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希利 贾晓燕 徐诺 赵凤燕

（1.西安博物院；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1992年9月，西安市北郊汉城乡西查村出土三尊北周汉白玉观世音立像[1]。这三尊立像现藏于西安博物院，其中两尊陈列于展厅，编号分别为3gs274和3gs275。3gs274通高79厘米、观世音高54厘米。3gs275通高69厘米、观世音高49厘米。两尊立像造型相似[2，3]（图一），头梳高髻，戴化佛冠，冠前方正中和两侧各饰一朵莲花，前方莲花中立阿弥陀佛，冠带顺臂下垂，发辫垂至肩两侧。双耳戴环状耳饰，面型椭圆、丰满，广额方颐，双眉纤细连鼻梁，双目细长、微睁。鼻梁直挺，薄唇微闭，面带微笑，颈部有二道蚕节纹，戴项圈。胸佩繁复华丽的璎珞，一条下垂至大腿处，一条在腹部相交后垂至大腿部，相交处有一朵莲花。上身半裸，斜披珞腋，肩搭长巾，长巾在腹下横两道后上卷搭于双臂上，再下垂落于莲花座两侧。下着长裙，腰束裙带。臂着莲花纹钏，腕带双条形镯。右臂上屈，手执柳枝。左臂微屈，手提净瓶。跣足立于仰莲花座上，仰莲花座下有方形青石覆莲花座。3gs274覆莲花座前右侧蹲狮残缺，左侧蹲狮完整。3gs275覆莲花座四角各有一蹲狮，其中座前右侧蹲狮残缺。两尊立像以圆雕为主，加以浮雕和线雕技法。表面残留红、绿色彩绘和金饰痕迹。

北周虽仅存25年，但在佛教史上却是上承西魏，下启隋、唐，融合外来与本土艺术并自成一体的重要转折期。该时期佛教兴盛，“周太祖文帝讳泰，于长安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等六寺。度僧一千人”；闵帝宇文觉在位不到一年，也“广开解脱之门,洞启菩提之路”[4]。目前发现的长安北周石刻佛教造像有三十余次，一百余尊，其中白石菩萨像不足十尊；出土地点多位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旧城附近[5，6]。西安博物院所藏西查村汉白玉观世音立像为其中三尊，其用料上乘、雕工精湛、技法多样、彩绘金饰精美，为少见的精品，对研究西安地区北周佛教历史、寺院历史、雕刻艺术和加工装饰工艺等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 西安博物院藏观世音立像（左：3gs274；右：3gs275）

本文采用科学检测方法，对两尊观世音立像进行无损分析，并探讨立像表面彩绘金饰工艺和产地来源问题，为其他长安北周佛教造像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分析方法和结果

1.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

采用美国Innov-X Delta DH-7000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电压15-40kV，电流100-200mA。测试模式：彩绘、汉白玉本体、底座本体使用地球化学模式，金层采用土壤模式。为保证分析结果准确，另采用美国Thermo Niton XL3t 950 GOLDD+ series手持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电压和电流最大值分别为50Kv和200μA。测试模式：彩绘和汉白玉本体为矿石模式，金层为常见金属模式。分析结果见表一、二。

2.激光拉曼光谱分析

仪器为法国GY HE便携式激光拉曼光谱仪。采用HE 785nm激光器。受仪器激发波长和样品荧光背景影响，仅检测出红色彩绘和汉白玉的特征峰。3gs275嘴唇红、衣袖红、底座红等位置的分析结果均显示相似的拉曼图谱。如图二为底座红的拉曼图谱，250和336 cm-1显示HgS的主要拉曼特征峰。图三中，1080、708、276和 148cm-1显示出 CaCO3的拉曼特征峰，其中1080和276 cm-1分别为最强锋和较强峰，其他为较弱峰，可能为方解石。

二、讨论

1.颜料成分与彩绘工艺

经XRF和拉曼光谱分析可知，红色颜料为朱砂（HgS）。绿色颜料在两次XRF分析中均显示Cu元素具有较高含量，未检测到其他与Cu元素组成呈色物质的阴离子元素，故推测绿色颜料为石绿（CuCO3·Cu(OH)2）。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XRF分析红色和绿色颜料时，除了显色元素Hg、S和Cu，其他元素中Ca和Si含量较高，有的部位还检测到Pb元素。出现高含量Ca和Si应是由于颜料脱落导致检测到汉白玉本体所致。Pb的出现可能是颜料层下方底子层的显色元素，推测为铅白（PbCO3·Pb(OH)2）。由于石像表面光滑，不易上色，因此常在石像表面打底子层后，再在其上施彩。打底材料有的用铅白，如山东青州龙兴寺彩绘石雕佛菩萨像[7]；有的用白灰（CaCO3），如甘肃泾川佛教遗址出土的彩绘佛教造像[8]。西安汉城乡中查村出土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则是使用硫酸铅或硫酸铅与碳酸钙的混合物做颜料层之下的白色底层，贴金层下的白色底层则使用了铅白[9]。

