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莹+刘宇赤

摘 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刘大夏作为明代名臣，无论是入主兵部还是作为封疆大吏，他始终以“民本”为念。研究古代先贤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从严治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从刘大夏的传记、诗文等资料入手，运用实例，详解其“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并探讨“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刘大夏；民本思想；表现；原因

引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以民为本”代表了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民主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里，以民意为主导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考察民本思想的进程与历史价值，可以为鉴今资治提供丰富的文化养分。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湖广华容人。明英宗三年，举湖广乡试第一。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郎中、福建右参政、广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兵部尚书等。他为官“爱民”、为政“护民”，在中国传统“民本”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明代思想家陈献章评价其“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无论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①

刘大夏历经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作为一位留名后世、政绩显著、品德高尚的循吏良臣，“以民为重”的吏治思想贯穿其政治生涯始终。

刘大夏“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

一、心系百姓，关注民情

刘大夏一生以民生为念，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下属，无论是公务交往还是私人应酬，他都时时刻刻记挂百姓。刚入仕朝廷不久的一个夏天，他看到京城达官贵人生活悠闲，百事懈怠，而进京沿途民不聊生，便触景生情，挥笔写下《炎暑赋》：农夫“耕耘在畴。日当午而未食，汗交面而弗休。虽勤劳于溽暑，尚未必于成秋！”士卒“冒风尘于烈日，荷甲胄若红炉。足前趋而欲歇，气阻怃以难苏”，进而反思为官之身应负为民之责，“居廊庙之上兮，匪徒乐己之乐；念农兵之艰兮，亦当忧人之忧”。②他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處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忧乐精神真正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怀。

明英宗正统八年，李东阳等十八人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认为，乐己之乐，于民无益，倒不如外补为吏，到基层工作，为民做些实事，于是向内阁首辅李贤提出“外补”（即京官外调）要求。很多人不解，翰林院是一条仕途通达的“终南捷径”，他却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有惠及民也”。③

刘大夏济世忧民的情怀，从初入仕途到各地为官，几十年间始终如一，从未改变。他常常告诫下属要关心百姓疾苦。他曾以西汉循吏龚遂和黄霸的故事劝钟粤太守要关心民瘼，赢得百姓的口碑与歌谣：“萍水殷勤说久要，休将忠告认相嘲。一官比旧俱增禄，百姓于今未卖刀。侈用终非循吏事，清名已重圣明朝。烦君更把民财惜，收拾龚黄道路谣”（《经浔境奉规钟粤太守》）。④

在私人应酬中，他也时常对同僚好友表达向百姓的牵挂。一位姓周的朋友要到嘉定做官时，他言辞恳切地写下“佐县未应双鬓白，爱民须仗寸丹心”（《送周主簿之嘉定》）⑤来勉励他勤政爱民。弘治五年，刘大夏迁任浙江布政使，他在留别陈献章时，不仅抱愧自己“未酬东广愿”，而且令他忧心忡忡的是：“闻道浙西民更苦，不知何药可疗穷”（《留别陈白沙先生》。⑥

刘大夏在为官任职时，时时处处注意施行济民之道，待到晚年告老还乡，依然是“父老出门愁国税，儿童乞食说家贫。太平天子方朝会，定播殊恩到我民”。（《元日感怀》）⑦。看到年迈的老人为赋税发愁，黄毛小儿到处乞食，他爱民悯农的心情溢于言表。真可谓“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海上偶成》）⑧。

如果说古代官吏大多都有重农意识的话，刘大夏“以民为重”的思想则表现更加明显。在华容丁忧的几年间，亲自参加劳动，感受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原田有稻供疏食，野径无尘染素衣”（《山居偶成》）⑨。甚至在被贬流放时，也始终心系故土：“南国草堂松菊在，不知相见是何年？”（《夜宿安陆县僧房感怀》）⑩刘大夏晚年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田家诗》十二首，以诫子孙不违农时，做好农活。

