日本学者提出，并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如学者已意识到的，所谓“唐宋变革”的类似说法并非内藤最早提出，也不专属于日本学界(参见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我们对内藤这一学说的重视，毋宁说应当着眼于其论说体系的依据及视角，而非某个泛泛提法的发明权。？

川合安曾指出：“在我国学界，使用‘贵族’、‘家格’时，虽可能未必有意，但不可否认其中会有日本史中贵族意象的投影。”*[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笔者对此深有同感。而且对该学说的创始人内藤湖南而言，这种投影其实并非“未必有意”，而是可以确认的。论者过去甚少提到的是，内藤在论述中，有好些处就都引用了日本古代史上的情形来作为对比，他在《中国中古的文化》中谈到贵族政治的弊端之一是“高官是根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因而不必对天子充满感激之情”，谈到当时财婚问题时指出“当时养育女儿的家训是嫉妒，其目的就是要妻子控制丈夫”，在《中国近世史》中谈到“君主如果不听从谏诤，可以撤换之”时，都指出其“与日本的藤原时代也有相同之处”，“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也存在”*[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第308、310、325页。。这足以证明他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心中确实有日本古代史的参照坐标在。

追本溯源，“贵族”当然是一个中国文献中的固有词语，不过似未形成为制度化的术语。就六朝文献来说，大抵指的是高贵的家族，如《魏书·世宗纪》“贵族豪门”、《南史·谢方明传》“贵族豪士”等。大约只有《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书“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及《晋书·列女传》“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具体语境中是指汝南周氏)两条，为较有社会史意义上的阶级规定涵义，但也难以确认这里所说的“贵族”究竟管到哪一级别。并且，“贵族”一语的出现频率应该说相当低，遍检中古史传，除去重复，不过寥寥数条而已*我们习用的“士族”、“世族”、“门阀”、“阀阅”等术语，在六朝文献中同样相当罕见(仇鹿鸣已统计指出“士族”一语不仅少见而且晚起，见氏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页)。我们今天对六朝史应用的这些基本范畴体系，可以说都不是“原生态”的。。总体来说，今天所谓六朝贵族制论的核心范畴，很难说是从中古表述中自然提取出来的。

但在日本史中，“贵族”却是一个常见的基本范畴，从上古一直用到了明治时代。尤其在讨论日本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奈良、平安朝时，“平安贵族”或“藤原贵族”等范畴可以说是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术语。“贵”和“贵族”并不是后代史家赋予那个时代的概括，而就是古代日本固有的用语。“8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共有30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贵’，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21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的荫位制)，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此外，律令制下的位阶与官职之间基本遵循官位相当制，即官与位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五位以上的贵族占据了律令制国家机构的中枢要职”*王海燕：《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第一章第一节“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从这些基本的概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到中日贵族制论之间的颇多共通之处。这种共通是偶然的、零散的吗？抑或是具有社会构造、时代阶段意义的整体像？

中国学界熟悉的著名日本史家家永三郎，在这方面留下了两种探骊得珠、富于理论概括力的专著：《贵族论》和《古代貴族の精神》*《贵族论》为《新日本史讲座·古代后期》的一种，东京：中央公论社，1959年；《古代貴族の精神》则为《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2：古代》的一种，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提供给我们比较观察中日古代贵族制的宝贵资源。通过观察一下日本古代贵族制的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学者会从贵族制的角度去把握六朝，也有助于我们在更普适性的原理层面理解六朝社会：

1.家永氏指出，日本贵族“无一不须标榜自己为氏姓社会贵族的后裔”，“所谓贵族，并不仅仅是在现实中拥有尊贵的地位，其要素在于保持尊贵的出身与血统”。亦即与个人的位高权重相比，家族血缘的尊贵才是贵族地位与自我意识的根源。这与六朝贵族依仗“冢中枯骨”余荫、夸耀家门久远的表现显然相通，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各种贵族社会所共有的性质。

