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一、引言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祭仲向郑庄公谏言：“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1]当时的平王是周王室东迁之后的第一代周天子，祭仲所讲“先王之制”显然指西周就存在的都邑[2]营建制度，春秋早期郑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依然认同这个制度。祭仲追述的都邑营建制度，从郑国都城到最小的城邑分为四个层级，可根据周代尺度[3]转换成通行的表述方式：1）国都的标准是三百雉，相当于“方五里”即每边城墙长2079米的方城，面积约432万平方米；2）大都的标准是百雉，相当于“方三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693米的方城，面积约48万平方米；3）中都的标准是六十雉，相当于“方一里”即每边城墙长415.8米的方城，面积约17.2万平方米；4）小都的标准是三十三雉，相当于“方九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231米的方城，面积约5.3万平方米。郑国境内发现多座春秋时期使用的城邑[4]，祭仲所言都邑营建制度与考古发现的郑国城邑之间的关系，对认识春秋时期郑国实际运行的都邑营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刘源先生论证商周时期的政体为内外服制，外服诸侯体系为“侯、甸、男、卫、邦伯”，郑国由内服畿内封君发展成外服诸侯，其地位相当于“男”、低于“侯”[5]。祭仲所言乃“先王之制”，郑国的都邑营建制度对认识周王朝外服诸侯都邑营建制度具有普遍参考价值。因此，笔者以掌握的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以春秋时期郑国的都邑营建制度为例，讨论周王朝外服诸侯的都邑营建制度，对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的都城营建规制进行初步探索。

二、春秋时期郑国都邑营建制度

郑国都城新郑总体平面呈不规则的牛角形，规模庞大[6]，城墙长度和城址总面积远大于祭仲所说的郑国国都的标准，或许这座牛角形城垣是指国都外围的“郛”、当时的计算标准是指“郛”内郑国公室直接控制的一定范围，具体情况目前无法得知。从祭仲的语气来看，他讲的规制是包括郑庄公在内的郑国贵族的常识，国都新郑的考古材料与这个规制的对应关系目前难以厘清，本文重点考察其它城邑与该规制之间的关系。

京城位于荥阳京襄城村一带，平面近长方形，测量数据南北平均长1810、东西平均宽1499.5米，面积272万平方米[7]（图一）。笔者根据卫星地图测出的数据为南北长1820、东西宽1460米，与实测数据接近。以实测数据为准，京城平均边长约1655米，约合3.98里、238.8雉，远大于“大都”的规模，与祭仲所说京城超过标准、不符合制度相一致。京城最初营建的时候属于郑国公室，其规模应当符合制度，只是作为公子的封邑超过标准。

鄢城位于鄢陵前步村周围，平面近长方形，北墙约998、南墙约800、东墙约1595、西墙约1595米，面积约140万平方米[8]。鄢城的平均边长1247米，约合3里、180雉，超过“大都”的规模。鄢曾为妘姓小国，作为小国国都的规模也应当符合制度。

平陶城位于荥阳南城村南，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约770、南长约675米，面积约52万平方米[9]（图二）。平均边长722.5米，约合1.74里、104雉，相当于“大都”的规模。

图一 京城平面示意图

石河城位于郑州古荥镇之南的石河村，平面略呈横长方形，方向北略偏东，南城墙、北城墙的复原长度约450米，东城墙、西城墙的复原长度约400米，城址的面积为18万平方米左右[10]（图三）。平均边长约425米，约合1里、60雉，相当于“中都”的规模。

春秋时期郑国境内单纯“小都”规模的城邑还没有确认。荥阳娘娘寨内城平面为不规则方形，城墙南北长、东西长均约210米，城址面积约4.41万平方米，内城壕较宽、围起来的面积约14万平方米；娘娘寨内城营建于两周之际，此后的春秋时期营建了外城，从已探明的外城来看，其平面应为长方形或方形的方城，面积为50余万平方米[11]。以娘娘寨内城城墙为标准，平均边长约210米，约合0.5里、30雉，接近“小都”的规模。娘娘寨外城的规模与“大都”相当，或许由“小都”发展而来，也可能规划时就按照“大都”的规模、先营建内城。无论如何，早于大城的娘娘寨内城接近“小都”的规模，说明春秋早期郑国境内应当存在“小都”。

