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东峰 穆 雷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欧阳东峰 穆 雷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价值伦理学是传统伦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价值论转向的新生产物，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价值取舍决定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本文以回归伦理的翻译研究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为基础，探讨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对翻译伦理研究在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尝试构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价值伦理学；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1 回归伦理的翻译研究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

翻译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翻译研究经过文化转向后，研究本体由文本关系过渡为文本关系与人际关系并重，从强调语言忠实的微观研究拓展到对翻译的产生、背景、功能和影响的宏观考察。翻译研究关注的不仅是语言本身，还包括其他因素，谢天振(2008：6-10)指出：“翻译研究的本体除了语言文字转换过程的本身之外，必然还包括翻译过程以及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以及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因素。”许钧(1998：49-54)认为翻译存在意愿、现实与道德3个层面，意愿层面涉及“要怎么译”，现实层面涉及“能怎么译”，道德层面涉及“该怎么译”。 翻译的这些内在属性和层级都决定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翻译道德层面上的“该怎么译”受制于翻译伦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翻译行为就是伦理行为的体现，传统翻译纠结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多在语言转换的层面讨论文本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对等，强调的仅是文本关系，因此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为了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需要从伦理的视角考察翻译，扩大翻译研究的视野。

伦理学与哲学是种属关系，“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事物的规律，“伦理”指社会交往中的人应该遵循的道理和规则。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翻译离不开对“伦理”的讨论，在中西翻译史上，对译者的道德要求和主体制约一直是翻译的主要议题之一。早在公元6世纪，我国北朝著名佛经翻译家彦琮在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基本完整的翻译理论篇章《辩正论》里，就提出译者应具有“八备”，分别是：“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8条中的第一、二、五、六条就要求译者具备正确的职业操守、价值理念和良好品性，并严格遵守戒律，有奉献精神(彦琮，2009：60-63)。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衍生自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文字——三国支谦的《法句经序》，也含有对翻译伦理的要求，是对译者提出的职业标准。

国外翻译理论家安东尼·贝尔曼(Antoine Berman)、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恺撒·考斯基南(Kaisa Koskinen)等也都专门就翻译与伦理的关系进行了讨论。2001年英国圣哲罗姆公司刊物《译者》出版专刊《回归伦理》，对翻译伦理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拓展，以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最有代表性，引发了人们对翻译伦理的重新关注。翻译伦理告别了单纯的文本忠实说和译者中立说，研究范围扩大到翻译活动牵涉的各主体行为的关系中。

译者的伦理行为受制于译者的价值认识，切斯特曼在1997年著《翻译模因论》(MemesofTranslation)最后一章里提出，翻译策略体现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受规范支配，规范由价值决定并体现出价值，这一链条使翻译行为产生的等级关系追溯到了价值论(Chesterman，1997b: 172)。

“价值”是伦理学建构的核心概念，是传统伦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价值伦理学(Ethics of Values)*该术语首先由舍勒针对西方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出，是以现象学为方法，以价值为基础的伦理学研究。“价值伦理学”中文译名见于倪梁康翻译的麦克斯·舍勒著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转向后重点讨论的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之后，康德伦理学因其价值论色彩成为价值伦理学的奠基，现代西方分析哲学也深入论证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价值伦理学兼具非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借助于胡塞尔(Husserl)的回归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由奥地利的布伦坦诺(Franz Brentano)、德国的麦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创立和发展，以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6)和哈特曼的《伦理学》(1926)为代表著作。

价值是指“在主客体之间，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与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的一种关系状态”(李德顺，孙伟平，2005：57)。价值是人类对道德、信仰等精神文化意义和维系精神性存在的理解，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间联系的认定*根据龚群. 论社会事实与三种价值的内在关系[G]∥樊浩，成中英主编. 伦理研究.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195-206. 基础上改写而成。。价值伦理学认为伦理学应该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实践性的，价值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传递人的意向和理性，并区分不同级序和结构，试图在描述应当做什么之后，阐述之所以为之的根源和基础。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为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启发，译者在翻译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关系和伦理行为，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是自我制约和自我规范，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则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建构，如果翻译研究者在从翻译伦理角度探讨翻译现象、考察译者行为的同时，将价值纳入研究范畴，并产生译者行为根源与价值实现的追问以及根植于价值基础的翻译行为本质、结构和级序的研究，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和文本选择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对翻译伦理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发