表一 Innov-X分析结果

表二 Niton分析结果

2.金饰工艺

经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常见的古代表面金饰工艺包括鎏金、错金、包金、贴金、描金等[10，11]。石质文物上的金饰工艺多被认为是贴金，极少认为是涂金或描金。如，西安灞桥湾子村出土的佛像采用了涂金工艺[12]；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出土的佛经石板为刻字口描金而成[13]。宋代李诚在《营造法式》中记载建筑彩画贴金程序为：刷鳔胶水、白铅粉、土朱铅粉，熟胶水贴金箔……。经科学分析确定为贴金工艺的案例较少，如重庆大足千手观音[14]、山西大同关帝庙铜造像[15]和山东招远金铜菩萨像[16]等均为贴金工艺，使用的金胶中含HgS。古代涂金工艺应指鎏金，明代方以智著《物理小识》指出：“以汞和金，涂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 鎏金多用于金属表面，少见用于石质表面。化学成分中是否含Hg是判断鎏金工艺的依据[17，18]。至于描金，常见于漆器或瓷器表面描饰纹样。明代黄成在《髹饰录》中记载：“描金，一名泥金画漆，即纯金花文也。”

图二 3gs275底座红拉曼图谱

图三 3gs275汉白玉本体拉曼图谱

本文分析的金层以Pb含量最高，其次为Au，其他微量杂质元素包括As、Fe、P、Si等。高含量Pb可能与彩绘情况相似，均为金层下方底子层的显色元素。由此可知金层与彩绘工艺相似，应是先在石像表面整体打底子，然后饰金和施彩。两次XRF分析均未检测到Hg和S，推测金层并非鎏金（涂金）而成，也不是采用含HgS金胶的贴金工艺。但是否为使用了其他胶结材料的贴金工艺，还是描金工艺，需要取样分析研究。

3.产地来源

汉白玉实为白色大理石，在汉代（或更早些时期）始被利用，由于白度高，“似玉而非玉”，故得名“汉白玉”[19]。中国较著名的汉白玉产地有北京房山、河北曲阳、云南大理和四川宝兴等。汉白玉按主要矿物成分不同可分为白云石大理岩和方解石大理岩，北京房山、石家庄等地汉白玉的主要矿物成分为白云石（MgCa(CO3)2）[20，21，22]，属白云石大理岩；四川雅安、湖北宜昌的汉白玉矿物成分则为方解石（CaCO3），属方解石大理岩。河北曲阳汉白玉为白云石大理岩[23，24]。

表三 西安出土北周石刻单体菩萨造像

关于北周长安汉白玉佛教造像的产地来源问题，有的认为石料来自幽州（今北京地区）[25]，有的认为石料来自河北曲阳[26]，有的则认为造像稿出自本地画家之手，但融合了北魏与南朝风格[27]。河北曲阳作为古代北方石刻佛教造像的生产中心，曾大量生产白石造像，如曲阳修德寺遗址发现的2200余尊造像和残件[28]。曲阳也对外输出石料和成品，如河北唐县寺城涧村和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出土的白石造像即来源于曲阳石料和（或）工匠[29，30，31]。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北周长安白石造像时常与曲阳白石造像比较。

本文两尊北周观世音立像经XRF分析发现，汉白玉本体化学成分主要为Ca，含少量Al、Si和Fe；拉曼光谱分析显示CaCO3的特征峰，应为方解石矿物，推测该汉白玉属方解石大理岩。这与北京、曲阳的汉白玉成分不同，而与四川雅安宝兴的白色大理石成分[32，33]更接近，但要确定其石料产地还需取样分析研究。曲阳白石菩萨立像以背屏造像居多，尺寸较小，与本文两尊北周观世音立像的造型风格不同。西安出土的北周石刻单体菩萨造像共三十余尊（表三），大多出土于汉城遗址附近，材质虽不同，含青石、白石、砂石、石灰岩质等类型，但造像形制相似，体现出明显的长安北周特点。由此推测，本文两尊观世音立像与其他长安北周石刻菩萨造像类似，其造像稿画师和工匠很可能来源于长安本地。

