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明

摘 要： 《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光輝灿烂的形象之一。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杜丽娘之人格结构、杜丽娘之死、杜丽娘之埃勒克特拉情结三个方面对杜丽娘做出新的人物形象阐释。

关键词： 杜丽娘 精神分析法 人格结构 死亡 埃勒克特拉情结

《牡丹亭》是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因其美艳姣好的面庞、起死回生的奇幻经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封建礼教的不懈反抗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偶像。我们尝试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几百年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杜丽娘形象做出新的阐释。

一、杜丽娘之人格结构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每个个体都有本我、自我、超我三层人格，自我由无意识支配，无意识中最强有力的是人类最原始的性欲冲动，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不受逻辑、理性的支配；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以保全个体免遭灭亡；超我即为道德化的自我，以使个体对自我保持高度约束并引导自我在出现行为偏差时能够自我纠正[1]28。杜丽娘的复杂之处正在于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时，其人格会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进行相应的转换。

杜丽娘自小便在封建礼教的严厉禁锢下成长，杜丽娘稍有闲眠，其父便责其“白日睡眠，是何道理”[2]10。杜丽娘其父杜宝，《牡丹亭》第三出开篇即言其“西蜀名儒，南安太守”[2]9，杜宝作为本剧中封建礼教的最高典范，一生秉持奉儒守官，更以儒家治身之道要求其女，使其“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生辉”[2]10，并延师黉门腐儒陈最良，教杜丽娘“念遍孔子诗书，略识周公礼数”[2]11，这时的杜丽娘是以顺从性的、遵循现实原则的、“刚打的秋千画图，闲榻着鸳鸯绣谱”[2]11的“自我”形象出现的。

杜丽娘的“超我”形象体现在对偏差行为的自觉批判和纠正等方面。如杜丽娘初次登场，便言：“寸草春心，怎报得春光一二。”[2]9杜丽娘临死之际，泣诉：“娘，儿拜谢你了……不孝女孝顺无终。娘呵，此乃天之数也。”[2]110因不得奉养父母而进行自我谴责；杜丽娘的“超我”形象还体现在对师长的敬重，如在春香打趣陈最良时，杜丽娘教训春香“死丫头，唐突了师父，快跪下”[2]35；杜丽娘的“超我”形象更体现在长期在封建礼教浸淫下对封建礼教的自觉遵守，如杜丽娘回魂转生之时，柳生提起冥约，杜丽娘则言：“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鬼可虚情，人须实礼。”[2]206当柳生欲与杜丽娘共成云雨时，杜丽娘婉拒道：“那是魂，这才是正身陪奉，女儿身依旧含胎。”[2]207以上表现是杜丽娘“超我”人格的展现。

杜丽娘“本我”的唤醒始于陈最良的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恰逢春风骀荡、杜丽娘年满二八，春情的撩拨唤醒了杜丽娘的“本我”，其本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到其爱好天然、要求突破封建家长的禁锢、突破束缚的自然本性，如杜丽娘游园时感叹“可知我长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2]53；二是对自我姣好容貌的欣赏和对无人欣赏、盛景不长的惋惜，如杜丽娘之感叹“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2]53、“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2]53；三是对爱情的呼唤，对君子之爱的渴求，如杜丽娘感慨：“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2]54

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发现自己的天性，并进一步发现自我美好的面庞，而对自我面容的欣赏正反映其内心对于“悦己者”的渴望，由此进一步升华为对爱情的追求和呼唤，这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是其性欲逐渐释放、由无意识逐渐攀升至显意识的过程。梦境中的杜丽娘是大胆的，她与柳梦梅素昧平生却与他共成“花台之欢”，杜丽娘的大胆是“自我”对“本我”发起的一次猛烈冲击。从另一个层面看，梦境中的杜丽娘愈是放纵大胆，愈见其往昔受封建礼教压抑之深，这时的杜丽娘是以释放性的、突破了自我和超我束缚的“本我”形象出现的。

