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岩

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
——以殿试对策为中心

林 岩

南宋遗存至今的殿试对策相当丰富，可以藉此考察士人如何通过此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及成效如何。从士人阶层舆论方面来看，无论是已经入仕的官员，还是廷对士子本人，大都认为参加殿试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应该在皇帝面前认真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作为今后的从政指南。而从当时殿试阅卷的程序来看，皇帝虽然表面上会摆出鼓励直言的姿态，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却与皇帝自身政治意图能否实现有着微妙的关系；一般来说，殿试阅卷官保守、稳妥的判卷态度，实际上会直接影响直言的殿试对策能否送达御前。虽然殿试对策有着较为严格的文体规制，但是试图指陈时政缺失的廷对士子，却总是可以逾越这些限制，寻找到直言进谏的突破口。作为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权相长期掌控朝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士人政治见解的表达，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执政期间，那些涉及时政批判的殿试对策几乎很少见到或被保存下来。

南宋；殿试；对策；政治表达

最近十余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围绕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日渐增多，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专门的研究议题，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化，一部分学者又逐渐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了对于科举考试文体的细致考察方面，而其中宋代试策的各种情形尤其受到关注。

从制度层面来说，宋代科举试策的场合较多，在常规科目的解试、省试、殿试(自熙宁三年以后)三级考试中，都有试策的规定；而且在制科考试中，不仅要求事前必须有进策，而且在殿试中，也同样要试策。但是，现有围绕宋代试策的考察，大多是笼统地进行论述，而没有将不同层级的试策情形予以明显地区分。然而很显然，宋代的殿试试策有其特殊性：首先，是以皇帝名义，通过策问的形式，向与试的士子们摆出征询国家大计的姿态，这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意味着士子可以直接与皇帝对话；其次，按照惯例，参加殿试的士子，他们已经不会再遭黜落，只是在名次等第上有所升降而已，这无疑会使他们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不必担心没有功名。因此，我们认为，宋代的殿试对策理应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题来进行考察，而不应与省试、解试，以及制科的试策相提并论。这是本文选择以南宋殿试对策作为考察对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有鉴于此，本文的写作意图在于考察：如果一个颇有抱负的士人，他幸运地通过了省试，终于有机会参加殿试，那么在有诸多限制的对策答卷中，他是否仍然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声音是否可以被皇帝听到？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否会鼓励他去这么做？他的对策文章在阅卷过程中会有怎样的命运？皇帝又会喜欢什么样的文章？某一时期的政治情境对于廷对会有怎样的干扰作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士莫大于始进”：南宋士人舆论中的廷对

我们之所以要将殿试试策与省试、解试试策区别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士人阶层的心目中，殿试享有特殊的地位。首先，这是一个士人经历过解试、省试的层层淘汰之后，所面临的最后一次考试。这时，他已不再有遭遇淘汰的担忧，而只是在角逐名次的高低。也就是说，他起码会得到一个科举功名。其次，这是一个读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读之后，第一次有机会能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应该会去思量是否要把握这样一次机会。最后，这也是他走入仕途的一个起点，如果他不是一个仅仅追求利禄，而是有着坚定政治信念的士子，他对于为官从政的理念，多少也会在对策中得以体现。所以，无论怎么说，参与殿试对策，对于一个士子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时刻。为了凸显殿试对策的特殊意义，宋人一般都喜欢使用“廷对”一词来指称。

那么，南宋的士人对于“廷对”究竟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是那些已经步入仕途、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他们如何来看待“廷对”的行为，或者他们会赋予“廷对”怎样的意义。在这方面，真德秀的言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说：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亲承大问，此君臣交际之始也。一时议论所发，可以占其平生。盖君子小人之分，利与义之间尔。志于义，则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对越上天而可欺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尽乎？朝廷有旷阙，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蹙忧，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与父之当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则进而立于朝，必不敢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为货贿而贼其民，凡皆一念之义为之也。志于利，则上欲希举首，下欲不失甲科，鳃鳃然唯恐落人后。时方攻正学，则曰伪党不可容，时方启兵端，则曰大义不可郁，侥幸一得而已，他奚恤？推是心以往，位于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视其人，凡皆一念之利为之也。夫始进以义，犹或继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义终者乎？*真德秀：《跋黄君汝宜廷对策后》，《西山文集》卷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7页。在真德秀的眼里，廷对就是君臣名分确立的开始，而根据一个士子在廷对中的议论，也就几乎可以料定其一生的作为。因为在他看来，君子、小人的分别，利与义的取舍，在廷对过程中就可以判别出来。凡志于义者，在廷对中必然敢于指陈朝政阙失，这样的人出来做官，也必定会对君主效忠，对民众负责。反之，凡志于利者，一定是以追求利禄为目标，这样的人出来做官，势必会对君主不忠，对百姓不仁。简言之，他将廷对当成了一个人入仕之前的试金石。

与真德秀差不多同时的刘宰，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为孝宗、光宗朝重臣罗点编辑文集时，曾在集序中说道：

