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岐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周是我国玉器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发展至西周时期，历经夏、商两代的磨合，中原核心辐射圈更为宽泛，这种一致的文化源，使得玉器在周文化的辐射范围内体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在玉料、玉器造型、纹样、制作工艺、组合、使用等等方面都有着统一性。周原与国墓地作为其中的两个典型出土地点，同处周王朝腹地，从发现伊始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之前的研究多从各遗址发现玉器器物本身的介绍和用玉制度等方面入手。本文拟将两者所见玉器进行比较，找寻其异同，并尝试究其缘由，以求更全面地了解国墓地和周原地区出土玉器。

一、周原遗址与国墓地出土玉器概况

本节所讨论的周原为狭义的周原，或者说是周原的核心区域，包括今扶风、岐山两县北部的法门、黄堆和京当三乡的大部分村落，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1]。据统计，周原遗址出土的周代玉器总数已经超过千件，除少部分发现于建筑基址、作坊和窖藏外，多数见于西周墓葬[2]。但周原的墓葬大多遭到盗掘，保存完好者极少[3]。但其中也出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玉器，时间上跨越了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期。如扶风北吕周人墓地[4]、扶风刘家东壕丰姬墓[5]、扶风齐家M19[6]、扶风强家M1[7]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器，尤其是齐家M19与强家M1均未被盗，能比较完整的反映出墓葬的玉器情况。扶风黄堆[8]、扶风上康村[9]等几处墓地也有少量玉器出土。总而言之，周原地区出土的玉器基本涵盖了西周玉器的大部分器类，有璧、琮、圭、璋（？）、璜、柄形器、合雕器、玉人、玉覆面、玉组佩、动物形佩等。

二、周原遗址和国墓地出土玉器的特色比较

（一）相近之处

在器类方面，都可以大致分为佩饰用玉、礼仪用玉、丧葬用玉三类[11]。礼仪用玉中都涵盖琮、璧、璜等瑞玉类、柄形器等[12]，戈、斧、刀、铲等工具武器类等；佩饰用玉也都有发饰用玉、耳饰用玉、串饰（包括组玉佩）等；丧葬用玉皆有饰棺用玉、琀玉、握玉等。

玉器种类近同，同类器物的造型也近同（图一）。如戈皆有直身戈与弯身戈两类，纸坊头M3与齐家M19所出弯身玉戈（图一，10、13）造型如出一辙；茹家庄M1乙与黄堆M31所见玉管皆为长身束腰型，中孔上下双面打孔贯通，器表刻绘纹饰（图一，7、14）。两遗址所出玉鸟、鱼、贝、蚕等动物造型相仿，鸟多做蹲卧状，小头钉喙，圆眼、长冠上卷，弯翅卷翘，鱼尾下垂（图一，3、4）。玉鱼皆有直身鱼与弯身鱼两类，各类玉鱼造型多样，竹园沟M7与齐家M41所出直身玉鱼鱼身肥厚，阴线刻划出厚唇、圆眼、鱼鳃、鱼鳍，鱼尾分叉，上下翻翘，造型十分相近（图一，8、11）。

纹样皆以羽纹、龙纹、凤鸟纹为主，构图严谨工整，线条婉转流畅。如茹家庄M1乙与齐家M34所见圆形玉饰，皆用璧芯料制成，单面刻绘团身凤鸟纹，凤鸟高冠、勾喙、圆眼，羽纹刻划鸟身。

制作工艺上，多以片状器物居多，典型的西周大斜刀雕刻技法，打磨细致光滑，器表鲜有遗留制作痕迹。

两遗址的共有器类，在用玉制度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如西周早期晚段开始，璜多用于组玉佩组件。国墓地发掘伊始，将璜与串饰单独列出，后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组合关系[13]。两个遗址都比较多见玛瑙、绿松石、玉石等组合的串饰、玉组佩，且多璜组玉佩流行，方形玉饰、圆形玉饰、舌形玉饰、玉蚕、贝、鱼等皆多用于串饰组件。在等级较高的墓葬多璜组玉佩、玛瑙、小玉件组合串饰比较多见，与西周的用玉制度相合[14]。玉柄形器成组出土，有些与小玉片、绿松石镶嵌饰组合使用，且多见于墓主人头部、胸腹部。茹家庄M1乙棺内出土柄形器14件，其中6件为组合柄形器，M1甲随葬组合柄形器6件；强家M1出土组合柄形器6组。两遗址都发现有口含现象，其中齐家M19口含玉鸟等17件器物，茹家庄M1甲墓主人口中含小玉石子。

