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云飞　宋明月　臧旭恒

〔摘要〕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對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财富积累；城乡差异；缓冲存货模型

〔中图分类号〕F0363；F0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037-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研究”（12AJY006）

〔作者简介〕郝云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宋明月，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山东济南250014；

臧旭恒，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人口发展变化的两大主要趋势。其中，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229%下降至2015年的16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701%先呈缓慢上升趋势，再于2010年达到745%的高峰，随后即开始下降，2015年降为73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2000年的70%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106%。受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1年之前，总抚养比主要受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影响，从2000年的426%持续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最低点342%；2011-2015年，少儿抚养比稳定在221%-226%之间，老人抚养比则以较快速度从123%上升至143%，总抚养比随之从342%上升至370%。加上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成为当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二胎政策”的出台尽管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是要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经济社会的发展通常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然而，由于受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型周期较短，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未富先老”特征。在当前经济基础还不十分厚实，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仍需完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中国居民家庭观念强，代际间的财富转移明显，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加复杂，集中体现于子女数量和养老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及遗赠动机的存在两方面。家庭内部转移支付是养老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子女和储蓄在养老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子女数量的多少会对家庭的养老储蓄产生影响。同时，父母看重后代幸福，老年人在生命周期结束时要遗留部分财产给后代，这将降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

其次，在养老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老人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家庭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尽管家庭具有养老储蓄，但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当期消费意愿降低，而且目前全社会对老年人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充分注意其消费独特性的程度，老年消费市场在快速扩张中显示了一定的盲目性，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同时，老年用品市场的相关法律尚不健全，欺诈行为泛滥，严重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费信心。

由此，本文认为“少子化”和“老龄化”构成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的重要原因。在目前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信贷市场不尽完备的背景下，居民不仅面临收入不确定性，更面临支出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成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保障。并且，这些不确定性由于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因此，从预防性储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简称LCH）。〔1〕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依据一生的预期收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从而将消费者储蓄的多寡与生命周期阶段对接起来。消费者在成年期储蓄，在少儿期和老年期负储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产生显著的影响。Modigliani（1966）、Leff（1969）的实证研究显示，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均与居民储蓄率显著负相关。〔2〕Modigliani和Cao（2004）基于该假说，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高速经济增长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的结论。〔3〕LCH理论把握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早期生命周期理论将生育率视为外生变量，忽略储蓄对家庭结构的反向影响，无法摆脱变量间联立关系的困扰。

为了更贴近现实经济，学者们以家庭为单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简称HSDM）（Samuelson，1958；Neher，1971）。〔4〕该模型最明显的优势是将个人生命周期转化为家庭生命周期，还可将家庭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行为纳入其中。学者们通过从家庭角度解释中国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形成了几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包括家庭内部少儿人口与储蓄养老之间的替代关系（Curtis等，2015）〔5〕，性别比例失调导致的竞争性储蓄动机（Wei等，2011）〔6〕，家庭中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Li等，2008）等。〔7〕这些研究从家庭角度给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然而因为HSDM基于确定性等价思想，难以全面分析家庭面临不确定性时如何优化其消费储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