惟公致主规模一定，于畎亩中而志念忠纯，不为外欲间断，故论奏虽多，一本仁义。践扬虽久，所行大概不出初年廷对一策。某谨第公奏对之文于先，而以廷策冠之，庶来者知所比方云。*刘宰：《罗文恭公文序》，《漫塘集》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532页。刘宰认为，罗点之所以能在孝宗、光宗两朝对于君主多有规谏和忠告，在他早年廷对中就已经有所体现，而他后来的行为不过是践行了自己在廷对中的政治理念而已。

比真德秀、刘宰稍后一些的戴栩，也同样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一位徐姓的儒学教授刊刻了绍兴二年(1132)状元张九成的殿试对策，他为之写下跋语说：

今又刻公廷对于学，且序其后，谓士莫大于始进。初，余承乏癸未礼闱，得徐君卷，爱其论汉唐不为举子语，及上集英对，以其稿示余，直而不讦，婉而不迂，事切当世，巨细靡不及也。有司初第居上，已而才缀甲科，所谓不诡遇求获者，徐君殆以身教，非空言也。*戴栩：《无垢先生廷对分录跋》，《浣川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753页。从戴栩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儒学教授在刊刻张九成殿试对策时，曾在序言中提出“士莫大于始进”的观点。而他本人在廷对时的言论，以及后来的出处行为，也恰好印证了他对于这一观点的信奉。

从这些相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一部分南宋士大夫看来，一个士人廷对时的言论，绝对不能仅仅是为了夺取高科而故意唱高调，它应该成为其一生行事的指南。也就是说，廷对中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应该成为他走入仕途的出发点。

其次，对于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他周围的亲属、朋友、前辈又会抱有怎样的期许呢？南宋时期，有不少专门为赴廷对士子所作的送行诗，从中我们可以得窥一斑。如魏了翁为他们两位即将参加殿试的兄长写下这样的一首送行诗：

吾家令兄弟，异氏而同气。雅知义利分，不作温饱计。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二千字。植治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有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后此者三年，东瞻复联第。天子方谅闇，有言不得试。岁行在协洽，文翁陈谠议。惟知守家学，宁顾触时忌。虽不第甲乙，自谓傥无愧。古人为己学，何有于富贵。穷则独善身，仕将以行义。两兄西南彦，九牧将倒诣。平生刚直胸，毋以科举累。矧逢主听宽，宁复怀顾畏。厥今果何事，请略陈一二。内无王文正，谁与理家事。外无韩忠献，谁与整戎备。荧惑守羽林，震雷诧冬瑞。天象已云然，人事犹尔耳。劈析为上言，卓哉朝阳喙。却携令名归，为亲一启齿。*魏了翁：《送二兄三兄赴廷对》，《鹤山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87页。四川邛州蒲江的魏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在魏了翁这一代，兄弟六人中，有多人陆续考中进士。魏了翁本人于庆元五年(1199)登科，当时正是韩侂胄执政，兴起“伪学之禁”的时候。所以，他在诗中首先追忆了自己殿试廷对时的情景。接着，写到在嘉泰二年(1202)，他的长兄高载(字东叔)和四兄高定子(瞻叔)同时登科。然后，写到他的堂弟魏文翁在嘉定四年(1211)登科。最后，写到他的二兄高稼、三兄高崇即将参加嘉定七年(1214)年的殿试。更为重要的是，他鼓励自己的两位兄长在廷对时要大胆向皇帝进言，而且还就殿试对策时应该论及哪些时政要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首读起来十分特别的诗歌中，魏了翁不仅介绍了自己家族在科举中的成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强调了自己家族成员在廷对中有直言谠论的传统。

在朋友之间，对于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以忠言直谏相期许的送行诗作也不少见。如刘宰曾为朋友赴廷对作诗云：

捷书夜到古朱方，之子登名甲乙行。伟行向来高月旦，遗经端合破天荒。公孙对策风云会，董子留名日月光。趋向一分燕越异，赠言惟有用心刚。*刘宰：《送彦与孙兄赴廷对》，《漫塘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304页。他借用了汉代公孙弘、董仲舒对策的例子，鼓励自己的两位朋友，在廷对时要大胆直言，因为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志向如何，在此时可以见出巨大差别。又如时代更晚的陈文蔚，在送朋友赴廷对时，赋诗道：

自叹忠肠皎日星，致身无地老岩垧。君今有策奏天子，要使谗邪缩项听。*陈文蔚：《送傅君玉赴廷对》，《克斋集》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129页。他一方面为自己没有机会报效君王而感到失意，另一方面则鼓励朋友，有机会参加殿试廷对，一定要直言进谏，让那些奸邪之人为之胆战心惊。

通过这些写给参加殿试廷对士子的赠行诗，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亲戚或朋友，他们中间总是会有一些人，将廷对当成一次向皇帝大胆进言的绝佳机会，从而鼓励士子在殿试对策中，大胆表达自己对于时政弊端的批判，而不能为了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亲身参加殿试的士子，他们对于廷对会采取怎样的态度。通过留存至今的殿试对策，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他们表明自己廷对心态的自述文字。绍兴二年(1132)状元张九成的殿试对策以大胆直言而屡被宋人称道。在他对策的结尾，向皇帝剖白了自己廷对的心态：

