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的真实涵义，应是建构在坚实的伦理基础上，役物而不役于物，始能贞定人类的心灵。教育之于社会所呈显的功能，应是传承、创造社会文化，陶冶培育个体成熟人格及良好的与社会适应的生活能力，同时亦当是统整国家社会的机能。伦理教育的探讨，一方面追求生命的意义以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一方面期能落实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指示道德原则，提升道德生活。本文探讨：一、中国人是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二、指出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三、析论伦理价值与宗教价值；四、迈向新世纪应有的展望等；并期待因论述的启发，进而揭示伦理教育对时代的影响。

关键词：伦理；教育；文明；现代化；价值体系；宗教价值

前言

价值的确立与争论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议题；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选择的过程中，价值得以呈现。而现在社会越趋多元，其价值亦越是多元化与相对化。然而，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西方现有的科技文明成果，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能在伦理道德、宗教上奠定基石，由道德心、宗教心所驱使鞭策用于科技成果上，则必无益于人文社会；因为人文社会不但重视知性的层面，同时也重视伦理道德的德性层面。没有伦理道德，科技文明再进步，人类内在心灵仍是空虚的；没有宗教信仰，则无从唤醒人类的心灵。而所谓“文明”的真实涵义，自应建构在坚实的伦理基础上，役物而不役于物，始能贞定人类的心灵。教育之于社会所呈显的功能，应是传承、创造社会文化，陶冶培育个体成熟人格及良好的与社会适应的生活能力，同时亦当是统整国家社会的机能。伦理教育的探讨，一方面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以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一方面期能落实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指示道德原则，提升道德生活。

一、重视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的传统

中国的伦理思想是人类道德文明发源地之一，它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它体现着整体性要求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伦理思想虽然经历了动荡与变迁，但却也表现出它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中国伦理思想渊远流长，在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国几千年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干的各种思想竞相发展的过程。

先秦时期，是中国伦理思想发端和奠基的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家发展了殷商的道德观念，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并提倡百姓遵行孝、友、恭、信、惠等道德规范。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最高道德准则的伦理思想体系①；进至探讨人的本性，在性善论或性恶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学说，并提出应有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而此伦理思想见诸于伦理教育的施行上，孔子指出以身作则的教育原则，强调教师道德的重要性，其言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希冀通过教师的人格影响学生，以发挥教育作用；同时他也主张以“仁”为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以达到培养“君子儒”的目的。孟子亦认为“教者必以正”，在道德修养上主张“反求诸己”，鼓励人们多做“内省”的功夫；孟子还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篇上》），以为文化传承之所必需。荀子则言﹕“今之人性恶，必待师法然后正。”（《荀子·性恶篇》），“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篇》）提高教师的地位，将教师与“天、地、君、亲”并立；荀子也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他认为教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荀子·致士篇》），可以说给了教师职业素养相当重要的要求。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到了思孟学派，则借由《学记》总结了儒家教育的经验，并提供了后来教育发展的需要。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除了儒家伦理思想外，尚有墨子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以“为义”的精神行“说教”“劝教”之实。而道家老、庄的伦理思想则反对世俗的道德规范，主张“绝仁弃义”，提倡“无知无欲”“反朴归真”的境界，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处世态度。法家的韩非反对儒家的“德治”，力主“以法代德”的务法思想，又是另一种看法。各家思想的见解，显示出他们对传统伦理所持的不同态度，但皆未像儒家一样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秦以后是中国伦理思想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正统的发展与演变时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之伦理观，以“性三品”的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从而建构了他的伦理思想体系；在伦理教育上，他认为教育乃统治百姓不可或缺的工具，教师的道德责任在于“化民成性”，树立良好的风俗；因此教师应当要能明“义利”，且“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春秋繁露·玉杯篇》）。及至汉末，名教危机，儒家伦理纲常受到了冲击，玄学随之而起；玄学提出“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儒家伦理思想的面向。但是此一变化，却给佛教伦理影响创造了条件，从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国伦理思想一方面与内部的道教伦理相结合，另一方面又与外来的佛教伦理思想结合，形成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儒、释、道三者相结合的伦理文化形态；因此，宋明理学继承孔孟儒家道统，并汲取佛家和道家伦理思想的某些成份，以“天理”为道德的本源，朱熹就在此一基础上阐发了“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方法，和“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方法；在道德品质培养上，他主张“立志”“主敬”“虑养”“省察”；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师生做到“言忠信，行篤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白鹿洞书院学规》）。陆象山、王阳明则一反程朱以“理”为本，主张以“心”为本的思想，认为一切道德皆出自人心，为人心所固有；于是陆象山主张“心理归一”“仁即此心，此理”，但是他也有和程朱一样的主张，强调人当“存心、去欲”，“反省内求”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此一心学伦理思想，到了王阳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从“心外无物”阐发了“致良知”的伦理思想；他认为“良知”不仅是道德的本源，而且是道德的唯一判准，强调“知行合一”，道德修养在于“致良知”，道德教育在于“开道人心”。但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伦理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受到了北宋的李觏、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等人的质疑与批判；从明中叶开始，一些思想家看到理学的空疏，转而重视现实，黃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从不同方面对理学提出了一定的批评②，但仍然以仁义礼智为最高的道德原则。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不仅受到西方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传统的冲击，而儒家思想内部也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转化，重新恢复了自两汉以后就隐而不彰的批判传统，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加以反省，而得以从列强的压迫、宰制中解放出来。③此一时期的思想是以龚自珍、魏源开其端，逐次发展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④及至孙中山则对传统道德有所承继，亦有所改造，提出另一新解；事实上他们都力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与中西文化的综合，并且也付出了相当的心力。是知，中国五千年悠久博大的历史文化，其根柢乃是深植于道德之实践中；从理论体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社会，进至道德实践中所获得的和谐原理，以及其应用到对人际关系的实行，都给了我们很好的伦理归向。