2.朝廷官职为贵族所独占，日本贵族制子弟不须考试或积累功绩，凭借家门便可于二十岁出头直接获得相应等级的任官权：“官人的任用升进通常也须考虑氏姓的大小尊卑，因此氏姓阶级的身份特权也都在律令制度内得到了温存。像这样，前代的贵族都尾大不掉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律令国家的上级官僚。依据选叙令，三位以上者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者的子孙，在二十一岁后便有以父祖恩荫而得以无条件叙位的荫位特权；而依据学令，得以进入作为官吏培养机构的大学就学的，除了东西史部之子外，原则上也是仅限于五位以上者的子孙的。总之在一切的方面，官职都只能为贵族所独占，被封闭在世袭范围之内。”日本贵族官制有三方面的特征：贵族垄断、自动授官、官品对应家门等级。这在六朝门阀社会都有很鲜明的表现(连高门子弟二十左右入仕的情形都与日本如出一辙)，也正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所着重研究的方面。

3.日本贵族同时是在中央朝廷中担任高位的官僚，这与六朝贵族也完全相同。而家永氏针对这种身份上的兼容性作出了独特的阐释。首先是其特权性：“大化二年发布了改新之诏，在废除氏姓阶级的土地人民私有权的同时，规定‘以食封赐大夫以上’。……从中可以确认律令制官僚将享受特权视为理所当然的露骨意识。只要存在这一意识，律令国家的官僚便无法只是官僚，而必定会形成贵族阶级。”“一旦获得了上级官僚的地位，其身份在制度上就可能是世袭的，因而他们也就凭借着世袭的高级官位和经济特权，得以永久保有了贵族身份。”这一界说综合考虑了政治身份、经济资源和社会意识等因素：政治经济特权确认了其“贵”；世袭性身份则保证了其为贵“族”而非个人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到个人，都意识到这种世袭特权，并对这种意识予以承认，而不是加以批判否定，这与南朝士大夫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正表现出同性质的自我认知。

5.贵族处于高低等差社会中，故贵族俯视平民、高等贵族俯视低等贵族：“他们占据着外观上的高贵地位和狭隘的世界内部，微妙地怀抱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安坐于社会的最上层，以轻蔑的眼光俯视其他阶级的人们。地方上的粗俗平民被视为异类生物，这是不待言的，在最高贵族眼里，就连下级贵族也不过就是另一世界的存在。”这与裴子野所指摘的六朝“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引裴子野《宋略》，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39页。情形若合符契。

6.对礼仪、“故事”的高度重视：“他们居于最高身份，恣享荣华……只要维持现状就已经足够。他们不但没有树立新仪、进行革新的心思，毋宁对此是避之则吉的。在公事上确立先例故实哪怕一举手一投足的违误都被指责为‘有大失’。这毕竟无非就是因为，墨守先例故实，乃是基于惰性而得以维持的统治地位的象征的缘故。”最后两点作为文化上的表现，也正常见于六朝人物，稍读史书即知，毋庸烦举事例为证。

以上种种方面，都可看到日本古代王朝贵族与中国中世“贵族”之间的契合身影。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原理性的同质？还可继续讨论。但日本学界何以会选择了这样的术语和理论来解读中国史上的六朝士大夫，也许通过这一观察我们已可多少获得理解。正是日本史上固有的这种认知，使得日本学者在观察中国文明时得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阶段的特性。当然，跨文明、跨国度的比较常不免含有“格义”过度、削足适履的危险，但比较性立场却也让我们获得了超越具体个别人事，进行原理性探测的依据。

