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富胜

〔摘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理论，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主张都只会导致人们的“信仰迷失”和“精神缺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它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引领与规范作用，它既包容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旗帜鲜明地批驳敌对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并为经济建设指明前进方向。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学理论；基础共识；建构原则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26-05

“意识形态”是人们熟悉但又时常误解的词汇，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偏见”和“权力灌输”；有人对意识形态敬而远之，试图保持绝对中立；还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建设是虚的，经济建设才是实的。我们认为，这些误解都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本文首先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属性，然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理想信念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柯尔施提出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柯尔施主张，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马克思主义自然无法成为革命的理论，因为根据机械决定论，“事实上已经没有实际的革命任务要去完成。”〔1〕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那么革命的前景又在哪里？沿着柯尔施道路前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确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绝对否定”和“没有行动的理论革命”。这就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回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上来。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2〕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强调“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为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于任何迷信、任何反对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3〕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是彻底的科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共同理想，就在于它是科学而非迷信，它是理性选择而非感性盲从。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导致部分人“信念迷失”“精神缺钙”的根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形成的概念、观点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伟大体现。它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统一的科学态度等“科学”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和坚守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它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要大的“社会生产力”；但资本壟断造成的“生产桎梏”，必然致使其与社会化大生产“不能相容”，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不可避免”。〔4〕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共产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曾让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谷。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历了多次调整后，不仅“垂而不死”“腐而未朽”，而且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优势。资产阶级思想家乘机鼓吹“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始终保持清醒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5〕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绝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6〕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符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马克思向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8〕认识过程就是从“真实的具体”出发，经过“思维的抽象”，最后形成“思维的具体”。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能否指导实践，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理论是否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二是理论能否满足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列宁认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认为，我们认识世界不能从主观臆断出发，也不能从本本出发，只能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他提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确保了方法论上的科学性。邓小平指出，过去革命胜利依靠的是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实事求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只有进一步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发展创新，符合对待理论成果的科学态度。理论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超越现实，但是不能终结现实。阿多诺认为“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12〕韦伯认为任何一次理论的完成都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科学理论总会“过时”和“被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于是提出自己之前的判断“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再版的时候指出，最初的某些观点已经“过时了”，某些论述是“不完全的”。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一国胜利论”，在卫国战争胜利后果断提出“退一步、进两步”，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既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也可以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为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发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利用一切条件来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江泽民认识到前苏联解体深刻教训是执政党建设上的失误，因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认为改革红利依然存在，但是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封闭僵化的教条主义，始终秉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的科学态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是科学理论，才会被人们追求和信仰；因为是科学理论，才能指导人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也因为是科学理论，才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

波普尔、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不厌其烦地灌输着这样的教条：“资本主义有自由，社会主义没有自由”“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才有意识形态”，事实果真如此吗？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却有另一套说辞，他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始终无法获得所有人认同的完备性学说，包括各种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任何人也别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种别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者几乎全体公民的确信”〔13〕；另一类是所有人必须认同的完备性学说，这就是重叠共识，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宪法共识，公民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它是合乎理性并能够被“各个理性个人所信奉。”〔14〕

罗尔斯的分析表明，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并不是“多中之一”的关系，它具有独立地位，它能够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对话、沟通、共存的基础。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我们自然不能把它与其他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量齐观。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国家稳定的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5〕这就是说，国家长治久安有三个条件：经济发展成果能够被共享、民主法治能够被感知、社会前进方向能够被认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讲“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得到充分巩固。”邓小平同时也强调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必然会动摇“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明确告诉人们前进的目标方向、发展道路和战略步骤等等。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不会有今天的伟大成就。任何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其思想基础也只能是一个，而非多个。思想基础就是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也是资本主义一直盛行的通用规则。苏格拉底曾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17〕这里的“一”，并不是指所有人绝对一致，而是指人们尽管职业分工不同、社会角色各异，但作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能够彼此“感同身受”。要完成“化多为一”，就只能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会“或显或隐”地向国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都会旗帜鲜明地对敌对意識形态进行批驳与诘难。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各界的重叠共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发生变化，社会意识也会随之变化；当然社会意识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关系上，从传统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分配关系上，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生活的这些变化反映到思想观念上，就集中体现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不同个体、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19〕；允许人们在私人领域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如果缺乏对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规范认同和制度认同，这些不同和差异，就会成为瓦解和动摇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根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它为人们搭建起公共政治生活中平等对话的桥梁、纷争解决的途径以及宽容共存的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