二、伦理教育旨在树立积极服务的人生观

教育是人类文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而发展德性自古及今亦均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但是由于科技文明的发达，虽使得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物质性发展，然而在精神文化上并未见到相对的提升，为能促进精神生活的幸福，自当重视伦理道德，以德性之培养与品格的完成为首要之务，为达成此一目标则必须通过教育以竟其功。因此，我们首先要问伦理教育指的是什么？它所呈显的伦理价值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进而显示出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既然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那么伦理教育指的就是在一定社会组织下，为了人们能自觉施行某种道德义务，具备合乎其需要的道德品质，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的教育活动。伦理教育是社会道德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完整的伦理教育过程，应当包含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识，确立道德信念，以及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等几个环节。而任何一种道德，都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信念的内省力量来维持的；所以，任何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要求，只有当它们为人所接受，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时，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伦理教育是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要求能否转化为人们道德品质与道德实践的关键之一；因此，它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若要使伦理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能收到比较显著的成效，除了自己本身外，还必须善于对待和处理其他相关方面的关系；诸如：在政治、经济状況的关系上，既要立足于当前的实际需要，又要着眼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与道德水平；在社会风气的关系上，既要重视社会风气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影响，又要重视伦理教育对塑造个人道德品质的作用和改善社会风气等。而伦理教育既要重视传授有关的道德知识，施加积极的道德影响，更要十分注重启发受教育者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并通过伦理教育，发展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爱护的关怀，树立起积极服务的人生观。

伦理教育关涉到道德价值与道德行为，它必须面对下列几个问题，即：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又是良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好的生活又是什么？因此，伦理教育的目的就在提供正当的价值以作为正当行为的基础。面对世纪之交，道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关键，全球性的社会已经造成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但在伦理和道德观念上却全然没有重大的进展。同时，也因“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未能同步提升而带来了价值危机，所谓价值危机有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社会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由于旧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改变而导致的道德观念的变化，人们用新的价值观念更换陈旧的价值观念，这种变化可以表现出社会的进步；另一种状况则是优良传统的中断，亦即对维系人们正常交往关系的原则采取蔑视、摒弃的态度，表现为社会的失范与价值观念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也就带来了道德的沦丧。因此，作为价值观念的道德，它实应包含着人们的道德理想，包含关于人们行为的善恶判断以及由此决定人们应如何的行为规范。很显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在道德观念与规范的变化中，仍然存在某种稳定的，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制约性的普遍因素。当然，作为社会中的个人，我们生存在一个不能免除有意义的伦理抉择的世界中；基于此一事实，伦理教育就有它的必要性；不论是人们提问：伦理标准和道德价值是绝对的抑或是相对的？普遍的道德价值存在吗？道德是否可以从宗教脱离？其实都指出探究伦理价值的重要性。在面对新世纪来临时，伦理教育必须再度指引我们的目标，以使所有的努力能够导向正确的方向，达到我们所期许的结果。

