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元，肖海峰



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王纪元，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羊毛质量，基于甘肃、青海、内蒙古3个省（区）的5个县（旗）共101户调研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羊毛分级技术在农牧户中的采用率不高；偏好风险、有兼业收入来源、养殖规模适度、参加培训次数较多、羊毛单产水平较高、销售渠道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以及议价能力较强的农牧户其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越高，反之，则会降低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

羊毛；分级技术；影响因素；Logit模型

羊毛分级技术是对从羊只身体剪下的且经过除边整理的正身套毛，在两边肩部、侧部、股部各随机抽取一个毛丛，目测其细度、长度及外观特征，根据分级标准要求判定毛套等级。羊毛分级的目的是统一质量，也就是说，把品质特征一致的羊毛归为同一类，满足羊毛加工业者对羊毛品质的需要，降低质量风险，使其销售时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羊毛后期管理阶段是其质量控制最为关键的时期。如果在这一阶段不同质量的羊毛混合在一起，那么后续流通、加工等环节也难以将羊毛重新按照不同质量进行分离，而羊毛分级技术正是这一阶段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之一。

我国羊毛分级技术采用率较低，这是导致我国羊毛市场中流通着的国产羊毛质量整体水平较差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优质优价的交易原则下，低质量的羊毛只能低价销售，农牧户因此不能通过销售羊毛获得可观收入，加之肉毛比价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使得我国毛羊产业止步不前，其中细毛羊养殖业更是逐渐萎缩。然而，即便国产羊毛较进口羊毛相比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但毛纺加工企业仍不愿意购买国产羊毛取代进口羊毛作为主要加工原料，因为国产羊毛混级销售，加工企业购入后还需再增加成本投入对其进行分级处理，如此，在成本投入方面与直接购买进口羊毛也无甚区别。此外，在投入相同成本的基础上，进口澳大利亚细羊毛在质量标准（细度、长度、强度等）方面远超国产羊毛。短期内，国产羊毛欲在细度、长度、强度等质量方面赶超澳大利亚进口羊毛是有难度的，但对已有羊毛进行分级处理相对更易于操作，且能够快速提升羊毛市场中的国产羊毛质量。本文利用农牧户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有关改进农牧户羊毛质量控制行为，提升羊毛质量等方面的政策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赴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汉旗和克什克腾旗共5个县（旗）的实地调查。所选择的3个省（区）的5个调研县（旗）均为我国细羊毛主产地区，其养殖农牧户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细毛羊养殖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调研采取两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县（旗）随机选择2个村，每个村内又随机选择10-15个样本农牧户。调研样本最终包括了3个省中的5个县（旗）、10个村、110户农牧户。获得有效问卷101份，有效率为91.82%。

农牧户问卷部分采取入户访谈的方式，主要调研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户主年龄、性别、文化水平、是否为科技示范户、家庭收入及其构成等）、养殖情况（养殖始于何年、目前养殖品种、主要养殖方式、目前养殖规模及结构、是否参与合作社、所在合作社提供的具体服务、每年参加培训次数及其满意度、养殖技术信息来源渠道）、养殖技术采用情况及意愿、市场销售情况（羊毛产量及销售情况、主要销售渠道、价格确定方式等），共四个部分。

（二）样本农牧户基本特征描述

被调研农牧户户主中男性所占比例较大，超过样本总量的80%；年龄分布跨越25岁至70岁，但接近一半的户主年龄介于40~50岁；户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超过半数的受访农牧户仅有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被调研农牧户家庭人口规模通常为3~5人，其中3口之家居多，占样本总量的39.60%；样本农牧户的养殖规模普遍较大，截止调研时绵羊存栏数量在100~500只水平的农牧户共有86户，占样本总量的85.15%；牧业收入是样本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其中收入结构（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于75%的农牧户占样本的48.51%，其中有兼业收入的农牧户所占比重较小，仅占样本总量14.85%，主要是因为当地农牧户在饲养绵羊时多采用放牧或半舍饲的饲养方式，且基本不雇佣工人，养羊所需的时间较多，故无暇从事其他非农经营。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二、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分析

在调查的101个绵羊养殖农牧户中，有51户采用了羊毛分级技术，说明该技术在农牧户中的采用率不高，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此，将对农牧户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予以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不同类型户主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

表2 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

户主对于家庭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从分析结果来看，年轻户主中对于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比例显著高于年长户主，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户主中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比例达到55.88%，较50岁以上户主的采纳比例高出10.43个百分点。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农牧户中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比率普遍高于仅有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农牧户。

