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

乡村日子最难过的那几年，我也就十多岁。

家里越来越没有吃的了。刚入社那几年，家里还有些陈粮食，贴补几年，米面缸都干凈了。入食堂以前，粮食不够吃，总还能找些瓜菜掺着。队里吃了食堂以后，每顿到食堂去领饭，馍馍论个，汤饭论勺，定量。不够吃，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到了1960年，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每人每天六数，这是一个新发明的数量词，十两秤的一两叫一数。刚刚由十六两秤改为十两秤，说“两”，不太容易说清楚。食堂的定量为每天六两粮。三顿饭，每顿二两。黄面搓条，像甘蔗那样粗细，一顿一圪节玉米面黄馍，一碗清汤糊糊。任是大人孩子，都不够吃。我正在长个子，母亲只好饿着，给我省点。饿得母亲犯了胃痉挛，在炕头上翻滚，村里叫“犯肌”，能死人的。为一口饭食，家里免不了争吵。一天我放了学，母亲为我攒了一口，祖母竟然和她厮打起来。

父亲看着家里的乱象，低下头苦了脸。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力量养活自己的老母亲、小儿子。

那一年，父亲五十三岁。

这个时候，父亲艰难地做出了那个一生难以言说的决定。从此以后，这一份羞耻烙印在他的记忆里，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决定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想办法。

这个时候社员们的偷偷摸摸，已经不稀罕。下地收玉米，剥了玉米颗，衣兜里装些。割豆子，抓一把塞进里裤。打枣了，把大枣装进夹裤里层。把守巷口的民兵，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权当没看见。

父亲动这个念头时，已经是隆冬，天地冻僵了，庄稼都收了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