三、伦理价值与宗教价值的融通和提升

伦理道德须奠基于宗教情操上，道德价值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对应性道德义务如果仅仅停留于相对性的层次，人格境界只能包容一般的道德价值；只有上升到绝对性道德义务，人格境界才有可能包含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宗教价值；也只有拥有绝对的道德价值（宗教价值），个体人格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首先，我们先看“宗教”的意義为何？《说文》云：“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示谓神也，宀谓屋也。”⑤故“宗”即指事神的宗庙或尊祖庙。又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⑥。故“教”有“上施下效”的意思。“宗教”一词在拉丁文为religio，意指“联系”，圣多玛斯解释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宗教的本质特征是由一套宗教信条组成的信仰，以及由信仰所产生的特殊感情体验；宗教与非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就宗教的功能而言，宗教有基本的“生存”功能，凝聚人心的“整合”功能，和包含解释生死、为道德伦理释疑、使人超越平凡进入超脱境界三层次的“认知”功能，唯有三大功能完整发挥，才是一个成熟的宗教。同时一个“制度化”的宗教有明显的教会组织、经典、教义，并通过“普化”的方式，使信仰与生活联结起来。然而什么是宗教价值？什么又是伦理价值？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伦理道德又是否需要奠基于宗教情操上呢？这是我们所应关心的问题。

人类普遍能够分辨善行或恶行，指出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这假定着人类具有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一是知道善恶，二是善恶的标准；人认识善恶，但是并不以主观的意见来断定善恶；可见道德范畴假定道德标准，亦即客观的分辨善恶的准则，合乎伦理或者违反伦理的规范，一般所言的道德律，即是根据道德标准而产生的规律；人能分辨善恶以及能自由抉择善恶，主要是具有伦理能力的主体，而良知与自由意志是伦理主体，但是伦理主体在知与行上会受到外在的环境和内在心理方面的影响，以致良知不清，于是道德体验又成为伦理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当伦理范围进入宗教领域，则信者同时也就是伦理主体，面对终极世界与道德律的制定者，遵守道德律成为信仰的重要行动之一；于是伦理主体根据宗教信仰而自由抉择时，态度方面依赖神的支持，动机方面，为了服从神明而获得赏报，可见宗教对于伦理主体有重大的影响；伦理生活不再只是责任与规律，而是服从神明的虔敬行为。如从良知论的角度立论，则伦理行为的最后基础是神，但是伦理价值并非就是宗教价值；不过信仰却视伦理行为是敬天的行为，由此改变伦理行为的性质，除了维持秩序的道德价值之外，尚有对于神明之服从，虔敬的宗教价值，这也就是伦理价值的神圣化。

西方现有的科技文明成果，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相对的也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能在道德、宗教上奠定基石，由道德心、宗教心所驱使鞭策用于科技成果上，则必无益于人文社会。没有道德，科技文明再进步，人类内在心灵仍是空虚的；没有宗教，则无从唤醒人类的心灵。因此，无论在人类历史演变的事实中，或是在人性生活的内在涵义上，宗教都是拯救道德淪丧的重要途径之一；宗教不但有劝人为善的说服力，还有教人避恶的制裁力量，而且它也强调来世的生命、神的存在、灵魂的不朽等，这些都是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是正义能否完全伸张的依据；所以，伦理道德有必要与宗教情操融通。

四、当代伦理教育应有的视野与向度

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挂帅，轻忽人文伦理的情況下，很多问题不断呈显；由于自私心、自利心的作祟，人们普遍缺乏公德，缺乏对生命应有的奉献；旧的伦理规范逐渐瓦解，但新的伦理规范又未建立之际，我们应如何对旧有的规范，经由创新的诠释而走出应有的道路？这时儒家伦理思想的蹈厉，正是我们寻找新秩序、新规范的依据，也正是在一个新的世纪展望之所在。

（一）伦理教育应重视儒家伦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

儒家伦理的普遍性，在于它对人性的理解，人性本身并不受时代、地域的限制，如果儒家对人性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发展出的伦理思想及具体的构想，就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例如：“三纲六纪”的基本道德原则是“仁爱”原则，人伦观念的仁是推己及人的仁爱；它强调由近及远，不断向外扩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篇上》），直到张载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的境界。由此看来，儒家强调的“仁爱”与宗教精神的“博爱”并不矛盾，因为一个人不能自爱，就不可能爱家人、爱他人；自爱意味着对自己负责，重于培养自己的人格，维护自身的尊严，勉于将自身的潜能发挥为实现。

同时“三纲六纪”的人伦关系是通过道德义务的履行而实现的，它既确定了人伦关系中道德义务的对应性，也确定了因人伦关系中的位份，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客观性、必然性。从严格的道德意义来说，人伦关系中双方的义务是对等的，君义对臣恭，父慈对子孝，夫和对妻柔，这种对应性并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规范要求上，而且是通过各种具体的义务行为的对应履行完成的⑦。事实上，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三纲六纪”，所表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这正呈现出它的相互性与普遍性。

（二）通过认同传统伦理价值，以防止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实际，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然而当我们遇到价值观念危机、家庭结构解体、市场经济竞争时，又如何处理呢？例如：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利益是很重要的驱动力，但是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可以败坏个人道德。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重要问题；儒家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经济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发挥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化解的作用。而在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冷漠而疏离；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更是物质文明发展下的恶果，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通过认同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来防止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