五、纠缠于政治史？贵族制的两种理解模式

世人扰扰，到今天也还热衷于政治，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唯独对政治喧嚣不已。然而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乃是人类生活中原始低等的存在。所谓政治，并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的东西。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而对“统治”有所理解的决不仅仅是人类。诸如蜂蚁之微，都无不充分拥有统治权，牛犬之流，也都有高度的统治权。所谓统治，说到底不过也就是动物生活——用现在的话说——的延长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不但未见得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而且作为动物时代的延续，其实也就不过好比是人类的尾椎骨一样的东西罢了。当初的贵族，在政治之外还有着多姿多彩的高尚生活。贵族有学问，有艺术，有工艺，有多姿多彩的生活要素。平民是被统治的一方，君主则是所谓统治的一方，然而却都不得不营最简单的生活。这既是平民的可悲之处，同时也是君主的极其可悲之处。*[日]内藤湖南：《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东洋文化史研究》，第120页。这种观念本身就与一般人，尤其中国固有的史学方向大异其趣。我们也许很难否认直到今天，政治仍然是最集中地牵动着所有人生活的有力杠杆和核心力量——而且越是政治高度集权的时代，其作为时代核心的重要性就越难否认。内藤对政治的这种蔑视，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界说，莫若说是一种精神取向，期盼历史能从这种政治集权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达成人类在文化上的“醇化”、“精粹”生活。而在这一期待达成之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世人扰扰”，除了他以外的一般人是醉心于政治的。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内藤的内心中，实际上是非常抗拒从正面意义去理解政治的(他所理解的“文化”，也是排除政治的)。他明确指出，“贵族”对六朝时代而言具有全方位的核心价值，而不仅限于政治上的观察。如《中国中古的文化》的篇末结语所言：“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第311页。

豪族未必就是贵族。要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更进而成为贵族，非得添加上某种能授予他们高贵性的东西不可。这种东西就是官位，是由政治权力保证的身份上的高贵性。“豪族”可以单纯作为社会性的概念来把握。然而“贵族”这一概念中，却加入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极端来说，“贵族”原本就是政治性的概念。*[日]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4页。

可以看到川胜意中的“贵族”，与前期学者的使用已有了相当明显的分歧，其与豪族相区分，而被限定在与中央政治紧密互动的少数门阀中。要探讨这样的贵族，自然不可能再与政治史分离。这恐怕代表了战后贵族制论相当典型的一种理解方向。

从政治史的角度去理解贵族论，很显著的一个自然倾向就是将焦点集中在中央王朝的高等官僚身份上，从而将贵族定义为具有中央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而这也正是欧美世界士族研究者的主流立场。由此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很容易以特定门阀家族作为代表者，着眼于这些家族的兴衰来论证时代属性。例如南朝后期至唐初，王谢家族显然在大多数时候已经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实权，尤其侯景之乱后，旧贵族层已在大乱中分崩离析，这一点即使贵族制论者自身也是认同的，如冈崎、川胜等都认为贵族制在梁陈之际就告结束。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就会引发一些具有必然性的质问。例如，如果掌权家族不够稳定、掌权时间不如预想之长久，或权力没有强大到期待值(例如和君主并驾齐驱或凌驾其上)，则“贵族制”是否还成立？是否应换为其他表述(门阀政治/精英家族/寡头政治等)更为合适？又例如，掌权的少数家族衰落后，贵族制是否就告结束？亦即所谓贵族制时代究竟延续到何时？但宫崎市定对这一问题，其实早已预言般地作过答复。他指出：

君主的政治权力，时而足以压制贵族，尤其当王朝革命之际，纵使大贵族也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遭灭顶之灾。然而，君主权力尽管能够排除特定的贵族，却无法消灭金字塔型的贵族群本身。在二三大贵族灭亡之处，随即便会有其他贵族代入补缺，金字塔之为金字塔，依然是一直屹立不倒的。

就个别的贵族来说，经历南朝灭亡、隋末大乱之际的冲击，走马灯也似变换，部分地新陈代谢，然而一旦天下安定，和平继续，新的唐朝式贵族的金字塔型便又成立。*[日]宫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三《中國近世の政治》，第63页。很显然，宫崎市定的解释对象虽然是政治史的，但其解释立场却是社会史的。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乃至家族的兴衰存亡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其背后的社会构造是否延续维持、稳定地发挥作用，才是判断一个时代性质的关键所在。如果认同宫崎市定的这一立场，则仅仅作为这一社会结构在特定时期的符号的王谢门第是否衰落，王谢子弟是否还能在新朝担任高官(更不必说是否具有实权)，实际上都已是与贵族制理论不相冲突的问题了。

