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娉婷

摘要：流刑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刑罚制度，清朝前期，流放刑罚的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是一种十分严厉的处罚。流刑历代皆有，清朝尤甚，被处流刑的人称之为流人，许多高文化学者走上流放之路，为丰富流放地文化多样性作了巨大贡献。本文就清代流刑制度及清代流放文人作了简要探析。

关键词：清代；流刑制度；流放文人；贡献

一、清代流刑制度

（一）清代的刑罚体系

流刑在清代的刑罚体系中，内容最为丰富，变化也最多。清代的刑罚体系是由正刑和闰刑组成的。根据《大清律例》记载，“五刑”是指笞、杖、徙、流、死五种刑罚。这五种刑罚叫做正刑，其余的叫做闰刑。在正刑中，杖刑和笞刑渐渐丧失惩罚罪犯的本意，通常用于刑讯逼供。而死刑量刑时会慎重考虑，所以最为常用的是徙刑和流刑。

（二）清代流刑制度

迁徙、流刑、充军、发遣是清代四种正规的流刑，除此之外，边外为民、边远为民、绌革为民等，也可以纳入流刑一类。清初没有确定的流放地点，一般是按照所判里数，由巡抚衙门将犯人发往各处荒凉和临海的一些州县。乾隆8年，刑部编集了《三流道里表》，此后被处以流刑的犯人全都按照表内所定地点流放。迁徙，在清朝律例中很少见，在实践中也很少用。较流刑为轻，是把犯人及其家属迁离原籍一千里外安置的刑罚。充军是比流刑更重的刑罚。清代的充军名目仍沿用明代的。乾隆37年，兵部在参考前代《三流道里表》的基础上制定新的《五军道里表》，此后犯人就依照此表定地流放。发遣是清代设立的一种比充军更重的刑罚。

二、流放文人对流放地文学的贡献

（一）清代流人文化与流人概述

李兴盛在其《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中给流人下了定义：“流人就是由于以惩罚、守边戍边或掳掠财富为指导思想的统治者认为有罪而被强制迁徙边远之地的一种客籍居民。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专政的产物。简言之，即流放者。”他完整地总结了流人的根本特质。流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产物，历朝历代皆有流人产生，而流人最多的朝代是清代。

此外，在流人聚居地还产生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流人文化。李兴盛给其定义为“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这个定义将流人呈现出来的社会文明现象，提升到文化层面，是一种对流人群体文化的认可。因此，流人文化对流放地具有重要作用，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也是凸显流放地文化独特性的重要载体。流放文人在促进文化交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流放地留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

（二）流放文人在流放地的创作

清代流放文人在流放地进行创作的作品留存下来的很少。一个原因是当时生存条件恶劣，不具备必须的物质基础；第二个原因是尴尬的身份和艰难的处境等。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作品中，流放文人们刻画景物、倾吐内心的诗歌、散文等受到较多关注；其次受到较多关注的是方志，即由流放文人或他们的亲随根据所闻所见撰写的，记载流放地历史、风光、驻防、经贸、宗教、文化等，具有方志体例的文献。

1、诗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主要的流放地，本地人很少有会作诗的，流放文人到来后，创立诗社、唱酬吟诵、编撰诗文集，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全国诗坛都有一定名望与影响的著名诗人，像函可、吴兆骞等几位。创作了一批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现实主义诗篇，由此，东北地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以流人为代表的盛况。顺治年问，诗僧函可在沈阳缔结东北地区第一诗社——冰天诗社，首开文人结社之风。齐齐哈尔地区，王性存发起“梅花”、“菊花”诗社。其后，吴兆骞在宁古塔结成“七子之会”，为黑龙江地区的第一个诗社。这些诗社荟萃了一大批著名流放文人，他们的创作与作品推动了清代东北诗坛的蓬勃发展。此外方拱乾和他的儿子、方登峄、方式济父子以及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等，都堪称清代东北流放文人诗歌创作群体中值得称道的存在。他們留下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诗文集，流传后世。比如吴兆骞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方拱乾的《何陋居集》、《苏庵集》、函可的《千山诗集》、方登峄祖孙三人的《述本堂诗集》、陈之遴的《浮云集》、张缙彦的《域外集》以及孙旸的《蔗庵集》等等。

2、方志笔记撰述

与清代流放文人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相并肩的，就是清代流人方志撰述的繁盛，除参加官方编写的方志外，一些流放文人创作的描摹流放地历史、风光、民俗、经济、社会等的方志文献，由于内容丰富、细节生动，从而填充了流放地由官修的史书、实录等文献所构建的框架。