二、崇尚生命，反对战争

成化年间，明朝属国安南（今越南）侵犯老挝，兵败之后请求明朝派兵支援。当时的大太监汪直想借此捞财邀功，向宪宗朱见深献计“讨伐安南”。宪宗于是命令兵部查阅成祖年间用兵安南的军事档案。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的刘大夏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旦狼烟四起，百姓必将遭殃。为免生灵涂炭，他便将有关山川、地形、交通线路等重要资料藏匿起来，拖延战时，使战争不了了之。

成化十八年，云南猛密地方首领曩罕弄侵犯木邦。曩罕弄早年因不肯进献宝石而得罪了镇守太监王举。王举便肆机上疏进言要朝廷出兵征讨，而曩罕弄则以重金贿赂朝廷阁老万安。万安召集刘大夏，命他前去安抚。刘大夏拒令不从，因为一旦答应，便是默许侵夺。果不其然，曩罕弄夺取木邦之地后，西南诸部互相侵扰，仇杀掠夺，多年不禁。政府用兵长达十年，而当地百姓不堪其扰，刘大夏不忍乱况横行，百姓无安，事后他写下“风雨传宣赴泗城，履危冲瘴不胜情。丁宁休蹈前车辙，万姓生全在此行”（《雨中遣使》）B11的诗句来表达对百姓的担忧。

成化二十一年，刘大夏任职福建右参政。初到闽海道，兵久废弛，仓储颓乏，刘大夏亲督察看，善任用人，修仓计储，整饬海道。一日，琉球商船被台风卷至平海地区。当地守军本想借机围捕，而刘大夏则先军队一步登上商船，问清原由后给予他们生活物资，并准许他们安全出境，避免了争端。刘大夏一贯反对战争荼毒生灵。他曾在途经寇兵屠戮已尽的废城感怀伤情，写下《观废州空城用前韵》：“甘棠无复存民望，芳草犹能不世情……独怜遗孽悬崖下，瘴雨蛮烟日望晴”。B12战争过后，满目疮痍，草木皆废，民不聊生。《到田州府》更是亲听战乱后老百姓的诉说：“蛮长横兵陈勇武，村翁扶杖诉残伤。如何万顷桑麻地，天与凶人作战场？”B13另一首《过望墟》则表达了战争带来的祸患：“村中剩有千年产，兵后惟存数草庐”，他认为无论战争的胜利或者失败都会屠戮生命，所谓“古云一将功成日，万骨应枯语不虚”。B14

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刘大夏做官，不尚空谈，而是亲力亲为，勤勉实干。孝宗弘治六年，黄河决口，河运被堵，居民垫溺。时任浙江布政使的刘大夏升任右副御史，督治河决。他除了召集山东、河南两省守臣讨论治河之策外，还亲自赴往张秋镇等地实地考察，“循河上下千余里，相度形势”B15，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征求治河良策。刘大夏在充分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写下《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提出“治河三策”：其一，整修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导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其二，漕道分流。“疏导汶水接济运河，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其三，委任得人。“若黄凌岗等处提防委任得人，可以长远”。 奏议得到批示后，治河工程开始执行。复筑长堤以御洪流，保住大名、山东两地；疏通孙家渡、四府营河几十里，又修筑长堤由河南胙城至徐州等地，灾情得到有效控制。治河之事，关系着数千万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刘大夏始终秉持着“忧民”之思。他在一份给皇帝的奏陈中写道：“臣等仰知皇上洞见黄河迁徙之害，深为国计民生之忧。凡智力所及，不敢不尽。但欲兴举，此等工役。未免劳民伤财”。他考虑到筑修堤坝需要人力钱财，而当时正值荒歉，财用无从取办，所以他建议“斟酌前项工程，于理应否兴止”。B16皇帝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此次治河，刘大夏“身亲量度，因能任功，五旬而事将成”。B17

弘治十年，年过六旬的刘大夏兼任左佥都御史，前往北边筹措军饷。临行之前有人劝他北边粮草多属贵族子弟经营，而刘大夏本人素与此辈不合，因此不宜过刚过直而带来祸患。刘大夏则义正言辞地说道：“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B18，到了当地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当地的百姓向他们当面了解情况。在充分掌握实情后，他立即改革收购政策，颁行《收市法》。新法规定粮、草皆以官家收购，实行“粮十担，草百担”的开秤标准，打破了先前“粮百千石、草千万束”，由中间商从中渔利，并难以满足武备缺口的籴米法，有效地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除了整理粮草，刘大夏通过实地勘察，深入调研，在充分了解宣府当地的地形地势、民生民情以及需治问题后，写下《论宣府屯田疏》，向朝廷建议屯田新政。不到两个多月，宣府粮草满仓，当地人民也受其利。