（二）不同类型家庭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

家庭人口、收入等因素同样影响农牧户的决策行为。分析显示，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户所占比例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大而下降，其中3人以下的小规模家庭组中有60.00%的农牧户采用了羊毛分级技术，3~5人的中等规模家庭中也有58.44%的农牧户采用该技术，但5人以上的大规模家庭组中该技术采用率仅有15.79%。牧业收入在5万及以上的中、高等收入家庭中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比例比较相近，均超过60.00%，且远高于牧业收入不足5万元的低等收入家庭的相应水平。

（三）不同养殖类型的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情况

农牧户的决策行为也会受到其养殖特征的影响。具体来看，养殖经历较短的农牧户中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户所占比例较高，而养殖经历较长的农牧户中该技术采用率较低，这与户主年龄特征的规律相似，养殖经历相对较短的农牧户通常也是比较年轻的农牧户，这类人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强，敢于尝试新技术。随着养殖规模的增大，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比率先增长后又下降，其中绵羊存栏在100~500只水平的中等养殖规模农牧户中羊毛发分级技术采用的比例最高，达到53.49%，过小或过大的养殖规模中该技术采用率会相对下降。

三、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除了受到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家庭人口、收入、养殖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风险偏好、销售渠道、羊毛单产水平、议价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很难准确把握各变量实际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了更好的定量分析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Logit计量经济学模型：

表3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Logit模型的优势在于当因变量是虚拟变量时，其估计结果依然是一致且有效的，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则结果是有偏差的。另外，由于逻辑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有解析表达式，而标准正态分布没有，故计算Logit通常比Probit更为方便[2]。

根据上式，得到：

其中为“逻辑分布”（logistic distribution）的累积分布函数；y是因变量，代表农牧户是否采用羊毛分级技术，表示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发生的概率；x为自变量向量，代表影响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诸多因素；β为待估参数向量。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的相关变量及其定义与说明见表3。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STATA软件，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t模型分析。尽管Logit模型的系数估计过程并不困难，但很难直接解释估计系数的经济意义[3]，因此，本文通过计算同时给出了各解释变量影响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边际效应，结果见表4。

表4 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及其边际效应

注：*、**、***表示估计值的统计显著水平分别为10%、5%和1%。

从总体来看模型的运行结果良好。模型Pseudo R2为0.5818，这在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基于模型估计结果，将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的主要分析结论总结如下几点：

户主特征变量中，风险偏好显著正向的影响着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模型结果显示农牧户对于风险的偏好每增加一个等级，他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便会增加5.18%。这与现实相符，越偏好风险的农牧户，越认同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为获得更好的收益，这类农牧户一般愿意尝试采用前沿技术，并能够承担采用技术带来的风险。但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这三个户主特征变量对农牧户是否采用羊毛分级技术并无明显的作用。

家庭特征变量中，是否存在兼业收入和家庭总人口数均显著影响着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行为。具体而言，存在兼业收入的农牧户比没有兼业收入的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显著增加21.36%，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的农牧户分摊风险的能力较弱，而抑制了技术的采用行为；家庭人口总数每增加1人，该家庭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将会降低5.56%，这主要是由于被调研农牧户中劳动力人口数比较一致，仅有2人及以下劳动力水平的农牧户占样本总量的79.21%，故家庭人口规模越大，一般而言劳动力所占比重便越低，家庭负担也越大，这样的家庭往往满足于传统的养殖技术，不愿意为风险不确定的新技术投入资金与精力。家庭牧业收入变量未通过模型系数检验，说明该变量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销售羊毛所获得的收入在牧业收入中占比较低。

养殖特征变量中，适度规模养殖、平均羊毛单产水平及农牧户每年参加培训的次数这三个变量显著促进了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其中，适度规模养殖的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较过小或过大养殖规模的农户相比高24.77%，这是因为规模较大的农牧户在采用羊毛分级技术时所需要投入的资本（资金、劳动力、时间等）过多，而养殖规模较小的农牧户通过销售羊毛所获得的收入较低，故而对羊毛相关技术的关注度与采用意愿也低；样本农牧户所养绵羊的羊毛单产水平每增加1公斤，其羊毛分级技术采用的概率便会增加10.63%，这是由于羊毛分级技术操作的第一步是整理剪毛工所卷的套毛，单产水平较高的绵羊由于其羊毛密度大、闭合性好，所剪下的毛纤维彼此间连结成完整的毛被，这样的套毛便于分级技术的实施，另外，对单产水平越高的绵羊所产羊毛采用分级技术的边际成本也越低；农牧户每年多参加1次培训，其对羊毛分级技术采用的概率便会增加10.22%。养殖特征变量中是否参与合作社变量结果不显著，主要是因为调研发现部分合作社辐射能力强、范围广，其周边的非社员农牧户通常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并不是受其是否参加了合作社的影响，而是取决于是否能够享受到合作社提供的服务。

