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統整民族教育为目的，根据当时国内的民族格局实际状况，晚清和民国的中央教育管理部门确立了管理民族教科书的两个基本倾向，即“普通化”与“专门化”的导向。尽管这些政策结构、内容较为模糊，但它们表达的中央政府的“整合”诉求，以及民族地方的文化利益诉求，对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及新中国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教科书管理政策影响巨大。

【关键词】清末民初 教科书 少数民族 教科书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教科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性研究”（2015CMZ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9-0001-02

一、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

（一）“普通化”的政策导向

以培养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为目标，在晚清学部、民初教育部看来，民族教育都可纳入普通教育的管理范畴，所有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都与全国应为统一步骤。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教育“均质化”的理想追求。中央政府主张对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实行与内地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教科书政策。如在西南边疆“苗夷”文化区的现代学校中，在1930年代前使用教材的情况较为复杂，“教材的选用一要看政府，二要看有无，三还要看教员。”但无论是“看谁”，这些教材要么原封不动、要么比照内地汉族地区的教材使用。教学秩序较好的学校中，使用学部或教育审定出版的普通教科书；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土民学塾”中使用学部编纂的《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