草茅贱士，充赋在庭者，志在一第尔。独臣不揆愚贱，妄议国体，负罪于不可赦，可谓愚矣。然臣闻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谏官能言之；职不在此，虽抱奇策，拥雄才，无路可进，卒于老死而已。伏惟国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怀。非天子黜陟赏罚之吏，而得议百官之短长；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而得推财赋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将帅之臣，而得论兵革之强弱。则夫宰相、谏官之事，一旦得以详说而悉数之，而臣何敢无说以处于此？*张九成：《状元策一道》，《横浦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379页。显然，张九成把殿试廷对当成一次向皇帝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绝好机会，虽然他知道这有可能冒犯皇帝，但不打算放弃这样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一介布衣能在皇帝面前纵论时政得失，唯有在殿试廷对中才可以实现，即使是一般的官员，也未必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与他抱有同样预期的士子也有不少，如宝祐元年(1253)得中状元的姚勉，竟然在对策中对殿试策问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策问过于平常，让他无法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殿试对策的一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与此有点类似的是，在宝祐四年(1256)的殿试策问中，在末尾出现了“勿激勿泛”的字句，意在提醒士子答策时不要过激和浮泛。这却引起了参加殿试廷对的文天祥的强烈反感，以至于他在对策中反问道：

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故为不激不泛者欤？*文天祥：《御试策一道》，《文山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第408页。通过文天祥这一系列的反问和批驳，我们恰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预期，要借殿试廷对的机会向皇帝大胆陈述对于时政得失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它虽然不是出自参加殿试廷对者的自述，而是来自于别人的转述，却更为生动地展示了部分士人渴望借着殿试对策的机会来指陈时政得失的强烈愿望。叶适在为太学博士王度所撰写的墓志铭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初，将对策，问同舍时事所宜言，同舍惊，摇手曰：“草茅诸生，乍见天子，语固有浅深次第，何预时事耶？”君曰：“不然，罢贤良，策进士，当世要务，无不毕陈，自熙宁行之矣。且释入广殿，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异日庸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叹曰：“吾知爱吾君而已，岂敢以不乐闻过轻量明主哉！”顾掩郁不上达，有司罪也。*叶适：《太学博士王君墓志铭》，《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8页。这条材料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在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群体中，会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有些士子为了确保得中高科，会小心谨慎地避免言及时事；而有些士人却会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向皇帝进言的机会。自然，结局也就有了不同。那么，殿试对策得中高科的关键何在呢？

二、命运之手：殿试中的皇帝与有司

宋代的殿试，从制度设计上来说，是皇帝亲执文柄、示恩收权的一种手段，所以登科的进士都可以说是“天子门生”。这是宋太祖在继收兵权之后又一巩固皇帝专制权力的重要举措。正因如此，所以殿试策问尽管是由臣下代为草拟，但却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在发问，而且在策问的末尾，一般都会缀以“朕将亲览焉”的字句，以示郑重其事。

既然殿试是以皇帝的名义来亲策多士，所以殿试策问中，皇帝经常会以纡尊降贵的姿态，来向参加廷对的布衣之士垂询天下大计。这虽然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客套话，但起码在言辞上体现了对于举子们的尊重和期待。而且有时候皇帝也会发布诏令，明确宣布在殿试中要选拔敢言之士。

例如，绍兴二年(1132)的殿试中，高宗就曾要求在阅卷过程中，对于直言之士要置之高等。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又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也曾发出同样的指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三月)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唱名。先是，汤鹏举以御史中丞知贡举，上合格进士博罗张宋卿等。上亲策试，既而御笔宣示考试官曰：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并寘上列，以称朕取士之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第2909页。这是在秦桧去世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殿试，也许是士气被压制太久，所以高宗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以宣示朝廷氛围的改变。这科的状元是王十朋，他在廷对中对于时政也有直率的批评。

即使到南宋末年，理宗皇帝也曾向臣下发出指示，希望能在殿试中选拔直言之士。据《宋史全文》载：

可能是文献记载有阙的缘故，我们找到的皇帝下诏要求选拔直言之士的材料并不多。但是通过这几则材料，大体可以说明，当情势危急或时局出现变动的时候，皇帝总会在殿试策问中做出这样的举动。或许，正是通过诏求直言的方式，皇帝在向士子们发出某种信号，而这就会给士子们提供了大胆直言的机会。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殿试无疑也是皇帝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有效工具。

除此之外，最能体现皇帝对于殿试具有主导地位的方式，就是皇帝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殿试阅卷，但是进士高科人选的最终确定，却是要经由他来同意，尤其是状元的人选，往往是由皇帝钦定。

按照宋朝的惯例，“殿试上十名，例先纳卷子御前定高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七“建炎二年九月庚寅”条，第351页。。也就是说，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策，一定会送呈皇帝御览。在建炎二年(1128)第一次开科的时候，高宗皇帝曾以取士当求公正的理由，授权有司来确定高科人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七“建炎二年九月庚寅”条，第351页。。但是从下一科开始，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高宗亲自钦定状元人选的身影。此后的孝宗、光宗皇帝，也时常亲自决定高科人选的等第高下，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南宋末期，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皇帝是否钦定高科人选，我们还不太清楚。