图一 周原与国墓地出土玉器相同器类比较

（二）相异之处

1. 器类

首先，周原遗址出土玉器器类相对齐全，各类玉器数量较多，不过由于周原遗址发现墓葬多经盗扰，丧葬用玉信息也不全面。而国墓地所见玉器以佩饰用玉为主，其余两类数量较少。在两个地点所见到的玉器器类中，国墓地缺乏乐器、仿铜礼器等礼仪类玉器和部分服饰用玉及葬玉类的玉器，周原遗址发现有簋、匜等玉质仿铜礼器、觿、韘等佩饰用玉，建筑材料类如拼合石兽面、汉白玉菱形块，玉覆面等葬玉种类（图二，1～4）。周原遗址西周早期的凤雏甲组宫室基址发现当时宫室墙壁镶嵌物——拼合玉兽面，西周晚期的召陈乙区建筑基址中还发现了汉白玉制成的菱形墙砖，是新发现的一类玉器器类，因用于宫室，所以归入礼仪用玉范畴（图二，2）。匜是西周中期才出现的铜器类型，周原遗址中期遗存中出现玉匜，也是一种新器形。商妇好墓中就出土两件玉簋，另外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韘在商代妇好墓曾有出土，不属于新的器形。在瑞玉类中，周原有圭[15]、璋，国墓地只在竹园沟M20发现有足端敛玉小圭6件，不属瑞玉而属葬玉类。另外，国墓地中玦的数量多，茹家庄M1中，M1甲就出土玉玦130件，而且煤精玦比较多见（图二，5）。周原遗址所见多为一对，甚或单件。

其次，周原遗址所见玉串饰多为多璜组玉佩、梯形玉佩等有以玉制佩饰为主导佩饰的组合串饰，多璜组玉佩中以玉璜为主导，梯形组玉佩中以梯形玉牌为主导（图二，20），其他组合的串饰以合体合雕玉饰、方形玉饰、圆形玉饰、舌形玉饰、玉鸟、束绢形饰等玉佩为主导，玛瑙、绿松石只是配珠，玉器为主要组件。国墓地所见串饰以串珠组合饰更为常见，以红、黄色玛瑙管珠，各种形状的料管珠，绿松石管珠，及小件的方形或圆形玉佩、兽面等组合而成，管珠为主要组件。

图二 周原遗址与国墓地出土器物比较

再次，合体合雕佩在周原遗址中比较多见，多为人龙、龙凤、人龙凤等合雕（图二，10），为串饰（包括组玉佩）中的重要组件，而这类佩饰在国墓地发现的玉器没有发现。另外国墓地所见动物佩比较多，种类多、数量多，周原遗址所见多为鸟、鱼，其他种类少。

两处遗址中，周原遗址所见的新石器、商代旧玉数量较多。有新石器时代的璧（璜联璧）、琮、神人兽面像，商代鸮形佩、带领璧、刀、戈等，数量有数十件之多。国墓地的旧玉数量大概在10件左右。

2. 造型纹样

首先，周原遗址所见玉器带纹饰的器物比较多，一般佩饰类玉器鲜有素面，多钩划纹样，龙纹、鸟纹、羽纹多见（图二，7、9、19）。国墓地出土玉器多为素面，少有纹饰（图二，6、8）。其次，周原遗址常见的龙凤、人龙凤、人龙、人凤等合体合雕纹样在国墓地中不见。再者两个遗址出土的柄形器各有特点，周原遗址造型以常规带柄长条平顶型居多，但有的体量较大也较厚，顶部、柄部及器身造型各异，顶部有三角形、梯形、长条形等，柄部带弦纹、带齿，器身有圆柱状、片状、片状带扉棱等，器表多素面，也有的刻划绞丝纹、花瓣纹（图二，12、13）。国墓地出土柄形器除了常规带柄平顶长条型外，以带凤鸟纹的柄形器最具特色，有扉棱形、长条形、弯身扉棱形（图二，14、15）。另外，国墓地的动物类玉饰较多，有圆雕也有片雕，而且造型多样，鱼、鸟、鹿、虎、牛、兔、龟、蝉、蚕、蚱蜢等，其中尤以鹿、虎的造型最为生动传神（图二，16,、17）。周原遗址动物类玉饰也非常多，但是以鸟、鱼为主，还发现有螺（图二，18），而且皆为片雕。