翻译伦理研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探索翻译现象，以伦理学的原理术语、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为指导，探讨翻译活动中出现的伦理现象，考察翻译活动在人类人文价值层面的意义，属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伦理学的价值论转向对翻译伦理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带来了很大启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哲学遭遇了“拟科学”梦的破碎，企图用自然科学实证和推理的方法与思想来主宰哲学、使哲学“科学化”的目标令哲学陷入困境，在寻找转机中人们发现在实然世界之外，还有应然世界即价值世界的存在，这一探讨使哲学回归人和价值，从而萌发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该转向联结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虽然从事实不能直接推出价值，但事实和价值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价值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大类，精神价值主要包括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李连科，1999：241)。价值选择是人们按照某种价值取向在价值评价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价值活动进行选择的过程，包括价值目标、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的选择，是观念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阮青，2004：117-118)。而确定价值目标、创造和实现价值都离不开主体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指人从整个文化世界所获得的文化价值意识的结构层次或心理状态，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状况、知识水平发展和实践经历(司马云杰，2003：344-346)。因此，研究译者即价值主体的社会语境、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是研究翻译伦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价值伦理学的创立者德国哲学家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1916年初次以德文发表，2004年译为中文，迄今尚无英译本。[德]麦克斯·舍勒著. 倪梁康译.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里对价值伦理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提出价值存在着先在的等级关系和形式结构，价值级序指主体对价值思维进行判断，并根据不同的目标而设定的等级和次序。

舍勒的价值样式理论将价值分为4类等级结构：神圣价值、精神价值、生命价值和感官价值，通过借助现象学方法，回归事物本质，直观地感受价值在世界中的表现，而人类的感受是基本相通的，因此可以在异质文化背景的人群里构建一套共有价值的级别秩序。舍勒倡导的级序是：感官价值是生命价值的基础，生命价值的存在是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的前提，这些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肯定从客观上解释了价值的共性特点，并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着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价值伦理学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哈特曼批判性地接受了舍勒建立的价值伦理学体系，并构建了更为实质性的道德价值的哲学体系，其皇皇巨著三卷本的《伦理学》*1926年在德国初版，1932年英文版出版，2003年再版，共三卷，无汉译本(见文末参考文献)。分别讨论了道德现象、道德价值和道德自由的本体论问题，并在“道德价值”卷里着重探讨了价值的本质、结构、秩序和样式。哈特曼提出伦理根植于价值这一道德问题的基础，伦理是价值的一种方式，价值存在于追寻方式中，低级价值是高级价值的前提，是高级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哈特曼不仅揭示了伦理与价值的关系，还提出包括价值结构和价值秩序在内的“价值样式理论”(the Gradation of Values)，被称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次空前的类型模式化尝试”和“庞大而详尽的价值系统”(万俊人，1992：85)。

哈特曼对价值的性质、构成、级序和评价对翻译伦理研究中价值如何驱动伦理有着重要启示。在哈特曼的“伦理价值领域”(the Realm of Ethical Values)里，道德价值依存于非道德价值，其价值的立体层状结构由4个基本价值层组成，即“最一般的反题层、制约内容的价值层、基本道德价值层和特殊道德价值层”(Hartmann，2003b: 75-225)。“基本道德价值层指善良、高尚、丰富的经验和纯洁性，其中善良是最核心的部分；特殊道德价值层分为三个子层，第一子层为正义、智慧、勇气、自控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第二子层为兄弟之情、诚实正直、可信忠诚、信任信仰、谦卑矜持冷漠、社会交往价值；第三子层为遥远的爱、施与受的美德、个性、个人之爱。”(Hartmann，2003b: 225-384)

在此基础上，哈特曼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样式理论，包括6类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认识的价值、生命和生命力的价值、快乐的价值、财物价值。其中“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认识的价值”与译者的翻译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哈特曼源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来研究价值，揭示了价值伦理学可以通过实证观察客观的价值行为，从等级分明的结构中建构出一套体系，为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借鉴。