太上皇帝躬揽权纲，更新政事。绍兴二十七年，策进士于廷，诏对策中有指陈时事、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无失忠谠，无尚谄谀，称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对进，上临定其文，以为经学淹通、议论纯正，可第一。及唱名，则公也。士论翕然称惬。*汪应辰：《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文定集》卷二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810页。根据史料记载，王十朋最初被排定的名次是第九名，但是高宗读了他的殿试对策之后，亲擢为第一，而且据说对策中一些禁止奢侈浪费的建议，也被高宗当即采纳。当然，王十朋此篇对策的主旨是希望君主揽权，可能正合高宗的心意，所以才有此殊遇。但是大胆直言，也是他高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还可提供的例子是绍熙元年(1190)登科的王介。据《宋史·王介传》记载：

一类是皇帝为了体现君主意志，避免臣下揽权，而自己钦定状元人选。高宗在位时期，权相秦桧曾长期执政，权势显赫，颇能左右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为了压制这种倾向，高宗就采用亲擢状元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君主权威。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选定张孝祥为状元。据《张安国传》记载：

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策问师学渊源，秦熺之子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孝祥独不攻。考官魏师逊已定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策，皆桧、熺语，于是擢祥第一，而埙第三。御笔批云：“议论确正，词翰爽美，宜以为第一。”在廷百官，莫不叹羡，都人士争录其策而求识面。*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张安国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很显然，高宗是为了不让秦桧之孙成为状元，而故意拔擢张孝祥为状元人选。而且根据史料记载，这一科中登第的进士名单中，有不少就是秦桧的亲党，不下十人之多*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2712页。。

一类是殿试对策恰好迎合了君主的心意而得中高科。这样的例子似乎也不少，说明能够把握皇帝的心理，说出皇帝想听的话，也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睐。例如，淳熙八年(1181)，黄由得中状元，即是一例。据《桯史》卷五载：

光尧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燕，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辛丑岁，将廷策多士，贡名者或请时事于朝路间，闻其语而不敢形于大对，且虑于程文不妥帖，仅即其近侣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终。既而御集英胪唱，宰执进读，独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上览而是之，遂为第一。盖亲擢也。*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五《宸奎坚忍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6页。显然，黄由能够得中状元，多少有些巧合的意味，因为碰巧与孝宗当时的治国心态有契合之处，这大概也是不容易揣摩出来的吧。另外一例，则是绍熙四年(1193)陈亮得中状元。据《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记载：

龙川陈亮奏书阜陵(孝宗)，几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赐对，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举君道、师道以为对。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谏。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故亲擢为第一。及发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为朕所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2页。孝宗、光宗父子之间感情不睦，这是当时朝堂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向光宗进行劝谏，但效果都不太好。而陈亮在殿试对策中，以较为委婉的方式指出这点，说中了光宗的心事，所以被亲擢为状元。

以上都是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策被进呈皇帝之后，经由皇帝御览而得以被亲擢为状元，或者得中高科的事例。但是，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有些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策送呈皇帝御览之后，却触怒了皇帝，因而遭到了降等的处罚，这样的事例也所在多有。例如，乾道八年(1172)的省元蔡幼学，因殿试对策批评宰辅和外戚，就被置于下等。据《宋史·蔡幼学传》载：

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试礼部第一。是时，陈傅良有文名于太学，幼学从之游。月书上祭酒芮烨及吕祖谦，连选拔，辄出傅良右，皆谓幼学之文过其师。孝宗闻之，因策士将置首列。而是时外戚张说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阴附之。幼学对策，其略曰：……帝览之不怿，虞允文尤恶之。遂得下第，教授广德军。*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四《蔡幼学传》，第12896页。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淳熙二年(1175)，蜀中士人杨甲因在殿试对策中批评孝宗皇帝，也被降低了名次。据《宋史全文》记载：

蜀人杨甲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其一谓“妃嫔满前，圣意几于惑溺”；其一谓“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过一言而已，是以谈兵革为讳，论兵革为迂也”。上览对不悦，置之第五。*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淳熙二年三月己丑”条，第2161页。又如淳熙五年(1178)殿试，叶适本来排名第一，但因对策中有些语句惹得孝宗不高兴，而被降到了第二。据《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记载：

水心，进士第二人也。骊塘危公稹，尝以龙川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水心本为第一人，阜陵览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上微笑曰：“即是圣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为亚。*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第62页。再如绍熙元年(1190)的殿试中，周南也是原先排名第一，但是因对策触怒光宗，而被名次置后。据《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记载：

周南，吴中人。游太学，有时名，然颇任侠。与水心先生善，晚号为善类。南尝与郑湜游，湜有奏疏未报，南尝见之。会廷对，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有司已第南为第一，光皇读其策，顾谓大臣曰：“湜之疏入才六日尔，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郑湜无削藁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第61页。通过这些生动的事例可以看出，在殿试对策中直陈时政得失，有时候也会得罪皇帝，从而会遭到降低名次的处分。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殿试并不黜落士人，所以哪怕殿试对策惹怒皇帝，也还是可以得到科举功名的，这恰好显示出了殿试的特别之处，所以士人能够借廷对机会大胆直言，是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性保证。