通过对春秋时期郑国境内城邑规模的案例分析，国都新郑与祭仲所讲都邑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无法讨论；京城的规模确实明显超过“大都”的标准、与祭仲所言一致，鄢城的规模也超过了“大都”的标准，这两座城邑最初都不是公子或大夫的封邑，最初营建时都符合其规制；平陶城的规模相当于“大都”的标准，说明该城是按“大都”的规制营建的；石河城的规模相当于“中都”的标准，说明该城是按“中都”的规制营建的；娘娘寨内城的规模相当于“小都”的标准，说明“小都”也应当存在。可见，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城邑与祭仲所讲都邑制度存在对应关系，春秋时期郑国境内符合“先王之制”的“大都”、“中都”、“小都”是存在的。郑国公室营建并直接控制的城邑规模超过“大都”，曾经为小国国都的城邑规模也超过“大都”，这些城邑最初营建时也符合自身的规制。春秋时期郑国控制的多座城邑属于此前的小国国都，小国国都与郑国本身的都邑营建制度是不同的系统，郑国所灭的小国国都杂处于郑国所有城邑之间，保持了其原有的规模、并非不符合制度。

图二 平陶城平面示意图

图三 石河城平面示意图

三、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的都城营建规制

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侯、甸、男、卫、邦伯”中地位最高的“侯”的国都，平面布局比较清楚的是鲁国国都曲阜[12]，现存城墙至少在西周晚期进行过修筑，平面近横长方形，北城墙长约3560、东城墙长约2531、南城墙长约3250、西城墙长约2430米，平均每面城墙约合7.1里、426雉。鲁国可以代表外服诸侯体系内地位最高者，其国都基本上是按“方七里”的规制营建的。外服诸侯体系中“甸”的情况不太清楚，《左传·桓公二年》提到“今晋，甸侯也”[13]，难以据此确认晋国是外服诸侯体系中的“甸”。《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子产的话：“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14]，郑国的南邻许国国君在《春秋·僖公五年》称为“许男”[15]，郑国国都新郑与“方五里”之间的关系目前难以考究，可以参考许国国都的规模。许昌县张潘乡古城村东南一里左右的汉魏许都故城内有西周春秋文化层、出土有同时期的玉器和青铜器，应当曾是春秋早期许国国都，现存外城周长约7.5公里，平均每边城墙长约1875米、合4.5里、270雉，春秋早期许国都城的规模如果与之接近的话，接近“方五里”。上文提到的鄢城曾为鄢国国都，规格相当于“方三里”，可能属于外服诸侯体系中地位低的“卫”或“邦伯”。如此，则西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外服诸侯体系的国都存在“方七里”、“方五里”、“方三里”的三等规格，以“二里”为等差从高向低递减，分别对应的诸侯国身份是“侯”、“男”（可能包括“甸”）、“卫”（可能包括“邦伯”）。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国都严格的规制应当是“侯”国都“方七里”、“男”国都“方五里”、“卫”国都“方三里”，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有一定偏差。春秋晚期大国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国都的军事功能大大加强，主要是加强防御工事，诸侯国都城的规模并没有刻意扩大，直到后来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才彻底打破了周王朝外服诸侯国都城的营建规制。

四、结语

春秋时期郑国国都之外的城邑存在祭仲所说的“大都”、“中都”、“小都”等三种规制；超过“大都”规格的城邑最初并不是作为大夫或公子封邑营建的，也符合其本身的规制，当这些城邑作为封邑赐给大夫或公子时就不符合制度了。春秋时期郑国都邑的营建制度反映的是理想的周王朝外服诸侯的普遍制度，具有代表性意义，由于一国之内城邑的营建年代、建城基础、使用背景的差别，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会因地制宜、有所变通。通过对周王朝外服诸侯体系“侯”、“男”、“卫”等由高到低三种规格的诸侯国都规模的比较，发现分别为“方七里”、“方五里”、“方三里”，呈现以“二里”为等差的规制。周王朝外服诸侯国都城规格的等差关系反映的制度，也应当是周王朝普遍的制度，由于各国都城的营建年代、建城基础、使用背景各不相同，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会有所差别。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12.

[2]本文的“都邑”泛指“国都”、“大都”、“中都”、“小都”等各层级城邑，并非专指“都城”。

[3]周代尺度：1雉=3丈=30尺；1里=1800尺=415.8米。

[4]a.荥阳文物志编纂委员会.荥阳文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60-65. b.刘东亚.河南鄢陵县古城址的调查[J].考古,1963(4)：225-226.

[5]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J].历史研究,2014(1)：62-78.

[6]马俊才.郑、韩两都平面布局初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2）：117-122.

[7]同[4]a：62-63.

[8]刘东亚.河南鄢陵县古城址的调查[J].考古,1963(4)：225-226.

[9]a.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C]//古代文明(10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b.荥阳文物志编纂委员会.荥阳文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63-64.

[10]同[9]a.

[11]同[4]a：60-61.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3]同[1]：95.

[14]同[1]：1358.

[15]同[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