本研究中，与≥90分组患者相比，<70分组患者LVEF较低、pro-BNP较高、住院时间更长、消化道出血更多见，心脏破裂或室间隔穿孔发生有增加趋势。<70分组患者年龄更大、女性比例更高、因STEMI就诊比例更高、急诊介入治疗比例更高、入院时收缩压血压稍低，这可能是其转归较差的原因。

价值的主体性包括“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和“自由的超越性”(李楠明，2005：13)。译者拥有掌控自身行为的自由，但这份自由是有限度的，它也受制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因素。译者的权力和改写的程度取决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建构的关系和主体衡量的行为价值的大小，并受到社会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双重规约。切斯特曼认为翻译伦理包括“价值、规范和行为”，三者的关系是“价值支配规范，规范驱动行为”(Chesterman，1997b: 172)。按照这一结构，从学理逻辑上讲，翻译伦理既然溯源于价值伦理学，那么，通过探讨价值的级序和结构来认清行为选择的原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就方法论而言，伦理学研究方法体系根据学科性质分为3个层次：普遍方法、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普遍方法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一般方法指通用于一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有逻辑分析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研究者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提取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此外还有实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等，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途径，或联系社会历史背景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研究人的伦理行为；特殊方法指道德价值推导法和心理分析法，伦理学是一门价值科学，用道德价值推导法可在厘清不同伦理关系及其所发生行为的基础上，对道德现象进行善恶的价值评判研究；心理分析法是通过分析心理要素如感觉、兴趣、思维、动机、情感、需要等，来解释说明伦理行为的动因和现象(王集权，2004：9-11)。这些研究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如借鉴实证研究方法中的描写性研究，讨论事实如何发生、译者如何行为，观察文本的原始形态，关注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记录观察到的事实，结合人文研究方法中的历史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道德价值推导法等，将采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解释、归纳等逻辑推演，提取事物规律，根据文本和语境，阐释身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中的译者行为，考察译者在翻译中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上述研究方法中大部分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伦理学特有的研究方法——道德价值推导法，这种方法的衍生源于伦理学的性质是有关道德价值，而非事实科学，它必须依赖客观事实，但不仅仅受制于事实，还和价值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有关系，符合价值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称之为“应该、善、正价值”，反之为“不应该、恶、负价值”(王海明，2008：79，95)。如下表所示(王海明，2008：97)，当表中的两个前提都成立时，才能得出结论：

表1 道德价值推导法

上表说明行为事实须为真实，但只是客观存在，无涉价值，只有该事实与主体的道德目的相关时，才会产生判断行为有否价值以及具备何种价值的结论。由于主体所处背景不同、立场各异、价值观念也有差别，因此绝对客观的价值观念不存在，价值中立的追求很难达到，即便能达到，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

任何伦理行为的产生都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因此是有意识的行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行为，译者有可能受制于不同伦理观念，承担多种伦理义务，当多种伦理观念和伦理义务冲突时，伦理主体就有可能在选择一种伦理义务时放弃另一种伦理义务，或者说一种价值取向的伦理行为凌驾于另一种价值取向的伦理行为之上。在面对道德选择的翻译伦理行为表现中，价值主体的活动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于与客体和自身的关系中，包括3个方面，价值主体与自身、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价值主体与客体。在翻译行为表现中，价值主体与自身指主体内在的价值选择关系因为自身的个性追求、审美倾向等而有所取舍；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指译者与原作者、赞助人、读者之间的关系；价值主体与客体指译者与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关系，3种关系是互为相关的，均涉及人际关系和人文关系，是人、文本与世界的综合体现。

3 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价值观具有基本的级序和结构分层，因此对价值驱动的行为选择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同样受到价值的支配，因此可以从价值伦理学的角度解释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并尝试构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翻译理论家切斯特曼在《翻译模因论》第七章“翻译伦理”里，区分了几对概念：宏观伦理和微观伦理；契约论和功利论；描写伦理学和规定伦理学。他指出“宏观伦理指译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微观伦理则关注译者与文本的关系”(Chesterman，1997b: 170)。但显然，两者之间是无法截然分离的，宏观伦理制约微观伦理，微观伦理影响宏观伦理。契约论重在义务和规范，功利论重在结果和价值。描写伦理学旨在揭示统辖行为的伦理准则，规定伦理学提供解释伦理现象的原因。切斯特曼主要讨论的是微观伦理和描写伦理学，并涉及了契约论和功利论(规范与价值)。下面是笔者根据切斯特曼的观点描绘的示意图(Chesterman，1997b: 172-175)：