虽然皇帝在殿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承担具体殿试阅卷任务的却是那些有司官员。经由他们的初考、覆考和详定三次审阅之后，才会将高科人选的试卷挑选出来进呈皇帝。可以说，他们才是进士高科人选的真正确立者，而皇帝不过是在这个人选名单内根据自己的喜好稍做调整。因此，殿试过程中，有司官员的评判、裁夺，显然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他们评判试卷时又遵循怎样的标准呢？他们会赏识大胆直言的殿试对策吗？

在南宋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因为殿试对策中大胆进言，而在有司阅卷过程中引起争议，从而被降低名次的记载。如建炎二年(1128)，南宋初开科场，胡铨就遭遇了这样的经历。据《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记载：

又如绍兴二年(1132)，虽然高宗下诏选拔直言之士，但在此年参加殿试的高登却因直言，在覆考过程中，被降于下等。据《东溪高先生言行录》记载：

绍兴二年，上驻跸临安。公以十事投时相，不行。遂于廷对尽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处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纰谬。与陈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学。寻有旨附第五甲。*高登：《东溪集》附录《东溪高先生言行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456页。高登本来在初考官那里很受赏识，有望进入进士高科人选，但是在覆考官那里，却因直言，而被判为“作文纰缪”，结果最终只进入五甲的行列。

以上两例，都是因为直言对策而被置于殿试下等，说明指陈时政得失的殿试对策，在有司考官阅卷的过程中，就可能遭遇冷落。所以，一般来说，殿试考官在阅卷过程中，会采取比较折衷的方案，选取那些较为平和的殿试对策者作为进士高科人选。以下一条材料最能说明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一名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最终命运如何，会获得怎样的等第名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判卷过程中，他是否首先能经过殿试考官的三重评判。只有在殿试考官那里通过了，进入了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通常是前十名)，他才有机会被皇帝御览，而是否能成为状元，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带有某种随机性。但不管怎么样，在此过程中，大胆直言、批评时政的对策，往往命运多舛。幸运的话，他也许能得中高科，甚至得中状元，但是不幸的话，也可能会被置于后列。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形，绝大部分的士子才不敢轻易冒险吧。

三、常格与出位：文体规制的遵从与逾越

殿试作为一种考试形式，通常包含有两个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即：以皇帝名义发出的策问，和士子必须作出回应的对策。两者各自作为一种科举考试文体，自然有其相对程式化的形制。就本文主要涉及的殿试对策而言，一般将其分为策头、策项和策尾三个部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策问中往往会提出一系列时政方面的问题，让应考士子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考生在对策时，必须一段一段抄录策问文字，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遵守着比较严格的形式规定。

但是，学者们在分析殿试对策的文本时，似乎过于强调了策问条目对于对策撰写的限制和制约作用，从而将殿试对策的撰写主要视为一种套话，并且认为在这种话语互动的背后，其实质是体现了一种应考举子对于权力的臣服。尽管这样的分析颇有几分道理，但是通过对南宋殿试对策的仔细研读，我们发现事实也未必全然如此。那么，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尽管受到策问条目的重重限制，参加殿试对策的士子，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吗？如果想要对皇帝大胆进言，他还能够做到吗？

完整留存至今的南宋殿试对策，大约有21篇(见附表)。通过对这些对策答卷的仔细阅读，我们发现，虽然不少的对策中都有颂扬君主圣明的语句，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对策，里面既有对于时政阙失相当严厉的批判，也包含有对于君主尖锐的批评。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南宋殿试对策一览表*按：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曾编订了一份表格，后来发现方笑一已经做了类似的工作，且找到的南宋殿试对策文本更多，故又从他那里增补了一些。不敢掠人之美，特此说明。方笑一：《宋代殿试策文形式研究》，收入“文本、仪式、权力：多元视角下的宋代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11月)。

续表

科 次现存殿试对策文献出处绍兴五年(1135)汪应辰《廷试策》《文定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642649页。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逵《御试策一道》《全宋文》第212册,第132137页。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御试策一道》《全宋文》第253册,第358362页。绍兴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廷试策》《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3590页。乾道二年(1166)蔡戡《廷对策》《定斋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673682页。乾道五年(1169)刘光祖《乾道对策》《全宋文》第279册,卷六三一三,第212页。乾道八年(1172)陈傅良《壬辰廷对》《止斋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733740页。蔡幼学《乾道壬辰廷对策》《全宋文》第289册,卷六五八○,第346352页。淳熙五年(1178)叶适《廷对》《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4756页。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集英殿问对》《后乐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579588页。绍熙元年(1190)周南《庚戌廷对策》《山房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8294页。绍熙四年(1193)陈亮《廷对策》《陈亮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118页。庆元五年(1199)魏了翁《御策一道》《鹤山集》卷一○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472479页。嘉定十年(1217)王迈《丁丑廷对策》《臞轩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443454页。绍定五年(1232)徐元杰《紹定壬辰御试对策》《楳埜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661671页。宝祐元年(1253)姚勉《廷对策》《姚勉集》卷七,第4868页。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御试策一道》《文山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第397411页。咸淳七年(1271)张镇孙《制对策》《全宋文》第360册,第134146页。咸淳十年(1274)何希之《廷试策》《何希之先生鸡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169175页。