归根到底，宫崎与川胜对“贵族”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基本的范式：1.血缘等级制社会中的上层阶级。2.掌控中央政治的特权家族。这两者在对象上有重合之处，但理解重点及推演方向却完全不同。宫崎观念中的“贵族”，是一个比少数中央寡头家族庞大得多的社会阶层，从适用人群来说其实更接近于川胜观念中的“豪族”，而重点则在于强调门阀间高低格差的等级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守屋美都雄以来日、美、中学界针对个别中古家族的实证研究，虽然无疑具有高度的价值，也更有可能提出别具意义的解读思路，但就讨论“中国中世是贵族制时代”这一命题而言，其有效性却值得商榷。无论有多少大族被论证为在某时期兴起或衰落了，都无法证否(或证明)贵族论者的这一命题。这两种思路毋宁说是平行不悖的。如果以此命题为中心，也许更应当讨论的是：中古时代是否确实存在过这种血缘性的身份等级制度并在社会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如果是肯定的，则其与其他时代是否有本质的不同？窃以为这才是判定所谓六朝贵族制论是否成立的要害所在。

六、贵族制论的舞台：政治史？文化史？时代史？

在政治史之外，从社会文化史，尤其思想史、文艺史的角度，六朝贵族论却有着皇帝官僚制视角所无法提供的重大长处，那就是对整体时代史性质的把握力。日本后来的贵族制论史家往往迷于此点，未免予人多歧亡羊之感。当然，在其中也有若干游离或超越于政治史思路之外的论著，虽然未能像《九品官人法の研究》那样提供完美的范式，但作为具有潜力的学术方向，则值得专门作一评述。

事实上，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早就论及，但在史学界或许只是作为贵族政治及经济史的一点尾巴来附带阅读的，就是内藤湖南在该篇后半所论述的学术、文学、音乐、美术各方面的唐宋变革。他指出，学问上汉魏六朝是重家法、师法的注疏之学，唐中期后开始自出新解；文学上流行骈体文、五言诗，唐宋开始则变为形式自由的诗词散文、形式复杂的戏剧、自由表现的俗语，“贵族性文学就骤然一变，朝往庶民性文学的方向发展了”；绘画上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流，是用于装饰宏伟建筑物的“贵族的道具”，“画的意义不过在于说明事件而已”，五代以后则水墨画、卷轴装兴起，平民之流亦可随身携带欣赏；音乐上以舞乐为主，“尤其与贵族性的仪式相适应”，宋以后则模拟物象，迎合底层平民的趣味。以上变迁大势的勾勒虽然主旨在于阐述唐宋变革，但其主线仍然紧扣“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变，虽然语焉不详，但每一点都带出来那个时代一个完整侧面的速写。

文学方面，作为贵族制论的大本营，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反而几乎未出现相关的回应之作。吉川幸次郎虽然赞同贵族论，但其学说路数却完全上接乃师狩野直喜，走的是经典注疏和文艺分析的路子，而非对文学史作结合外部环境的框架构建。京都学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本土学界交往甚密，受影响甚深，这可能也减弱了他们从身边的史学领域汲取营养的动力。相较而言，反而是非京都学人更有从事于此的热情，九州大学冈村繁撰有《六朝贵族文人的怯懦和虚荣——关于“清谈”》一文，试图从九品官人法造就门第社会的角度阐述魏晋文人的软弱与虚荣气质，进而探讨东晋文学走向玄理化的原因。东京方面，石川忠久及其弟子佐藤正光、矢岛美都子等则受到《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的深刻影响，试图将贵族社会论应用于陶渊明、谢朓、庾信等六朝文人研究中。但总体来说，这些尝试多半有些生硬，往往是在对人物的研究或原理分析上较为得心应手，一旦落实到文学表现上便又回到分析鉴赏作品的老路上去了。“贵族论”只成了套在文学研究身上的一件外衣。