二、杜丽娘之死

《牡丹亭》中杜丽娘的“非正常”死亡，是其追求“人性解放”的一次祭奠，对于丽娘之死，论者多将其视为“久处深闺，自悲寥落，加之游玩荒园，感梦伤情所致”[3]281，即将杜丽娘的死亡原因归结为其相思成疾、因情欲饥渴以致抑郁身亡，然而在精神分析视阈下，杜丽娘之死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与杜丽娘的人格三层次及其所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杜丽娘而言，梦醒之时即理想幻灭之时，即“本我”重新被压抑回无意识之时，而对于曾经在梦境中享受过“性欲”释放的快感和“本我”释放的欢愉的杜丽娘而言，这种“本我”的收回无疑是难以忍受的，这种“难以忍受”，使其“睡起无滋味，茶饭怎生咽”[2]64，使其“只图旧梦重来，其耐新愁一段。寻思辗转，竟夜无眠”[2]65，更使其不断地回忆、品味梦中云雨之欢：“他兴心儿紧咽咽，呜着咱香肩。”[2]66杜丽娘得不到释放的性欲驱动着她重又“寻梦”，而寻梦的举动更使其触景伤情，更加剧其不满足感，因此杜丽娘发出“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2]67的感叹，这为杜丽娘随后的香消玉殒埋下伏笔。

即杜丽娘在梦醒以后依旧无法舍弃梦境中的极致欢愉，倘若原本自我与本我的冲突仅仅停留在无意识层面，那么梦醒以后的杜丽娘其自我和本我的冲突则明显提升至显意识层面，并且愈发激烈，当个体的“本我”突破了“自我”的束缚直接与社会的封建道德礼教构成挑战时，自我的毁灭就变成了必然，对于杜丽娘而言，梦醒以后的杜丽娘自我遭受着三重压迫：一是本我与自我日趋尖锐的对立——杜丽娘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求日甚一日，如杜丽娘之病中哀叹“春香，我自春游一梦，卧病如今。不疼不痒，如痴如醉……你叫我怎生不想呵”[2]100；二是超我的压迫——自小所受到的封建礼教规范所引起的自我谴责，这种自我谴责主要体现在杜丽娘因春梦感疾不得奉养父母，因对父母生出一份愧疚之情，对此前文已有论述；三是外界环境的监视——父母对于杜丽娘言行的密切注视，如杜丽娘春梦方醒，便见其母寻至后园，并追问：“我儿，何不做些针线，或观玩书史，舒展情怀？因何昼寝于此？”[2]56严厉的监视加剧杜丽娘内心的冲突，此三重压迫最终导致了杜丽娘的死。endprint

三、杜丽娘之“埃勒克特拉”情结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指出：“我们所指爱的竞争，显然带有性的意味。男孩子早就对她的母亲产生一种特殊的柔情，视母亲为自己的所有物，而把父亲看成争夺此所有物的敌人；同理，小女孩也以为母亲干扰了自己对父亲的柔情，侵占了她自己应占的地位。”[4]162弗洛伊德将男孩的这种特殊感情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与此相对的命名女孩的这种感情为“埃勒克特拉情结”，这种情结之所以在孩童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外现，弗洛伊德认为孩童在后天成长中遭受着父方或者母方的恫吓（男孩来自父方，女孩来自母方），即“阉割”[4]163威胁，这种威胁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压抑手段使得孩童在成长过程中将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埃勒克特拉情节）深深地压抑在无意识当中，而“梦境”正为“无意识”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被遗忘的儿童经验的材料可以入梦，而且儿童的心理生活及其特性，如利己主义、乱伦的对象选择等都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内。于是我们因为做梦而每夜回复到这种幼稚的时期”[4]165，即通过梦境，人们恢复原始孩童期的幼稚欲望，在这种幼稚欲望中，自然包含着对于父亲或者母亲的特殊感情。对于杜丽娘“埃勒克特拉”情结的分析，我们不妨从她的梦开始。

在杜丽娘梦境的发生过程中牵涉到两个人物：一为柳梦梅，一为杜丽娘的母亲。柳梦梅作为梦境的主导者出现，杜母作为梦境的毁灭者出现。对于杜丽娘梦境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这两人身上。

