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余华《兄弟》的开篇可谓精妙绝伦，李光头，一个坐在镀金马桶上想象遨游太空的暴发户典型形象自此深深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对于这部作品，余华曾坦言：“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的确，改革开放后的时代看似与革命年代截然相反，实则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疯狂的运动式的惯性思维。后者以革命的至高伦理导致社会暴力横生；前者以金钱的至高法则，使得欲望横流，每个人都张着贪婪嗜血的嘴巴。两者的特质，都是理性缺失、非理性膨胀所导致的现实秩序的混乱。在这之中，新的时代枭雄出现了，叱咤商海、黑白通吃的“大资产阶级”暴发户、官二代们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凭借各种手段率先掌握了社会财富，坐拥金山美人，好不神气。在文学作品中，很快便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典型形象：先锋派后期作品如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莫言《丰乳肥臀》后半部分伙同上官金童开“独角兽乳罩大世界”的司马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