综合以上论著，可以看到其成绩，但更多的是不足，显得零碎甚至牵强。虽然也各具风采，但整体而言无论广度深度都未能超出内藤当年所论，不能不令人遗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个方向与战后史学主流大异其趣。对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哪怕是用“贵族”这样非经济基础、土地所有形态的范畴来讨论政治史、社会史，都已不足与论把握历史本质了，更遑言“心态”、“精神”云云。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氛围中，思想史、文化史实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土壤。其成果的丰厚深入无法与政治史、官制史相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表示贵族制论在文化史、艺术史领域就是无用武之地的。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以往研究的贫弱留下了更富于挑战的课题。与受限于权力和制度的官僚制、政治史研究相比，“文化”是由个体的人来承担，来创造的。而如前所述，贵族论最初从内藤脑中起步时，正是从“中世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一原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人被既定的社会构造所约束，又在社会中努力发展、改造社会。“贵族”与“贵族制”的互动是超越了上层权力世界而辐射至全时代的。如果跳出六朝，打开视野，从中日乃至世界共通的视角予以比较观察，则前揭论著仍然给我们提供了具有指引性的思考方向。家永三郎曾引清少纳言《枕草子》中的名句“不相称之事：小人之家降雪，或月光洒入，为可惜也”，指出极其重要的一点：

与民众显著隔离的这一时代的贵族，醉心于夸耀自己的高贵地位，不必说对一般人民的特权意识，就是贵族内部，阶层的上下之分也极其敏感。

不论是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还是这种情趣中所产生的艺术之美，在她看来都不应与“小人”有关，而是仅限于贵族的特权世界内部的。*[日]家永三郎：《古代貴族の精神》，第5页。在身处森严等级的贵族眼中，宇宙万物的秩序都以等级为依归，他们所见的美与自然亦不外如是。由具有这种世界理解模式的人来推动的历史，与今天的差异应是一目了然的吧。而在贵族视寒门若草芥的同时，低等的武士对贵族文化亦怀抱着“憧憬与警戒并存”的心理，“贵贱”“清浊”成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疏好恶的基准：“源赖朝责备筑后权守俊兼重迭十余领小袖便服使之重色的行为，训诫其应切去小袖下裾，‘若常胤实平者，清浊不分之武士耳……各衣服以下，当用粗品，不好美丽……’这意味着赖朝认识到贵族性的文化价值与武士性的文化价值在原理上有所不同，主张作为武士，理应舍弃前者而追随后者。然而即使是面对着贵族文化的浸染，拥护武士文化的赖朝其人，也屡屡将京都的文化人士招揽到镰仓，丰厚接待。”*[日]家永三郎：《贵族论》，第24页。与之相较，南朝亦有著名的轶事：陈显达烧其子麈尾，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李延寿：《南史》卷四十五《陈显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4页。，其背后正有共同的心态。以21世纪人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对此作出圆满解读的。这样的互观让我们看到，贵族制对合乎逻辑地理解那个独特时代的人物心态及行动，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家永三郎进而提炼出贵族文化的四项重要特色：

1.特权性(非民众性)。如上举《枕草子》之例。“这种阶级上的封闭性，同时是与中央都市相对于地方农村的封闭性联结在一起的。”*[日]家永三郎：《贵族论》，第28页。故家永又进而提出与特权性相关联的都市性，也就是非农村性。

2.消费性(非生产性)。这表现在：(1)与生计艰苦及劳动者的心情脱离；(2)大量采用消费性生活的题材。即使与生产相关者也只是从“田间看樱花”式的游民视角来描写。

3.自给自足性(非商品性)。“贵族文化的相关文化能力，被要求作为贵族的教养，而在现实中，这种文化上有才能的人才确实在贵族内部如云辈出。至少在和歌、物语、书道等领域，应当称为‘职业作家’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家永进一步指出，贵族虽非职业的匠人，但却具备指导职业专家的高度能力，“绘画也好汉学也好宗教也好，不少贵族男女是有着不输于专门画师、博士和僧侣的专门教养的。”*[日]家永三郎：《贵族论》，第32页。这一点，与颜之推感叹王褒入北为人书碑之事完全相通，也是目前文学界观察中古文学、文人最关心的前沿视点之一，即从现代色彩浓厚的“作家”论转入完整的古代士大夫知识构造、所处环境及其书写产品的解读。