表一 两遗址出土玉器差异比较

3. 用玉制度

周原遗址所见玉器器类较全，虽然佩饰用玉亦占到半数强，但是所见玉器中仍以礼仪用玉及丧葬用玉最具特点。丧葬用玉以玉覆面最有代表性，周原有十余处墓葬发现有玉覆面或玉覆面组件，造型各异，组件各异，主要由眉、眼、耳、鼻等组件构成。西周中期发现的多为覆面组件，比较完整的一套出土自西周中晚期的扶风黄堆M55。握玉、琀玉、足端敛玉的发现多在西周中晚期或西周晚期。发饰用玉多以管、条形玉片为主，个别头部有玉鱼，比较单一统一。

4．制作工艺

5.玉料

三、缘由探究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处遗址所见玉器在器类、纹饰、用玉制度上有着各自的特点，究其原因，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1.发展阶段

西周初期多沿用商代遗玉，早中期才发展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器类、纹饰、组合、使用制度。但是国在西周中期穆王时期业已没落。因此两者在出土玉器上的很多差异，如玉覆面等葬玉体系、人龙凤、龙凤等合体合雕纹饰是西周中期才开始兴起的，应该也与发展阶段相关。

2.遗址性质与地位

周原作为周族的发祥地，自古公亶父迁岐后，经太王、王季、文王三世经营，至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周人政权的中心一直都在周原。虽然武王灭商后在迁都镐京，但是周原仍为京畿之地，保留有周人的宫室、宗庙和祖茔，是周人祭祀天地祖宗神祇的重地。很多重大的政治活动仍然在此举行，不少周王室的重臣如周公等在此皆有封邑，在当时的意义非一般遗址可比。并且根据现今最新的研究成果[16]，周原遗址发现多处带墓地大墓，铸铜、制骨、制角、玉石器、漆木器、蚌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50余处，且手工业作坊成区分布，说明当时对手工业作坊的规划管理，手工业专业化程度较高；还发现大量大型夯土基址，城墙、水系、壕沟、道路等公共设施体系的发现更说明了其在城邑规划、管理的完备性。周原遗址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族属

周原主要以周人为主体、部分殷遗民及部分归附周人的部族居住地，周原遗址出土玉器体现主要体现出周人认同的用玉观念及审美。尤其是在西周中期前后，服饰用玉、瑞玉、丧葬用玉等的完备，凤鸟纹、合雕纹饰的流行，周人形成自身完整的用玉观念，用玉制度逐步成形。

4. 玉文化源流

从陕西地区商（先周）时期出土玉器的遗址看，早期商文化的一支——北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域在西安附近[17]，这一时期出土玉器的遗址也集中在西安附近。商代晚期发现出土玉器的墓葬、遗址集中在关中地区，关中东部地区仍然是老牛坡遗址[18]，除过传统的璧的出土外，还发现一部分新的种类，戈、环、璜等，在器形上与殷墟妇好墓、河南新郑望京楼新村所见的同类器物相近[19]。关中西部地区的渭水及其支流漆水、泾水、沣水等流域是先周文化－郑家坡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尚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玉器，甚至绿松石的饰品也未发现。宝鸡地区有几处墓地发现绿松石、玛瑙串饰[20]，但是这一区域在先周时期是姜戎文化一系——刘家文化的分布区域。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先周文化似乎没有用玉的传统，或者说是不太重视玉器。

周原遗址从西周早期就开始发现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的使用和制作传统，应并非源于周人的传统，而是主要是承自商人及其他异性部族。在西周建立之初，尤其是三监之乱后，周人将一部分殷遗民迁至周原安置。如1976年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中微氏家族铜器铭文记，微氏家族原是殷后裔，周初入周，世代在周王朝为官[21]。2014年发掘的凤雏三号基址[22]，发掘者认为是西周时期殷遗民在周原所建亳社[23]。另外，周原也是西周的手工业中心，当时许多重要的手工业的从业者也多为非姬姓家族,而是原先商代的工匠。周原齐家制玦[24]、云塘制骨[25]、庄李铸铜[26]等作坊遗址均在附近发现工匠墓地，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多方面表明这些墓地的主人为殷遗民[27]。同时期的玉器制作也不应例外。周人在伐商时，联合的周边部落的势力，在灭商之后，也安置了部分归附部落至周原。1981年发掘的强家一号西周墓，就为原东夷族一支的首领夷伯之墓。从不断增加的考古学资料看，周原在当时是异性贵族的聚居地[28]。