四、将心比心，夷夏平等

刘大夏始终秉持夷夏平等的观念，他本人也曾两次前往少数民族聚居的两广任职，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感受更为深切。他在《谒新建文庙》一诗中写道：“边民共沐新朝化，殊俗应承上国风。莫道山川限夷夏，从来人心一般同”B19。边民和内地同为中华子民，应该共享盛朝，山川也阻隔不了夷和夏，因为“人心一般同”。弘治元年，瑶、苗、黎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广东增城发生暴乱。当地土豪劣绅和官兵大规模袭扰瑶山，瑶民举起大旗，奋起反抗。朝廷增派几千精兵入主瑶寨，几方兵力互相交织，场面十分混乱。刘大夏到职以后，率部走遍瑶山村寨，目睹瑶民生活惨状，产生恻隐之心。此后，他想出分而治之的政策，设立龙门、从化等县，让瑶山地区逐渐平息下来。

后来，广西田州发生动乱，刘大夏反对镇压，力主安抚，他亲赴田州，兵不血刃，比较妥善处理了当地土司叛乱的问题。事后，他乘船离开田州。一路上牵挂的还是战火余温中的田州百姓。于是在路途中接连写下《元日舟中写怀》《田州发舟顾夷民有感》《过浔州有感》等一组诗，其中的“东风未解夷民瘴”“泪痕宁为别离流”“瘴烟如旧待谁消”等诗句彰显出了刘大夏对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百姓的忧与爱。

两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异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地重务。弘治十三年，年过六旬的刘大夏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第二次前往两广。他带着两个家徒刘德、刘诚来到岭南苍梧。苍梧原是百越少数民族一个大部落名称，后作为地名沿用。刘大夏到任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安抚少数民族地区。他先是了解到当地镇守太监王敬私役军士，军队废弛军训，沦为王敬私奴，士卒们叫苦不迭，刘大夏以兩广军务总督之职劝解王敬免去私用军役，此后，两广军纪大肃。而不久之后“十三村”大乱也与军事相关。刘大夏亲自到崇山峻岭的“十三村”了解情况，得知广西都指挥使司为了对付“瑶乱”，常年征役青壮年。农耕地区农忙无人看管，加上县衙随意镇压，村人苦不堪言。刘大夏因感于“民以食为天”当即下令改制服役团练，制定“什伍法”，限定每月初一、十五，村民轮流服役。此法一出，百姓既可以安心耕农，又能全心训练，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五、珍惜民力，革弊简政

弘治十四年，任职两广总督仅仅一年的刘大夏调任兵部尚书。《宣召录》记载，次年正月，弘治皇帝召见刘大夏，问他为何数次拒绝召用。刘大夏答道：“近年四方民穷财尽，易于生变。兵部掌握朝廷机务，万一生变，臣才不足以了此事，忧惧不敢来”。一句“民穷财尽”立刻引起弘治帝的兴趣，他认为征科赋敛是祖法常制，为何会引起“民穷财尽”，因此继续追问下去。刘大夏说：“近年征敛恐不止于常制，姑以臣巡抚地方言之，如广西取铎木，广东买香料，费用钱粮，动以万计”。B20铎木、香料这些都是取自于民的，如果钱财费用过多，便会给百姓造成极大负担。几日之后，皇帝和刘大夏再一次就兵部机务展开讨论。皇帝问其天下卫所军士如何，刘大夏回复到“与民一般穷”。究其原因，盖因“运粮有脚价、还债之费，京操有做工、赔料之费，此外浪费犹有臣等不可知者，所以俱穷”。事后，刘大夏会同朝廷相关大臣写成《会议救荒弭盗疏》，以革除弊政。