杜丽娘的“埃勒克特拉情节”是从其父杜宝对她的漠视开始的，杜宝曾多次抒发膝下无子、单有一女后继无人的感叹，如“夫人，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2]10，其后无论是杜丽娘病危还是下葬，杜宝始终处于不在场状态，即如第十六出“诘病”一节中，杜宝言：“俺为官公事有期程。夫人，看好惜女儿身命。”[2]88再如杜丽娘死后下葬一出中，杜宝偏又因“金寇南窥”，需其“镇守淮扬”，由此可推测，在杜丽娘的人生成长过程中，父爱是处于缺失状态的；父亲的严厉更使得杜丽娘将对父爱的渴望深深地压抑在无意识当中，而在杜丽娘的性心理成熟以后，她的恋父情结经过移置，以另一种形态显现出来，那就是在选择情人时，杜丽娘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父亲相似的男性，而梦境中的柳梦梅承担了这一角色。

这里有必要对二人形象的进行比较说明。杜宝得享高官厚禄，同时以儒治身，自称“唐朝杜子美之后”[2]9，在当地颇有政绩，是一个典型的功成名就的儒生形象；杜丽娘梦中的柳梦梅，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饱学名儒”形象，且这儒生又是“河东旧族、柳氏名门最”[2]4（柳宗元之后），在此能够看到二人身份上的呼应。杜丽娘在梦境中第一次面见柳梦梅时，即感慨：“是那处曾相识，相看俨然，”[2]55这种似曾相识，说明年幼时的杜丽娘时常以自己的父亲作为爱慕的对象，但是这种感情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压抑不曾外现，当她发现了与自己的父亲在形象上极其相似的柳梦梅时，她的那种年幼时的体验被再度唤醒。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杜丽娘梦境中的柳梦梅是以其父杜宝为原型的，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父母在梦中表现为高贵人物。”[4]116柳梦梅无疑就是这样的高贵人物，杜丽娘之所以如此放纵大胆地与柳梦梅共成云雨之欢，是因为只有在柳梦梅身上，杜丽娘才能够满足其自年幼起就未能从杜宝身上获得的关于性的渴望，换句话说，梦境中的柳梦梅，实际上是其父杜宝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

此外，正如同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分析哈姆雷特行为上的延宕，杜丽娘实际上也存在行为上的延宕。当杜宝与柳梦梅对簿公堂需杜丽娘出面做证时，杜丽娘一会儿说“独自个怕人”[2]297一会儿又说“再说些去”[2]297等产生行为上的延宕，因为对簿公堂的人一者为自己的父亲，一者为自己的情人，或者再进一步说，一者为自己年幼时的性欲对象，一者为这对象的另一种形式的投射，在这二人之间做出选择无疑是困难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境即为欲望的满足”[4]168，杜母作为杜丽娘梦境的唤醒者，使得杜丽娘在梦境中获得的那种关于欲望的满足感戛然而止，对此我们不妨视为：杜母在杜丽娘人生中享有爱欲的关键时刻的贸然出场，使得杜丽娘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自年幼时就如影随影的“阉割威胁”，由此杜丽娘便对她的母亲生出一份怨恨之情：“娘呵，你叫我学堂看书，知他看那一种书消闷也（作掩泪介），雨香云片，才到梦儿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2]57值得一提的是，《牡丹亭》全剧中，杜丽娘对于其母都以温顺孝敬的姿态出现，而此处是全剧唯一的杜丽娘流露出对于其母的不满情绪的地方。

四、结语

《牡丹亭》中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自古以来即被人们津津乐道，对此，我们尝试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层次理论、释梦理论等对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做出新的阐释。在分析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首先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自身的问题，即这种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同时应该看到精神分析理论确实在科学、文学、心理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次，西方文论能否用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即西方文艺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本文采取精神分析法分析杜丽娘的形象，是一次很不成熟的尝试，尤其是杜丽娘的“埃勒克特拉情结”，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分析，但是似乎依旧有着质疑它的理由。不管怎样，我们并非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杜丽娘传统看法，仅仅希望能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为人们提供另一种认识杜丽娘的视野。

参考文献：

[1]陆扬.精神分析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2.

[2][明]汤显祖.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2.

[3]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