与此相比，庶民文化在职业化、商业化上的发展无疑是显著的。因此家永又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论断：“町人文化和现代文化基于其商品性，必然不得不迎合消费者、需求者，并且需求者的文化能力通常比生产者要来得低劣，因此文化也就自然不免于低俗化的倾向。而与之相反，对自给自足的贵族文化来说，贵族自身的文化能力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就是文化的一般水准，其间并不存在差距。不管是町人文化还是市民文化，都往往可见低俗化的倾向，而贵族文化却能免于此弊，其理由正在于此。”*[日]家永三郎：《贵族论》，第32页。结合1、3两点，家永进而提出“私性，也就是非公共性”。即贵族文化是基于封闭性的特权阶级，为了该阶级自身(而不是外在于创造者的消费群)而创造的，故其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享受悦乐，故能精益求精，超越现实的功利目的。

4.高度(性)。即贵族由于吸收了大陆外来的先进文明而获得的文化先天高度。这一点与中国显著不同。家永进而提出精炼性，也就是非粗野性。

显然，从日本贵族文化提炼出来的这几种特色，有其自身历史环境中的特性，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与六朝文化的共通之处。此外，史学巨匠津田左右吉的名著《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第一册就是《貴族文学の時代》，其中也早已指出以下与“贵族制”、“贵族性”密切关涉的文化事象：

1.“(贵族文学)处在非以语言诉于公众之耳，而是以文字传写的条件中，而印刷术又尚未开创，就连文字也限于受过特殊教育者之间，则文学与一般民众遥远绝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在这个财富与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时代，贵族性文化的舞台就是都府，因此当时的文化又是都会性的。”*[日]津田左右吉：《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第1卷《貴族文学の時代》，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67页。宇文所安《初唐诗》指出，直到唐代前期，文学仍然是“都城性”的，与此恰相呼应。当然，也有差异，日本古代都城与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绝大(略似法国之巴黎与外省)，一旦被放出都即等同于排出贵族圈外；而中国早经东周秦汉各国都邑的大发展，故国都之外仍有若干大都市可供文化活动之需。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六朝隋唐文化之辐凑于京城，是显然的事实。

2.“贵族性、都会性文化，又自然使得贵族都城人士的生活成为私人性、室内性的……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娱乐上，野外性、公共性的方面都发展不起来……即便将吉野的山水看作桃源、视若天台，游宴度日，驱驰于诗酒间，也不过是将宫廷生活转移于山美水清之处而已。”*[日]津田左右吉：《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第1卷《貴族文学の時代》，第68页。

3.“在当时的政府中，比起实务处理的能力来，能为仪式增华的美好仪容，以及优雅的言行举止才是必要的，而这正是贵族与生俱来的特长。”*[日]津田左右吉：《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第1卷《貴族文学の時代》，第180页。关于这一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仪态举止是有截然区分的，中国东晋南北朝所在事例多有，而日本古代也同样如此。

像上举这些事象，在平民时代的今日看来有许多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上过去的一种影像来接受，那当然无需追问其何以如此；但作为同一地域乃至同一文明的先后延续，何以从那个时代到今天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样相？人们何以会在如此陌生的逻辑驱动下言行，制造出符合他们生活理性的历史结果？如果要对此获得整体性、原理性的解答，在笔者看来，贵族制论仍是至今最有效的一种解释思路。在贯通性地观照整个中世时代的意义上，这一思路仍有广阔的空间有待开展。而这种思路，一开始就是在跨国度的比较史视野下展开的，在将来也将具有跨越不同文明和历史时期的普遍适用价值。它所能够、所应当活跃的舞台，应当远远超越狭义的政治史领域，而是具备着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而构筑、塑造了那个时代与非贵族制时代在种种方面不同风貌的、整体的时代史的意义。

[责任编辑孙齐]

林晓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2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南朝贵族文学生态研究”(12YJC75105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初稿曾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中古的政治形态——以贵族制为中心”史学沙龙专场(2016年10月15日)提交报告，承与会专家同仁批评指正，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