国作为归附周人的部落之一，被安置于宝鸡地区。虽然在玉器的总体面貌上与周原遗址的相近，但是国一族有着早期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被认为很可能是巴蜀系统的一支[29]，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还受到甘肃寺洼——安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墓地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发现有带齐家文化特征的璧、璜，一方面与西周初期的分器有关，但是也不能排除是由甘肃地区传入。而且国墓地中串饰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同时期的周原遗址，也可能是受到宝鸡地区先周时期刘家文化的影响。

5. 与周王室亲疏关系

在西周建立伊始，周王利用分封制与采邑制来巩固统治，而在西周中期之后，随着周王王权的强化与统治的稳定，异性政治盟友渐渐被疏离，其政治地位和作用日益弱化，有些贵族家族甚至被消灭或取代[30]。西周高等级贵族家族墓地和青铜器窖藏资料显示，其中王室亲戚功臣一系终于西周，兴盛不衰，而有一批非姬姓贵族，源自伐商时的盟友或归附部族，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阶段。从国墓地及国核心活动范围的发掘资料可知，国可能是在周初的时候到达宝鸡纸坊头一带[31]，西周中期以后在这一区域的活动已难寻觅[32]，正属于这种情况。

武王灭商之后，缴获了殷商的大量青铜器及玉器，《逸周书》中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为巩固政权，“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33]”国作为伐商的盟友，也应属于分器的行列。国墓地中出土一些商代青铜器如“父辛”鼎、“史父乙”盉等应与分器相关，玉器是“分器”的重要类别，而且玉器比铜器更高度集中于最高等级的贵族手中[34]。周原遗址与国墓地都发现有一些商代甚至更早时期的旧玉[35]，可能其中一部分就与分器有关，但是周原遗址发现的商代及更早时期旧玉的数量多于国墓地，而且其中不乏高冠鹦鹉佩等精品。另外从更晚时期未被盗扰的虢国墓地[36]及芮国墓地[37]也可看出，作为姬性高等级贵族，两个墓地都发现了大量商代旧玉，其中包括一批刻铭玉器。而且两者相较，虢国墓地的旧玉数量非常多，这一点应该与虢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无关联。

6. 周边自然地理环境

周原所居之处台塬宽广平坦，河流环绕，水泉泽籔，草原丰美，自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描述。国的中心区域位于渭水以南，清姜河两岸的台地，背依地势高耸，群山环绕。周原遗址中动物造型以鱼、鸟为主，国玉器中动物造型数量多，种类多，刻画栩栩如生，可能与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是统治者或玉工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和表达。

玉器的设计理念源于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与信仰，在西周统一的政治基础与思想观念下，周原遗址和国墓地所见玉器体现出很大的一致性。然而由于发展时间、遗址性质与地位、文化源流、族属、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两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差异。其中遗址的性质与地位、族属及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因素是各遗址文化面貌的体现，玉器作为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也是各遗址自身文化特色的体现。

本文在书写过程中承蒙刘云辉老师、张天恩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1]徐天进,张恩贤.周原考古综述[C]//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广义的周原包括今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千河以东、漆水河以西、渭河以北和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史念海.周原的变迁[C]//河山集(二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1：214.

[2]a.刘云辉.周原玉器[M].台北：台湾中华文物学会，1996：12.b.周原博物馆.1995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5（4）.c.周原博物馆.1995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J].文物，2005（4）.d.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J].考古，2002（9）.e.周原考古队.1999年度周原遗址ⅠA1区及ⅣA1区发掘简报[C]//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f.周原考古队.2003年秋周原遗址ⅣB2区与ⅣB3区的发掘[C]//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g.赵艺蓬.周原姚家墓地出土的西周玉器[J].收藏，2014（12）.h.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7）.

[3]罗西章.扶风县文物志[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3-31.

[4]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本节有关北吕墓地的叙述除注明者外均据此报告。

[5]同[4]：28，96-97.

[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J].文物,1979(11).

[7]周原扶风文管所.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J].文博,1987(4).