首先，一般来说，对策的“策头”部分，通常是阐述一些比较抽象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强调作为君主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们发现，有些对策，在策头部分就直接对皇帝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如乾道八年(1172)，作为省元的蔡幼学在殿试对策的一开始就写道：

顾尝以为，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廑而大原不立。陛下反而思，嗣位之初，岂不以太平之效旦暮可待？今既十年矣，不惟无成也，风俗益坏，将难扶持，纪纲益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穷民困，将难正救，陛下亦知之乎？*蔡幼学：《乾道壬辰廷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8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如此直接的批评，结果就导致他在殿试中被置于下等*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六《蔡幼学传》，第12896页。。又如淳熙五年(1178)，叶适在殿试对策的一开始，也对孝宗皇帝提出批评：

臣闻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伏睹今日之故，承末流之极弊而不及其本，厌众说之太烦而不求其要；或以浅末之议而废经远之论，或以一时之效而易久大之规；朝廷以一体也，而□□内外；文武一道也，而互为抑扬。是以上下喜无事，群臣不任责，当天下积累之后而无根固不拔之势，以生齿日滋之众而有贫弱就衰之萌。至于大本不立，大义不明，少不为虑，则天下之事又将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岂非以圣君行弊政之故欤！*叶适：《廷对》，《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九，第745页。据说叶适在殿试考官阅卷时，原本排名第一，但是在送呈皇帝御览之时，因孝宗认为他是讥讽自己“以圣君行弊政”，结果被降为第二。

其次，在策问中涉及具体的时政问题时，有些对策会进行比较笼统的论述，不作具体的指涉，有些对策会谈些具体问题，但很少直接涉及皇帝本人，然而有些对策却毫无顾忌，直接将批判矛头指向皇帝本人，这在乾道五年(1169)刘光祖的殿试对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在对策中说：

今陛下独知师文王之忧勤，而不能任人以为治。臣之所以妄意陛下不能任人以为治者，臣以为天子之职莫大于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独取夫奉职守法、顺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事，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陛下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赖是为哉？且君犹元首，臣犹股肱，陛下弃股肱而运动，废耳目而视听，臣恐宰相权轻，则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此大不可也。*刘光祖：《乾道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9册，第4页。这是批评孝宗喜欢大权独揽，不愿放权给宰相，打破了政治运作的正常程序。又如，他针对策问中感叹士风未厚的问题，批评孝宗有轻视儒生的倾向：

臣闻之，陛下尝谓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举为可废，学官为可罢。臣不觉中夜叹息，自愤近世士风之不立，至令人主有厌薄吾徒之意，则吾徒之罪也。然驽马之不进，而因欲废车，粃粟之不良，而因欲废食，虽陛下亦知无是理矣。胎卵之不杀，则麟凤来集；鱼鳖之各遂，则龟龙来游。陛下勿谓书生为无用赘疣之物，汲汲然求所以长育成就、洗濯磨淬之，严学官之选，重科举之意，则士无贤不肖皆知感激奋迅，求所以报上，而真材实能出矣。*刘光祖：《乾道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79册，第4页。可以说，刘光祖的这篇殿试对策，通篇都是在批判孝宗施政举措的各种不当，大多是由具体的策目引发开来，从而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也就是说，这些具体的问目并未能束缚他展开自己的批判。

再次，在“策尾”部分，大部分的对策都是总结自己的观点，同时请求皇帝宽恕自己的大胆直言。但是，也有不少的对策，在策尾明确指出皇帝本人的问题所在。如乾道八年(1172)，陈傅良在殿试对策的末尾对孝宗皇帝提出批评说：

区区之愚，独以为陛下有师古不自用之心，而顾恃于独运专断，任一意之所独向，而忽群臣之所共违。是以下情犹郁，公论犹沮，而士大夫犹有怀不敢尽。*陈傅良：《廷对策》，《止斋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740页。又如刘光祖在殿试对策的结尾，也对孝宗皇帝身上的缺点进行了总结：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南宋的殿试对策中，有不少人会在回答完策问之后，还继续作进一步的发挥，或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对皇帝本人提出某些忠告。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王十朋、乾道二年(1166)的蔡戡、淳熙十一年(1184)的卫泾、绍熙元年(1190)的周南、绍定五年(1232)的徐元杰、宝祐元年(1253)的姚勉，他们都在殿试对策的末尾，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后，又都作了策问之外的发挥。下面试举一例，如姚勉在答完规定的策目问题之后，进一步发挥说：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尽管殿试对策在形式上受到策问内容的制约，自身也有较为严格的程式化规定，但是对于试图大胆进言的廷对士人来说，总是可以突破这些束缚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换言之，即使殿试对策在策头、策项、策尾中都有相对固定化的表达模式，也还是可以容纳每个廷对士人比较个性化的对策论述。此外，在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后，还能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且不违反规定，这大概正是南宋时期廷对士人所享有的某种独特自由。也正是凭借这一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如果廷对士子想对皇帝大胆进言，也完全可以绕开策问条目，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或对皇帝提出规谏，姚勉正是这样来作的，而且他竟然高中了状元。

