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浩

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中，有一段对摄影家姚经才的介绍，其中出现了诗翁臧克家的照片。那充满着岁月痕迹的图像，虽然仅仅在眼前一闪而过，却在我心头激起浪花。回忆那段往事，使我感到，即使我们当今处在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也不应忘记科技进步中要汲取文化经典的滋养；飞速发展时，更不能忘却民族精粹的传承。这就是说，在学习现代科技“知新”同时，不要冷落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故”。“温故知新”是一句很好的成语，传承发展，才有底蕴。

大诗人臧克家在这方面是很好的榜样，与臧老认识，还源自“追星”。

我们那个年代也曾“追星”

坦率而言，我并不喜欢现在一些年轻人对“歌星”的过分追捧，虽然我们年轻时也“追星”，但追的是什么“星”呢？心中崇拜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因为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编织世界美丽的蓝图，功不可没；还有就是历史上的忠臣良将、英雄豪杰。其实，我与诗人臧克家的初识，就是从“追星”开始的。

曾有人说，“追星”是人类的“痼疾”，而我认为，它只不过是人生中某个特定时期的喜好罢了。儿时，我常在江南小镇寂静的夏夜，搬一把小竹椅到溪旁乘凉，呆呆地望着天空、繁星、月亮，想象着传说中的嫦娥，身旁陪伴她的白兔。这些就是我追的第一批“星”，有月亮，亦有月亮中的嫦娥。当我开始读书认字，“追星”的对象就变成了科学巨匠、文豪大家，因为那时一直痴迷的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出版界为少年儿童编译的发明家的故事、安徒生童话、儿童半角丛书、《小朋友》杂志等书刊，似懂非懂地读了不少文学名著，并沉迷其中。解放后，喜欢上了新诗，“臧克家”自然而然成了我的“新星”。

我很喜欢他的一首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这首诗，我至今印象深刻。50年代中期，我刚到北京，作为一个医学生，考上了业余的“北京图书馆科学文艺通讯员”。一次听学术报告时，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诗人臧克家，只是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那是初次见到他。

我与诗人臧克家成了“忘年交”

“文革”后期，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臧老。我们“话逢知己不嫌多”，相谈甚欢，聊到他的好朋友、《诗刊》副主编徐迟时，更是心有戚戚焉，就这样，我与臧老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我们在臧老家晚餐，像往常一样，鸡汤是不可少的。臧老的夫人郑曼知道我和徐迟都爱喝鸡汤，给我们分别端上一大碗。徐迟一边喝汤一边说，《哥德巴赫猜想》能获好评，郑曼功不可没。郑曼鼓励我，既要当好大夫，又要像徐迟那样写出好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文学植入科普”的理念有了实践的土壤，我时常鼓动冰心、臧克家、严文井等著名作家参加科普活动。有一次，我陪臧克家参加了“红领巾爱科学夏令营仪式”，孩子们热烈欢迎臧爷爷这位大诗人，场景很是感人。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文章，孩子们表示要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看到孩子们如此欢喜，臧老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以后，我要多参加你们的科普活动了！”此后不久，中国科普作协与香港出版界座谈《科学与未来》杂志的创办事宜，我请到的文学界的名人们也很关心科普创作。会上，大家对这本即将诞生的《科学与未来》充满信心，想请大诗人臧克家写篇文章、题个词，约稿的任务当然落在了我的头上。

当我与臧老商谈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题了祝贺“科学与未来”创刊的字，刊登了本文开头摄影家姚经才为他拍的那張照片。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也被你拉进了高士其同志的科学普及队伍中了。

他那颤抖的手，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

我在主编《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从文学角度欣赏高士其的科学诗？大家说，如果请诗翁臧克家来评述，最理想不过了，但臧老是从来不写科学诗的。于是，我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求”他老人家。

果不其然，他听了我的来意后，一改往日热情的、迅速表态的风格，沉默了好久。我心中直打鼓。他的夫人郑曼见此情景，像往常那样柔声细气地说：“克家，不能让宗浩大夫为难呀，现在不要说写科学诗，就是读科学诗的人也不多，我们要鼓励大家啊！”

过了一会儿，臧老终于说话了：“我在科学上是外行，为《科学与未来》杂志创刊号题字，就是我第一次涉及这个领域。现在要我来评述高士其的科学诗，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当我以为无望的时候，他突然恢复了往昔作诗的那股豪情：“好，我写！两周后，你来拿！”然后对郑曼说：“从现在起，两周内我不会客，别的事都缓一缓，集中精力先把高士其的诗看一遍，再写这篇文章。”郑曼高兴地望了我一眼说：“你放心吧，克家是说到做到的人！”

两周后，我如约来到他住的东城区赵堂子胡同。郑曼对我说：“克家在等你！”臧老一见我，高兴得像个孩子见到老师似的：“我这两个星期就是读高士其的科学诗，写这篇文章，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做，你可以问郑曼，现在给你交卷了，两千多字。你先看看，然后给高士其同志看，不知你们满意不满意。”

两千多字的文章，对于一个大诗人而言，本应是件容易的事，臧老却整整花了两个星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品读他的文章。臧老一开头就写道，我和高士其同志是同时代的人，同年不同月生，他比我小24天。搞科学，我是外行，但写新诗，我们是同行。“科学家、文学家，思维方法不同，并肩作战，咱们都是一家。”他回忆了与高士其会面的情景，最后写道，我每次见到高士其，他的热情，都令人感动，我握着他的手，“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

读到此处，我也情不禁地握着大诗人臧克家的手，一股暖流涌入心头，他那颤抖的手，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