[8]a.罗红侠.扶风黄堆老堡三座西周残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4(3).b.罗红侠.周原地区的人物形象文物[J].宝鸡文博(周秦专号)，1993(2-3).

[9]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扶风周墓清理记[J].考古,1960(8).

[11]根据当时玉石器的使用情况来看，玉器主要为礼仪与身份的象征，从严格意义来讲，都应该称为礼玉，但是为了描述便宜，将玉器大致分为佩饰用玉、礼仪用玉、丧葬用玉三类。礼仪用玉包括有瑞玉类（其中涵盖了传统所述六器、柄形器等）、仿铜礼器、乐器等；丧葬用玉包括饰棺用玉、玉覆面、玉琀、玉握等；佩饰用玉与宋之后的佩饰类在使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个分类主要是依据墓葬资料来确定的，可分为头饰、耳饰、项饰、腕饰用玉等方面。由于三类玉器中有些器类具有多种功能，如玉璧，因此玉器分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分类方式。

[12]柄形器在西周玉器中比较多见，而且造型多样，尤其是西周中期，制作精美，刻绘凤鸟纹，并与绿松石、小玉片镶嵌饰配合使用，成组出现，应附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可能与祭祀、身份等礼仪制度相关，因此在此归入礼仪用玉。[13]考古报告中对于出土的串饰有些描述，只有个别为单璜组佩，但是在2008年发表的《国玉器》一书中，孙庆伟先生将各墓葬中出土的璜与串珠联系起来，复原为组玉佩，有五璜、四璜、三璜组玉佩。北京大学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等.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4]组玉佩主要见于第一、二等级贵族墓，而第三、四等级墓葬则罕见或不见。这种等级差别在西周时期十分突出。第一等级为列国诸侯、王朝大夫及其配偶，第二等级为列国大夫、王朝大夫家族的近亲成员及其配偶，第三等级为士及其配偶，第四等级为庶人及其以下各阶层。国墓地有三璜、四璜，最高为五璜组玉佩，竹园沟M7（伯格）随葬五璜组玉佩，茹家庄M1（鱼伯知及殉妾）随葬四璜组玉佩，竹园沟M9（贵族墓葬）随葬三璜组玉佩。a.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D].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论文，2002.

[15]尖首圭与戈在形制上十分相近，在一些研究、统计中将戈、尖首圭皆称圭。本文仍将有刃的尖首窄条形器物称为“戈”。[16]杨永林，张哲浩，种建荣.周原遗址考古揭示周原聚落面貌和社会特征——聚邑成都的“移民之城”[N].光明日报，2014-1-14（7）.

[1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b.卢建国,巩启明,尚友德.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4(1).

[18]刘士莪.老牛坡[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19]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第5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0，21，42，43，45.

[20]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峪泉周墓[J].考古与文物,2000(5).b.雍城考古队.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J].考古与文物,1982(4). c.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M].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

[21]a. 赵燕娇.从微氏墙盘看殷遗民入周后的境遇[J].文博,2009(1).b.黄树余.周初殷遗民去向研究[D].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c.范学谦.西周殷遗民分布、影响及同化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d.李沁芳.浅谈周初统治者对殷遗民的政策——周初分封与殷遗民之关系[C]//春草集：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

[22]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7).

[23]a.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3).b.张天恩.凤雏三号建筑的祭祀遗存浅谈[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3).

[24]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J].华夏考古，2010（3）.

[25]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J].文物，1980（5）.[26]雷兴山.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居与葬——兼谈特殊器物在聚落结构研究中的作用[J].华夏考古，2009（4）.

[27]林森.商周时期“百工”研究[J].史学集刊，2014（1）.[28]辛怡华,刘宏岐.周原——西周时期异性贵族的聚居地[J].文博,2002(5).

[29]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J].文物，1983(2).b.孙华.蜀人渊源考(续)[J].四川文物，1990(5).c.张天恩.宝鸡市纸坊头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89（5）.

[30]徐良高.从考古发现所见西周政治中的亲疏盛衰现象[C]//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化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1]张天恩.宝鸡市纸坊头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89（5）.[3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J].文物，1983(2).

[33]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4]黄铭崇. 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上篇）[J].台北中研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

[35]两个遗址都发现一些玉璧（包括璜连璧），从器物形制、制法及玉器推断，其中一些应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而非商代旧玉，商代比较流行的带领璧在西周时期并不多见。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