中国古代实行征役制度，普通百姓在缴纳赋税的同时还要轮流参军。徭役之苦和兵勇负担几乎是并行的。刘大夏任职兵部，了解军民负担沉重以后，毅然上疏。其中，《乞休疏》更以兵政之弊责己误国，他列举了各地官军的军务之苦：“京师官军，在卫者，苦于出钱，在营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边军最苦，而升赏恒施于势要；禁卫最严，而苞苴公行于肘腋”。B21因此，他请求选贤任能，以救兹弊。《处置军伍疏》则提出军卫之弊：“事姑息者，图了故事，恃刑罚者，逼足三分。或将老稚之人起解，或买无籍之徒充数，雇妻易户，逃移相继”，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军伍的治理混乱；“各营军每多私役。官拨营作，负累尤甚。卫所差遣，需索百端，军不聊生，何以自存”，“私役”和“需索”十分繁杂，严重打击了军士的积极性。而且，在刘大夏看来，军民问题本质上是同根同源：“臣所云止缘军伍而言，穷究其本，又在于民。今四方民穷财竭，逃亡过半，版籍所载，十去四五”。所以，他最终的提议是：“痛减征敛之繁，慎重守令之选。”B22军困民穷的问题经过刘大夏的陈述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这里还不得不提一桩广受争议的历史公案，即藏匿海图，阻止再行“郑和下西洋事”。英宗九年，朝廷下令查看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水程资料。刘大夏考虑到“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B23于是便将水程资料藏匿起来。他的出发点与平常世人皆有二异。世人以为郑和下西洋宣扬大明国威，顺便带来他邦之珍奇异宝，而刘大夏则认为多次下西洋，费钱费粮，给百姓带来极大负担。况且此时国力渐衰，与国立之初大相径庭。他之所以胆敢越雷池，冒大不韪，就是民重君轻思想的反映，当然也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暗中支持。后人以此责难他封闭保守，应当说这是历史的问题只能历史地看。

六、刘大夏“民本”思想的原因解析

（一）传统文化“仁民爱物”激励刘大夏德政为民。刘大夏作为儒士，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概念。早在商周时期，“民本”思想就有所体现。周公将“德治”和“护民”结合起来，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尚书》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视为国家稳固的基础。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用仁爱和礼治来“爱民”，孟子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政策。以“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提倡“仁民爱物”，刘大夏深受影响，从登进士，入翰林到主兵部、任外官自始至终都保持“以民为重”的理念。

（二）制度安排强化刘大夏体察民情。其中有两项制度尤使朝廷命官能保持与乡土、与民众的“亲密接触”。一是科举制。从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打破了士族门阀的统治，让贫困子弟能够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去出仕作官。官员不能世袭，因此在考取科举之前，都是百姓的一份子，这使得很多官吏能够体尝民间疾苦。特别是儒家传统“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使得刘大夏这样的循吏既能重视农耕桑织，又能体会生产劳动者的艰难辛苦。二是“丁忧”。父母去世，官做得再大、担当的事务再紧急，都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再次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居家”过日子。刘大夏先后两次“丁忧”使他有机会能够会回到湖广老家，亲身体察百姓疾苦，亲自体验农耕生活。

（三） 家风教育质朴高尚促使刘大夏待民以义。刘大夏出生于官宦家庭，他在《寿藏记》中写道：“予家自宋都统制府君由东平来居华容，终元之世，无仕者”。B24整个元朝近一百年时间，一个大家族，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官，体现了家风传承的重大原则立场。到明朝，刘大夏祖父、父亲先后为官，特别是他父亲刘仁宅执政爱民，对刘大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刘父早年乡试中举以后，被授为江西瑞昌知县。上任之初，他发现瑞昌乡民极其贫困，于是连夜写出奏报，要求减免当地税课二万缗，快马加鞭，亲赴省城，呈交于江西巡抚。起初，巡抚认为刘仁宅作为朝廷命官，应该为朝廷收缴税课。刘仁宅则从怀中拿出瑞昌当地的“观音土”，告诉巡抚百姓无以为食，靠黄土充饥。最后，在刘仁宅的坚持下，瑞昌县被免去了数千担的粮税。此后的几年，刘仁宅为瑞昌百姓切切实实办了几件好事：禁止屯军骚扰百姓，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倡导县民种植桑麻，改善人民的生活；兴办学校，改善当地的教育状况。瑞昌百姓十分敬爱刘仁宅，为了感激百姓的厚爱，刘父还将刘大夏的小名取为“瑞昌保”。中国封建社会，官吏的提拔和监督，都是通过御史考察的结果来决定的。正统六年，刘父的政绩和品行在考察中排为江西第一，便以“瑞昌治行第一”的名分得到提拔。