销售特征变量均显著促进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其中，农牧户选择的销售渠道组织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其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便增加24.03%，这是因为销售渠道级别越高，越接近羊毛加工企业，则对所销售羊毛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并且能够坚持“优质优价”的销售原则，农牧户通常为了使羊毛达到更高的价格标准而自发的对羊毛质量进行控制，其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也就大大提升。在销售过程中拥有议价能力的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比没有议价能力的农牧户高16.68%，农牧户的议价能力主要来自于其羊毛总产量和羊毛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羊毛质量，拥有议价能力的农牧户通常对羊毛质量的关注度较高，为巩固和提升在羊毛交易中的议价能力，其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即当农牧户当前可预期的收益超过潜在增加成本时，便会增加对技术的投资[4]。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能够快速有效的提高交易市场中的羊毛质量，进而提升农牧户的养殖收入。本文利用甘肃省、青海省及内蒙古自治区3个省（区）5个县（旗）共101户实地调研数据，分别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风险偏好越强的农牧户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越高；（2）人口数较多的家庭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会下降，而有兼业收入的家庭采用羊毛分级技术的概率会增加；（3）适度规模养殖、平均羊毛单产水平及农牧户每年参加培训次数均显著促进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行为；（4）高组织化的销售渠道或较强的议价能力均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采用行为起正向影响。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亦可得出一些有效提升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采用率的启示，以便进一步提升我国羊毛质量。（1）夯实绵羊品种选育和改良工作，继续提高羊毛质量及单产水平。（2）增强专业合作社辐射能力，提升专业合作社服务水平。（3）加快推进绵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并鼓励农牧户发展适度规模养殖。（4）加快发展我国羊毛“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缩短羊毛供应链，促进农牧户选择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羊毛销售渠道。（5）加大对农牧户非农就业的扶持，增加农牧户兼业收入来源。（6）建立良好的技术培训机制，继续加大对农牧户羊毛分级技术的培训力度。

[1] 黄武，黄宏伟，朱文家．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2，(4)：37-43．

[2] William H, Greene．计量经济分析(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赵连阁，蔡书凯．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实证[J]．农业经济问题，2012，(3)：50-57．

[4] Carey J M，Zilberman D．A Model of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Modern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Emerging Markets in Water[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2，84(1)：171-183．

[5] Dimara E，Skuras D．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s a two-stage partial observability process[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3，28(3)：187-196．

[6] Feder G， Zilberman D．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urvey[J]．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1985，33(2)：255-98．

[7] Khanna M．Sequential Adoption Of Site-Specific Technolog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itrogen Productivity：A Double Selectivity Model[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9，83(5)：1291-1291．

[8] 毛飞，孔祥智．农户安全农药选配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5个苹果主产县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1，(5)：4-12．

[9] 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等．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85-95．

[10] 刘晓敏，王慧军．黑龙港区农户采用农艺节水技术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0，(9)：73-79．

[11] 唐博文，罗小锋，秦军．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9省(区)2110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6)：49-57．

[12] 张紫云，王金霞，黄季焜．农业生产抗冻适应性措施：采用现状及决定因素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4，(9)：4-13．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rmers’ Utilization of Wool Grading Technology

WANG Ji-yuan, XIAO Hai-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Wool grading technology ca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ol and raise the farmer’s incom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101 sheep farmers’ survey data,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adopting wool grading technology. Studies show that those whopromote the adoption of wool grading technology have strong appetite for risk, multiple occupations of income, and moderate scale cultivation, more training every year, higher level of wool yield, higher degree of organized sales channels and strong bargaining power. But, the lower the rate of technologyadoption showed in those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wool; grading technology; influencing factor; Logit model

F304.7

A

2095－414X(2017)04－0003－06

王纪元（1990-），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纺织原料经济学.

农业部和财政部项目（CARS-4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