四、言论之钳制：权相政治阴影下的廷对

正因为权相执政时期对于殿试的干预，较之于其他时期，涉及殿试对策的文献记述相对较少，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录。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仅有的零星记述，大体勾勒权相政治下南宋殿试对策的一些基本情形，

在秦桧执政时期，一意奉行的是与金人议和的国策。这一政策导向，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殿试对策之中。如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签订和约，次年举行的殿试中，策问中就有这么一句：“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围绕这一问目，就有不少廷对士子发出了赞同议和的论调。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陈诚之的殿试对策，他写道：

圣人以一身之微，临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举天下之大，纳之胸中，而成败得丧不能为之芥蒂，斯绰绰有余裕矣。成汤不爱牺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爱皮币犬马，以事昆夷，汉髙祖解平城而归，饰女子以配单于，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故韩安国称之曰圣人以天下为家。光武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故马援称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盖帝王之度量，兼爱中外之民，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

又如绍兴十八年(1148)，在殿试策问中，有“欲起晋、唐之陵夷，接东汉之轨迹”这样的语句。结果在殿试对策中，围绕这一问目，进士高科的前三名，几乎都表达了反对用兵、赞同议和的主张。如状元王佐在殿试对策中说：

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盖讥当时不计地势，不审攻守，而徒务为浪战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条，第2554页。又如原本名列第一，因是有官人而降为第二的董德元在殿试对策中写道：

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东汉固无如是之失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条，第2553页。这些言论，显然是在“议和”的既定国策下，为了迎合上层的意图，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片面化解释，来为当前的国策进行辩护。

而绍兴二十四年(1144)的殿试过程，更是体现出了秦桧对于殿试的操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殿试阅卷官为了讨好秦桧，不仅将他的孙子秦埙排名第一，而且大量录取了与秦桧有关系的亲党，并置于进士高科人选之中。据史料记载：

时桧之亲党周夤唱名第四，(郑)仲熊兄子、右廸功郎时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务郎焞、杨存中子右承事郎倓，并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孙缜、赵密之子成忠郎雝，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焴，(董)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纬，桧之姻党登仕郎沈兴杰皆中第，天下为之切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2713页。文中提到的郑仲熊不仅是这一科的省试主考官之一，而且他还是殿试的阅卷官，而在省试和殿试中，他与其他官员两次将秦埙名列第一。由此可见，南宋的权相完全可以通过考官人选的安排，来插手省试和殿试的录取工作。

另一方面，在这次殿试中，通过策问的设定，来考察廷对士子的学术渊源，以此达到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如名列第一的秦埙、名列第三的曹冠，都在殿试对策中，对于程颐的学说进行了蓄意的攻击。如秦埙在对策中写到：

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亡节，实繁有徒。虑亡不怀谄而嗜利自营者，此而不黜，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2712页。又如曹冠在对策中写道：

自伊川唱为专门之学，蔽于一曲，不该不遍，述正道而称邪侈，好夸大而无实用，盖其初有得于释氏，潜窃其说，入室操戈而伐之。习其学者尤为迂诞，为师者不传旨要，而使之默会，为友者不务责善，而更相比周，适足以戕贼善端而已。故凡为伊川之学者，皆德之贼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2712页。通过殿试对策来压制学术思想上的异己者，这也算是南宋权相政治的一个特点吧。也许是察觉到了秦桧及其亲信对于殿试的严密操控，故而高宗皇帝特意亲擢张孝祥为这一科的状元。

在韩侂胄执政时期，朝堂政治的主要政策，一是实行“伪学之禁”，打击以朱熹为首的道学运动；二是准备发动北伐战争，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威望。这两项政策导向，也都在殿试对策中得到了反映。先看“伪学之禁”带来的影响。据《四朝闻见录》丁集记载，庆元二年(1196)科场的情形如下：

再看“北伐”政策的影响。韩侂胄贸然发动对于金朝的军事进攻，是发生在开禧二年(1206)。在此前一年的殿试中，就有士子毛自知因为在对策中主张北伐而高中状元。但是不幸的是，韩侂胄的“北伐”以惨败告终，而他本人也落得了一个被处死的下场。史弥远上台之后，依然执行“议和”政策，结果开禧元年的状元毛自知，不仅遭到了降级的处分，而且终其一生，都因这份主张北伐的殿试对策而受到拖累。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

(开禧元年)五月己巳，亲试举人。[注：(毛)自知对策，首论宜乘机以定中原，因擢为抡魁。嘉定元年三月，自知降充殿试第五甲，以首论用兵也。]*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页。因为政治情势的变化，毛自知的命运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关于毛自知其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还可参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而不博博而不宏”条，第16页。。他在开禧元年，因在殿试对策中主张北伐，而高中状元；但两年之后，北伐失败，他即被剥夺了状元的资格，而且科名等第也落到了第五甲。而造成他命运浮沉的原因，很关键的，都与权相政治有关。

