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卫

大概在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间的某个时候，大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写下了《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以“莲花衣白菊花黄，夭桃侧侍添新妆”寓意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和合融洽，寄寓“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的大同理想。诗中，人类的和谐共处就如花园里的百花齐放、群芳争艳。对于这首诗，梁启超赞叹不已，称其“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之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就在黄公度在文字之中以花寄情，将“莲菊桃”杂供一瓶，沟通不同民族，抒发“黄白黑种同一国”的理想之时，在现实世界，一个名叫韩尔礼（Augustine Henry）的爱尔兰人正在中国采集真实的花草。这些花草穿过国界，翻越中国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又远渡重洋，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落地生根—这个集结了来自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的花草树木的园子似乎在现实意义上实现了黄遵宪“且将本领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养”的构想，“天下万万花”都在此处绽放异彩。于是，文学想象中的花朵与历史真实中的花朵在两个交叉重叠的世界里同时出现了，只不过一边是无边风月，一边是泱泱帝国。韩尔礼和他采撷的花草也不意间成了解读这一历史时期的隐秘符码。

韩尔礼与中国结缘恰逢清末乱局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并行展开之际。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写道：“吾观欧洲当十九世纪之时，为民族主义时代。希腊人离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国，即爱尔兰之属英者，今且起而争自治之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