图1 切斯特曼的翻译行为选择

该图在切斯特曼的译者翻译行为的框架上形成，重点揭示了“价值、规范与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独特的知识和认知、独特的个人经历和独特的个人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译者，译者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译者采用什么翻译规范，翻译规范进而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并在翻译的初始阶段估计该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则采用促成型行为，反之则采取阻止型行为。

之后，切斯特曼进一步阐明了翻译伦理的内涵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2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

该图呈现了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规范模式、承诺模式)”，前4种模式与“伦理价值(忠实、忠诚、理解、可靠)”和“规范(关系规范、期待规范、交际规范、责任规范)”一一对应，最后一种模式是切斯特曼针对译者职业提出的规定(Chesterman，1997a: 147-160)。

再现模式与文本的忠实对应，体现了关系规范，指原文本与目标文本的关系；服务模式与文本的“清晰”(clarity)对应，体现了期待规范，指文本的质量，但在后期切斯特曼改为“忠诚”(loyalty)，指对委托人忠诚的人际关系；交际模式与人的理解对应，体现了交际规范，指译者要考虑环境及各方的关系以达到最优交际；规范模式与人的可靠对应，体现了责任规范，指译者要对涉及的各方如原作者、委托人、读者等负有责任，并以阻止型行为来避免错误的出现；承诺模式统辖了译者的职业伦理范围，是从职业的高度对译者做出的要求(Chesterman，1997b: 175-186)。其中，忠实是与文本有关的价值，忠诚、可靠和理解是与人有关的价值。此外，切斯特曼还认为勒菲弗尔的改写说中5种决定译者操纵文本的要素——“赞助人、诗学、整体话语、源语与译语、译者的意识形态”与翻译规范存在着对应的关系(Chesterman， 1997b: 78-79)。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构架中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实际上彼此互相包含，不可分割，在实现其中一种时离不开其他4种，研究翻译伦理时均不可或缺，因此应该视为一个整合的翻译伦理模式。此外，切斯特曼尝试借助价值论找到突破口，探讨价值论与翻译伦理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从价值伦理学的视角或者借鉴价值论理学的本体论进一步完善该模式，并建立翻译伦理的内部层级与分类，这为翻译伦理研究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是指译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由其价值观念支配，受伦理规范制约的自主的行为取舍活动。任何伦理选择都预设了某种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伦理来源于并受制于价值，是价值观念的转换，价值观念及其表现方式和呈现特征受制于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文化信仰、社会地位和人生理想，其价值系统中各子系统间价值的组合、冲突或一致都会对行为主体的选择产生重要的作用，可见价值不单独存在于客观事实中，而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当中，即客观事实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目的，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受制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产生不同的伦理行为。

翻译受语境的制约，同时也体现了译者的伦理观。译者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个人伦理与集体伦理有时一致有时矛盾。译者在进行选择时，必然要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因此这样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但即便不自由，译者也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几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符合其价值取向的一种，从这一点看，译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可见，译者的翻译行为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和主体意志的约束，在几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如上所言，翻译实践的构成要素为：人、文本与世界。译者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可以按照价值主体与客体、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价值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来进行。在翻译活动的语境里，价值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指译者与文本的关系，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指译者与原作者、赞助人、读者的关系，价值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指译者的个人倾向、文化认识等。价值主体与客体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归属道德价值范畴，价值主体与自身的关系归属审美价值范畴，审美价值高于道德价值，又依存于道德价值，如哈特曼指出，高级价值以低级价值为前提，即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都以认识价值为前提，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为价值主体的评价和取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译者通过认识和判断文本，估计此翻译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再结合判断的结果决定采取促成型或阻止型行为，并在翻译策略中体现与客体、与其他主体和与自身的观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个人的价值观存在和发生的前提是价值主体的认识能力，对实践环境的自我诉求，个人经历与生活交往以及由此建构的认知世界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价值主体的价值选择。为了寻找译者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的产生与运作原理，根据哈特曼的价值样式理论，结合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研究者可以在两者之间形成理论推演，并以此为理论假设，构建出以价值伦理学为观照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