三、结论

本文采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分析仪和激光拉曼光谱仪对两尊北周汉白玉观世音立像进行无损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红色颜料为朱砂，绿色颜料为石绿，彩绘层和金层下均以含Pb显色颜料做打底层；金层并非鎏金和含HgS金胶的贴金工艺而制成；立像汉白玉本体为方解石大理岩，与北京、曲阳的汉白玉成分不同，可能为本地画师和工匠制作而成。

感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赵岳天、北京嘉元文博有限公司辛小虎在分析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1]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北郊出土北周白石观音造像[J].文物，1997（11）：78-79.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北郊出土北朝佛教造像[J].文博，1998（2）：18-24.

[3]王乐庆.从西安博物院藏观音菩萨造像看民间观音崇拜[J].文博，2014（4）：92-96.

[4]（唐）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篇》。

[5]张建锋.西安出土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00-119.

[6]肖丁.西安地区北周佛教造像及其渊源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2：9.

[7]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课题组.首都博物馆利用科技手段解读山东青州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像文物信息[M].首都博物馆丛刊，2010：373-381.

[8]梁嘉放，吴荭，张勇剑等.甘肃泾川出土5件佛教造像彩绘分析及相关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28（4）：97-105.

[9]夏寅，付倩丽，张治国等.北周石刻佛教造像彩绘分析与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23-132.

[10]钦湘.灿烂黄金九大技艺[N].中国文物报，2016-2-5(5).

[11]吴剑.常州市郊发现一明墓[J]].东南文化，1986（1）：128.

[12]赵力光，裴建平.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J]].文物，2005（9）：76-90.

[13]韩国祥.朝阳西上台辽墓[J].文物，2000（7）：50-64.

[14]胡东波，薛铁宁，王金华等.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20（3）：44-51.

[15]梁嘉放，黄晓娟，王利民.山西大同关帝庙窖藏贴金彩绘铜造像表面装饰层的调查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26（2）：28-36.

[16]蔡友振，李爱山，吴双成.山东招远文管所藏金铜佛菩萨像保护与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4）：55-59.

[17]吴坤仪.鎏金[J]].中国科技史料，1981（1）：90-94.

[18]高西省.战国时期鎏金器及其相关问题初论[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4）：43-55.

[19]金志强，刘立晨.故宫汉白玉的清洗、防护与修补（一）[J].石材，2006（5）：26-33.

[20]周佩玲，周树礼.汉白玉的宝石学特征与质量评价[J].桂林工学院学报，2003，23（2）：164-168.

[21]杨曦光.北京大理岩石质文物风化机理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学位论文，2016：19-21.

[22]张涛，黎冬青，张中俭.北京汉白玉石质文物的病害类型及病害机理研究[J].工程勘察，2016（11）：7-13.

[23]田级生.曲阳大理石矿岩溶发育机制研究[J].中国岩溶，1987（1）：51-59.

[24]朱继存，朱光，宋传中.我国天然碳酸盐类大理石资源初探[J].石材，2001（6）：14-17.

[25]金申.古代佛造像的石料产地[J].收藏，2016（15）：128-135.

[26]保全.西安文管处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铜像[J].文物，1979（3）：83-85.

[27]王敏庆.北周长安佛教造像风格渊源[J].中华文化画报，2011（10）：98-101.

[28]李静杰，田军.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3）：66-84.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J].文物春秋，1990（3）：21-28.

[30]刘鹏.邺城出土佛像与定州白石造像略论[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7）：84-86.

[31]王林丹.河北曲阳汉白玉石雕的历史考察[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25-30.

[32]周振冬，张占鳌.四川省宝兴—芦山地区大理石石材产出地质特征及质量[J].矿物岩石，1995，15（1）：92-97.

[33]林玉华.国标天然大理石品种系列介绍之二“汉白玉”和“宝兴白”之比较[J].石材，2003（10）：43-46.

[3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54-84.

[35]王长启.礼泉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J.]考古与文物，2000（2）：3-16.

[36]李雪芳，罗小幸.盛世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佛造像[J].中国文化遗产，2007（4）：78-82.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古都遗珍——长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47-86.

[3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造像[J].文物，2009（5）：8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