就东北来说，流放文人所创作的十几种方志，涉及的地方主要是吉林和黑龙江。具体来说，祁班孙的《东行风俗记》，又叫《盛京风俗记》，杨锡履的《口外山川纪略》都写到了盛京地区，遗憾的是这些书已经散失了；吴板臣《宁古塔纪略》、张缙彦《域外集》、《宁古塔山水记》、方拱乾《绝域纪略》、杨宾《柳边纪略》、吴兆骞《天东小记》（已亡佚）等写到了吉林地区；方观承《卜魁风土记》、方式济《龙沙纪略》、方登峄《卜魁杂志》（已亡佚）、英和《卜魁纪略》、程英《珂雪集》（已亡佚）等写到了黑龙江地区。这些方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的社会生活，源于流放文人们对东北的实地考察和对当地民风民俗的直接领略，因此非常珍贵。这些方志文献中，分量较重、价值较大的一部是杨宾的《柳边纪略》，其中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写作方式最接近较为成熟的方志体例，具有开创性质。是黑龙江地区第一部方志文献。除此之外，流放文人还踊跃参与官方方志文献的修订，比如陈梦雷等人参与修订了《盛京通志》，董国祥参与修订了《铁岭县志》等，由此可见，流放文人对官方方志文献的修订居功至伟。

三、流放文人的其他贡献

（一）启迪蒙昧，传播中原文化

东北是清代满族的“龙脉”所在。为了保护“祖宗肇迹兴亡”之所，，防止满族汉化，从康熙六年（1667）起清廷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严格控制汉人涌入东北，从而导致东北的人们较少有机会接触中原文化，也很少有机会了解文献典籍。而这些被判处流刑的学者文人的到来，成功扭转了东北地区的文化面貌。他们带来了许多珍贵的汉族文献典籍，毫不懈怠地传播着中原地区的文化，写诗作赋，创立文社，致力于研究与记载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结合中原文化和当地特点，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流人文化，开辟了清代东北文化发展的新形势。

（二）引入先进生产、生活方式

流放文人对东北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们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东北，变更了少数民族落后的生活习惯，极大地改进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

首先，改良了农业生产技术。清朝初年，流人到辽东垦荒屯种，使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农业快速发展。同时，流人随身携带种子，引进稻种，使农作物种类增多。

其次，商业贸易繁荣。流放文人有较强的商品意识，为谋生路，将带来的物品进行贩卖，以布帛交换鱼皮为生。以至凡是流人戍所均出现了集市，城镇因此繁荣。

第三，变更了生活方式。随着粮食品种不断增多，经济得到发展，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流放文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影响着当地少数民族。宁古塔建造新城时，许多流人参与设计，将南方汉族的建筑特色与满族传统建筑风格相交融，展现出新的建筑式样。宁古塔地区甚至出现了具有中原建筑特点的青石垒砌的拱橋。

除此之外，东北的少数民族逐步用瓷器代替木制品。当地百姓从流放文人那学到了玫瑰制糖和熬制蜂蜜的技巧。制碱业也源于流放文人结合当地地理优势实行开厂煎晒的方法得以兴旺。张缙彦家仆将中原酿酒技术传入宁古塔地区。并且改变原始使用糠灯的习惯。服饰上，当地人也随着流放文人的到来“皆服绸缎”。另外，流放文人中善医术者，来到东北后，不仅行医自给，也提高了东北地区的医疗水平。

（三）戍守边疆，抵御沙俄入侵

自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起，我国东北边境就不断被沙俄滋扰，他们掠夺财物，残害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这些文人学者、宗室贵族，吟诗作词之人投笔从戎，有的积极备战、有的担任参佐。踊跃与当地军民一起献身到保卫领土的战争中。

这一时期流放文人的诗歌创作也受到这种背景的影响，少了哀怨伤怀，增加了振奋激昂的爱国情怀。如方拱乾在知道宁古塔将军巴海打败敌军时，作诗一首以表达欢呼喜悦之情：“穷边已万里，万里更开边”。从军的流放文人虽然遭受了流放之苦，可客观上却为维护边疆的稳定与和平，保障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东北地区随后的发展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四）加强交流，推动民族融合

流放文人群体大部分是汉族人，他们不仅给流放地带来了进步的科技文化，而且在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交流的过程中，使民族问的隔阂日益消散。满汉民族之间不断交融，相互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交流。

流放文人给流放地带来了宗教信仰及宗教典籍，使东北地区一度衰落的佛教得以传播。东北地区的佛教寺院逐渐增多，不再单一信奉萨满教。僧人函可来到东北地区后，曾在这里建寺收徒，宣讲佛法，被当地人称为“开宗鼻祖”。方拱乾、吴兆骞传入的《法华经》、《金刚经》等，在边地传诵。

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原本风雅之士“渐染边风”，掌握了少数民族的骑射、语言。陆鸣五是陆庆曾的儿子，小时候就跟随父亲流放尚阳堡，长远的边地生活，使其不仅文学造诣突出，而且骑射技术了得。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流人与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的过程中，习惯的互相借鉴，血统的交融，使得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结语：

流刑制度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清代的流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久而久之，在流放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流人。在流人社会中以文官、学者身份为主体，流放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极大地促进了流放地的发展。他们不仅为流放地引入了进步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也改革了流放地粗放的经济模式，促进了流放地经济的繁荣。除此之外，以汉族为主体的流放文人在与当地土著民族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借鉴、不断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