哈特曼的价值结构、价值级序和价值样式形成了一个价值空间，他认为“高级价值依赖于低级价值”，但“不是后者包含前者，而是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条件”(Hartmann，2003b: 454)。国内学者董世峰(2003a, 2003b, 2006)对哈特曼的价值伦理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为了进一步说明价值空间理论当中的价值高度、价值强度、价值广度和价值力等关系，董世峰(2006：178)在哈特曼的理论上提出了价值空间图，也叫价值探照灯图。

图3 价值空间图

价值高度指价值的等级，价值强度指价值的力量，价值广度指价值起作用的范围，如同探照灯的光照方式，价值高度越高即价值越高级，这个立体图里的圆锥体的体积越大，光照的范围越大，价值的广度就越大，价值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从价值伦理学中的价值空间图和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可以从学理上推演出翻译活动中的不同价值高度对相应的价值广度和价值强度的反映。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有着某种联系，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组合，这一整体性使这个集合中的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评判标准，按照演绎推理，某一类型的译者也会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参数包括个人倾向、文化认识、与文本和其他主体的互动等。但人类的理性意识既是对象性又是自我指涉的，每位译者的教育背景、认知世界、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有所差异，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和翻译选择时，不但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还要达到个人独特的目的，结合客观规律和主观尺度，做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价值在现实化过程中，价值主体将根据价值理念做出3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将价值转化为目的，第二个决定将目的付诸行动，第三个决定根据目的选择手段，最终凭借手段实现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先验的价值决定，第二个决定是目的决定或经验的价值决定，第三个决定是因果决定(董世峰，2003b：15-18)。在决定的过程中，作为价值主体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产生3种不同的价值关系，就价值高度而言从低到高依次为：与客体即文本的关系；与其他主体即原作者、赞助人和读者的关系；与自身的关系。这3种价值关系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的3层价值高度，分别可被称为基本道德价值层、特殊道德价值层和审美价值层，基本道德价值层对应切斯特曼的“忠实”价值，特殊道德价值层对应“忠诚、可靠、理解”，审美价值层指价值主体的个人倾向与文化观念，它不是译者凭空萌发，而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理解和对原作者、赞助人和读者的认识之上。价值层的高度越低，与价值主体的关系越松散，价值高度越高，管辖的层级越多，控制面也越大，价值强度(不同价值高度反映的不同价值力量)和价值广度(翻译伦理精神的投射范围)均与价值高度成正比。

由价值伦理学和翻译伦理研究，可以构建出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的价值空间图，即意味着价值高度越高，Y值越大，探照的面积就越大，X值就越大，圆锥体的体积也随之越大。

图4 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之价值空间图

如上图所示，当价值高度到达基本道德价值层时，Y值小，X值和V值均相应小，价值强度和价值力也小；当价值高度上升到特殊道德价值层，Y值变大，圆锥体的体积增大，伦理精神投射的范围也变大；当价值高度到达审美价值层时，圆锥体的体积最大，实现的价值力量最强。正如哈特曼提出的，“违反低级价值比违反高级价值的后果更严重”，但“实现高级价值比实现低级价值更高尚”(Hartmann，2003b: 454)。

如果价值主体在基本道德价值层忠实于原文就能实现其审美价值，则采取促成型行为进行忠实翻译，反之采取阻止型行为违背“忠实”，并诉诸上一层即特殊道德价值层，当特殊道德价值层中价值主体与原作者、赞助人和读者各主体间关系出现矛盾，无法满足价值主体的审美需要时，价值行为会进而直接受审美价值层的支配。在整个价值级序中，高级价值以低级价值为基础，同时支配低级价值。这个流程表现出来是自下而上的，但在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中却是自上而下层层驱动的，译者会衡量价值大小，有违背价值级序的自由，会为实现高级价值不惜违反低级价值，是否满足伦理义务而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有可能以文本的不忠实换取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并实现个人审美需求。