又如：因现代社会价值观改变之后，所产生的新兴伦理问题；当人类面对自己的行为责任，内在的道德自律永远不足，好像需要借外在的科学证据才可以判断是非，科技之为用日盛，却反衬出伦理规范之衰落，宁非当今社会文明进步之一大讽刺？人云亦云DNA者，很多人根本不知DNA即“去氧核糖核酸”，就算略闻一二，亦多半浑然不知其间的作用和道理。再深思一层，需要依靠DNA鉴定来解决的问题，多半是伦理的问题或是犯罪的问题，如认祖归宗要DNA，强暴犯罪作DNA比对，克林顿的白宫风流韵事要靠DNA来认定，以DNA鉴定来作为现代的一项科技利器，仿佛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大救星；而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的，都是现代社会价值观改变之后的新兴伦理问题；伦理问题，能靠DNA帮上什么忙？DNA用以科学鉴定，但比对确认之后，却只能说是问题的开始，而非问题的结束。

（三）在伦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扩充人性中的公共性以建构合理的公共福利与公共政策：

儒家伦理影响的地方，较诸其他地区，在道德上、文化上的发展要高出许多，同时它对普遍性的伦理追求，与其全民素质的提升密切相关，它为中国人奠定了文化的基础。但是当自由主义渗入我们的时代时，主体性被凸显，人的自我肯定被加强，人也会为自己去寻找一个意义的问题；即肯定自由、强调平等；也因此，人能充分发挥自我，发展出不同的生命情调与理念。

林火旺先生言；“倘若这种思考模式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儒家所思考的模式。当然，对于儒家思考模式的存在，我们亦要尊重，这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宽容精神；换言之，自由主义主张是合理的多元。”⑧因社会多元的必然，于是逐渐发展出今日在政治上的民主政治，而要施行民主政治，则当认清公民概念；虽然儒家也讲“选贤举能”，也以“天下为公”为公共福利；但是，公共福利是什么？公共福利是否要表达人性？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又如何能使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配合？不论如何，公共制度是需要善意与知识的，这也是使得儒家所谓人性能在具体社会中显现出来的关键。正如沈清松先生所言：“面对尊重每个人这种多元情境的需要，儒家应当不只强调人向善的可完美性，而且也强调每个人最低限度的个体性，只要生而为人，为一个体，无论是人权、经济权、政治参与等，都应予以尊重。”⑨这是未来我们所应重视的。

结语

物欲的竞逐，把我们的社会表面装饰得五光十色；人欲的泛滥，却导致了内在心性的破败；心灵失所依倚，人性自我割裂，大家对所共同生活的社会，但知予取予求，却昧于贡献丝毫自我；于是道德心与责任感为之荡然。而近世纪来，社会结构的改变与政治伦理的解体，导致传统伦理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代之而起的却是物性的价值观；个体与群体间的依存，道德与荣誉的社会伦理已不复见，于是人心的交流亦不复有道德的仰望。值此之际，面对新世纪的我们，要挽救迷失的心性，人人必须自省、自律，重建吾人心中的道德律，并通过伦理教育以竟其功。

【 注 释 】

①陈福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礼乐教化》，《哲学与文化》1995年第10期。

②黃宗羲从“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人性论出发，强调道德“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的自律性；顾炎武一反当时理学和心学的道德空论，强调“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致力于弘扬“经世致用”的思想；王夫之提出“性者生理也”“习与性成”的道德起源论，认为“义即理，利即欲”“理寓于欲中”，主张“以理道欲”“以义制利”，反对“绝欲以为理”，并且也批判“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的观念，强调“必循天下之公”“以身任天下”“承天以佑民”的思想；清代反对道学最力者为颜元，他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皆唾弃”，主张“形性不二”“气无偏恶”，肯定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肯定环境对道德品性的影响作用；戴震则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论证“理存乎欲”“有欲而有为”的正当性，并力图从“人伦日用”现实生活中揭示道德原则的根据，提出了“归于必然，道完其自然”的思想。

③陈福滨：《谭嗣同与晚清思想的转化及其变革》，中华仁学会丛书第四集，1995年版，第105—113页。

④陈福滨：《〈仁学〉中社会伦理与政治思想的历史反思》：中华仁学会丛书第七集，1997年版，第43—54页。

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45—346页。

⑥《说文解字注》，第128页。

⑦陈福滨：《两汉儒家思想及其内在转化》，辅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15页。

⑧林火旺：《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哲学杂志》1995年第12期。

⑨沈清松：《儒家伦理的现代化》，《哲学杂志》1995年第12期。

（编校：乌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