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吉

近来时常在想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底层能否发声”（Can subaltern speak）一问。在读《地下铁道》（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2016）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个问题，连同那个大大的问号，不断在脑海浮现。我们知道，斯皮瓦克在她那篇短小却著名的论文里给出的回答是：不，底层永远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这个否定性的回答令人焦虑不安，却也似乎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感，给周围的世界染上一层颇为悲剧性的色调。我想先把斯皮瓦克提出的问题放在这里，一来，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斯皮瓦克截然不同的答案，但又似乎无法跳出她的结论；二来，小说的剧情和文本自然会不断把我们重新引回这个问题本身。

并非每一本谈棉花和奴隶制的作品都触及奴隶所面对的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界。拿到《地下铁道》前，我正在读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t）围绕全球棉花贸易撰写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当然，贝克特很少讨论棉花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英国商人。这些富有的英国人掌握了美国南部棉花庄园的经济命脉，而奴隶的苦难有多深重、奴隶制是否废除，也似乎全都掌控在这些深谙全球资本市场的棉花巨头手中。英国是棉花帝国的核心区域，它的技术传播到法国、瑞士、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传到当时较为落后的日本和北美；只消英国棉花市场的价格稍稍上涨，美国南部的黑奴就能感受到变化—落到他们脊背上的皮鞭挥舞得更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