刘大夏从小随父任职，辗转各地，耳濡目染父亲德治爱民的为官之道。而他的母亲、哥哥嫂嫂都在平常的生活中，时刻提醒他要记得百姓的疾苦。刘大夏早年赴试时，正值家乡遭灾，民无以为生。当地官府欲救济前往。他的兄弟说：“汝发迹之日，义不可苟。官府之财，皆取诸民。而乡里贫，民且有相周之义。今若不顾义取之，则他日出仕，以临别省之民，将何所不至耶？”B25于是，兄弟两人拒绝了官府的资助，靠母亲变卖嫁妆筹措盘缠。

（四）长辈激励同僚相勉刘大夏亲民爱民。他与尹佥宪、谯文美、陈白沙等人交往甚密。尹佥宪要任职河南时，他说：“乘骢莫惮时巡苦，宵旰怀民正若伤”（《送尹佥宪督屯河南》）B26；劝勉朋友骑马出巡时不要害怕吃苦，每日宵衣旰食，要勤于政事。谯文美出任南康太守时，他鼓励对方“慢向别时论宦况，须知到日达民情，琐闱郎署多知己，拱听循良好政声”（《赠别谯文美出守南康二首（其一）》B27。“达民情”“好政声”就是他对同朝为官的好友的最大期待。还有一位叫做周镶的同僚曾在刘大夏老家华容任职，辞官还乡时，刘大夏以诗赠别。他说：“海内于今说太平，止凭循吏慰民情”。（《奉别周大尹还嘉禾》）B28，在他看来，只有为官体察民情，百姓才会得以安生。对刘大夏影响最大的贤者还有内阁首辅杨溥。刘大夏少时随父拜谒杨溥，史传杨溥以“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为其取名“大夏”并将曾孙女许配为姻。《明史》评杨溥“质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杨溥的道德品质影响着刘大夏，这使得他作为官吏，自省自清，廉洁爱民。同为湖广华容人的黎淳也曾于圆觉寺内教授过刘大夏，这位后来被钦点为殿试状元，担任过皇帝讲解经史职官的“清白吏”对刘大夏爱民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大夏在中枢，议革勇士，节光禄无名供馈，岁省官府浮费数百万”，大太监刘瑾派人前去查看，发现“大夏家实贫”。B29刘大夏也以德政善行劝勉任内官员，他与德县令吴廷举“对榻而谈，问以军民休戚，遂为忘年友”。B30吴廷举在任内“毁淫祠，刊家礼，导民冠婚丧祭，存赡鳏寡孤独，冰蘖自持，有强项风”，最后成为一代名臣。

无论是外放任官还是内守京畿，刘大夏始终不忘百姓。“敢將民瘼等闲看”（《官窑舟中与廷玉大参夜话，蒙廷玉惠诗，奉和原韵》）是他一生重民爱民思想的真实写照。“以民为重”是其根本，“深入民众”是其方法，“崇尚生命”是其基础，“夷夏同心”是其主张，刘大夏的“民本”思想在其宦海沉浮始终未变，他“简朴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满寰区，而志欲无见”B31，为世人留下了堪鉴之迹。

【 注 释 】

①B16B20B21B22B24B31

刘传贵校点：《刘大夏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9、28、15、16、23、4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

B11B12B13B14B19B26B27B28

刘传贵：《刘大夏诗文选注》，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76、24、97、129、46、47、65、70、72、71、72、22、32、122页。

③B17B18B23B25B30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5、36、29、27、33页。

⑩刘绍祥、刘戎：《刘大夏正传》，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B15B2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05、645页。

（编校：乌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