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

数年前陆扬先生曾在一次讲座中旧题新论，探讨“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受到重创却何以得以长久延续。他指出，“安史之乱”后数十年间，唐廷经历了漫长的调适期，其中包含多次转折和多项变革，但调适趋向在德宗朝逐渐明晰，到宪宗朝末年基本落定。中晚唐虽然延续藩镇林立的局面，但“宣宗和懿宗时代，几乎所有藩镇都是文官节度使，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唐朝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清要官员”。这一看法实已提到陆扬新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的两个关键词：“中央”与“文官”，二者尽非泛泛而论，皆有具体所指。

“中央”指“安史之乱”后逐渐重构起来的制度化“皇权”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使得中央行政运作更灵活，还衍生出无形而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势力，成为维系唐廷权威及唐廷与地方关系平衡的关键因素。实现这一结果的行为主体便是“文官”，特指那些代表朝廷或各级行政系统起草政治文书的官员，这些人的出现不限于中晚唐，却在这一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即本书所谓的“清流群体”。作者强调，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从而构成相应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这一群体自我生产的重要机制是科举，身份认同的核心媒介是“写作”；透过科举与写作，“清流群体”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潜流”，最终在众流激荡的中晚唐世界“冲出峡口，酿成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