译者的翻译行为抑或附会，抑或策略，均是个人价值取向的反映，呈现出清晰的价值高度的层级，即价值主体与自身的关系决定了该主体与其他主体、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审美价值高于特殊道德和基本道德价值。相比而言，个人倾向和文化认识是决定性的，文本的忠实处于价值高度的最底层，译者在翻译时无法同时满足多方时，会优先选择在价值空间图里价值层级最高的参数，强度依次降低，因此，译者与文本的关系最不紧密，最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左右。该价值空间图是基于价值伦理学和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构想，需要经过验证，笔者做过相应验证，拟另文陈述。

4 结语

价值伦理学创立者舍勒建立了价值样式理论，描写出价值级序和形式结构，后继者哈特曼从价值的性质、构成、级序和评价等揭示价值如何驱动伦理行为，这些价值伦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通过实证观察价值表现的可能性，本研究结合价值伦理学和翻译伦理研究，通过理论推演，建构出以价值伦理学为观照的翻译伦理行为研究机制的初步模型。根据价值主体与客体、价值主体与其他主体、价值主体与自身三者的关系，再现译者与文本及外在世界之间的互动，按照翻译伦理研究中的价值层级和样式设定翻译活动中的基本道德价值、特殊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分别研究“忠实、忠诚、理解、可靠”以及译者自身的个人倾向和文化认识，用于解释译者行为。在这个价值空间里，高级价值以低级价值为基础，在级别上高于低级价值，所具备的价值广度和价值强度大于低级价值，因此，价值主体为了实现更大的价值广度和价值强度，不惜做出牺牲低级价值保全高级价值的行为选择，以获取更高的价值力量和更大的伦理精神投射范围。这个译者的翻译伦理行为选择机制可以成为译者翻译行为的描写和解释框架，分析译者如何受不同因素的制约，选择符合自身价值取向的行为，旨在拓展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模式，丰富和完善翻译伦理研究。

Chesterman, Andrew. 1997a. Ethics of Translation[G]∥M. Snell-Hornby.Translationas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47-160.

Chesterman, Andrew. 1997b.MemesofTranslation:TheSpreadofIdeasinTranslationTheory[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Nicloai Hartmann. 2003a.EthicsVolume1:MoralPhenomena[M]. Translated by Stanton coi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icloai Hartmann. 2003b.EthicsVolume2:MoralValues[M]. Translated by Stanton coi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icloai Hartmann. 2003c.EthicsVolume3:MoralFreedom[M]. Translated by Stanton coi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董世峰. 2003a.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J]. 现代哲学(3)：51-57.

董世峰. 2003b. 哈特曼基于价值的意志自由何以可能[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5-18.

董世峰. 2006. 价值：哈特曼对道德基础的构建[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龚群. 2007. 论社会事实与三种价值的内在关系[G]∥樊浩，成中英主编. 伦理研究.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5-206.

李德顺，孙伟平. 2005. 道德价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连科. 1999. 价值哲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楠明. 2005. 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 倪梁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麦克斯·舍勒. 2004.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阮青. 2004. 价值哲学[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司马云杰. 2003. 价值实现论——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海明. 2008. 新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集权. 2004. 现代伦理学通论[M].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万俊人. 1992.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天振. 2008. 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 中国翻译(5)：6-10.

许钧. 1998.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J]. 外语教学与研究(3)：49-54.

彦琮. 2009. 辩正论[G]∥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60-63.

穆雷，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等研究。

责任编校：冯 革

On Translator’s Behavior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Ethics

OUYANGDongfengMULei

Ethics of values is the product of traditional ethics after the axiological turn in the late 19thand early 20thcentury. Based on its emergence and value’s decisive role in translators’ behavior choice, this paper reviews translation ethics and axiology, then argues that the axiological turn can shed light on translation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at, it proposes a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ethics for translators and discusses its functioning as well.

ethics of values； translation ethics；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H315.9

A

1674-6414(2017)04-0119-08

2017-04-20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二十世纪《西游记》外籍译者英译单行本研究”(16YJC740054)和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重点项目(ZDI125-49)“国家语言服务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管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欧阳东峰，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博士后研究员，主要从事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