史弥远执政时期，也同样通过殿试来钳制言论。这在宝祐元年(1253)状元姚勉的殿试对策中就有表述：

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姚勉：《癸丑廷对》，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七，第63页。文中提及的己丑、壬辰，分别是指绍定二年、绍定五年的两次殿试。当时正是理宗继位不久、史弥远执政的时期。可见在这一时期，在殿试对策中直陈时政得失，是不受欢迎的。

在贾似道执政时期，他同样试图在殿试对策中消弭批评的声音。通过下面两则例证，我们或许可以略窥一二：

(陈介)己酉始就举。庚戌与其子岩石同补上庠，两拔解，擢开庆己未乙科。时鹤相当国，仇名士，君廷对语切直，考官惧而抑之，调三衢户曹。*林希逸：《陈判官墓志铭》，《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771页。又如《万历吉安府志·刘辰翁传》载：

平章贾似道秉国政，欲杀直臣以蔽言路，辰翁廷对，言济邸无后可痛，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大忤贾意。洎奏名，理宗亲置之丙第。以亲老，就赣州濂溪书院山长。*《万历吉安府志》卷十八《列传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261页。因为文献阙失的缘故，我们对于秦桧专政时期殿试试策的情形了解较多，而对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专权时期的殿试对策情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记载略窥一斑。但共通的一点是，这四位权相在位时期，都很少有完整的殿试对策文本保存下来。这大概是因为那些殿试对策多为阿谀逢迎之作，缺少传世的价值，因而没有流传下来吧。这或许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南宋权相政治大大弱化了廷对士子在殿试对策中直言时政得失的自由空间。

五、结语：南宋殿试对策的意义何在？

一般来说，研究宋代的科场试策，通常会将策问和对策作为一种独特的考试文体，去研究其文体形制，或者探讨策问的政治功能，或者分析对策文本中展现的修辞话语。相较而言，本文更注重从士人的角度，去考察他们如何看待殿试廷对，如果试图通过殿试对策向皇帝进言，他会经历什么样的阻碍，以及是否能够在这一考试文体中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从当时士人阶层的舆论来看，无论已入仕的官僚士大夫，还是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他们中间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殿试廷对当成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对待，认为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通过廷对，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士子的才学，更重要的是可以见出他所秉持的政治理念，而这将影响到其仕宦之途。所谓“士莫大于始进”，即是他们所共享的一个政治信念。

从殿试取士的程序来看，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廷对士子想被列入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确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他必须通过殿试阅卷的三重评判，而这中间，初考、覆考、详定官三者之间本身就可能发生争议；其次，只有进入了殿试阅卷确定的前十名的名单，才有可能进呈到皇帝面前御览。皇帝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政治意图来亲擢状元，同时他也会对不满意的对策予以降低等级和名次的处分。一份大胆直言的殿试对策，不仅会在殿试阅卷官那里引发争议，即使到了皇帝面前，也未必就能受到赏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只要参加了殿试，士子一般不会黜落，只是名次会有调整，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一制度性保证，不少士子才敢于在殿试对策中大胆直言。

从廷对士子的写作策略来看，尽管殿试对策必须对应策问条目而具有程式化特征，这体现在必须采取“条对”的方式，一段一段摘录策问原题，然后依次作出回答，但在这重重的形式束缚之下，对于一个试图大胆进言的士人来说，他总是可以找到突破口，来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就留存至今的南宋殿试对策文本来看，无论是在对策答卷的策头、策项、策尾哪个部分，士人都可以对时政阙失，尤其是皇帝本人政治举措的适当与否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此外，在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外，士人也还可以作题外的发挥，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向皇帝提出忠告。从这一点来看，殿试对策确实留给士人一定程度的表达的自由。

从南宋的整个政治情势来看，由于权相统治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时候皇帝往往在殿试中扮演的角色就相当微弱，因而也就给权相操纵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提供了便利。显然，殿试也是权相压制言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那些获中进士高科的殿试对策，似乎也主要是迎合时相的主张，或者干脆就是阿谀奉承之作，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权相统治时期的殿试对策被保留下来的也最少。

通过这些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南宋的殿试不过是一个多方势力博弈的场域，皇帝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权相要严控舆论导向，考官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冲突，大多士子试图得中进士高科，而一些怀有理想的士子则试图向皇帝大胆进言、指陈时政得失。一个士子的殿试对策要突出重围，名列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本身就已相当困难，而要以直言进谏的姿态得中状元，可能就要凭借各种机缘和运气了。

从留存至今的南宋殿试对策来看，其中却有不少文章是在大胆进言，而且甚至会针对皇帝本人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而且也有得中状元者，这就提醒我们，不应忽视殿试在士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士人试图通过殿试廷对来发抒政治见解的强烈渴望。而某些特定的政治机缘，以及一些制度上的保证，也给他们提供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也就是说，尽管存在重重阻碍，但南宋殿试尚存在一些缺口，允许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流溢出来。

另外，从殿试文本所包蕴的内容来看，这毕竟是当时人评论当时事的政治性文本，不仅体现了撰写者的政治立场，也多少反映了当时朝堂政治争论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君主和士人都会共享的一些政治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透视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扇窗口，感知南宋政治文化的一种途径。

[责任编辑刘培]

林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的成立”(15BZW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