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摘要：针对中国华夏文化中有关服饰的独创性传统，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历史时期的服饰外形、设计理念、社会功能等进行分析论证。研究认为，中国人将服饰文化归源于黄帝，这是中华民族重祖法古的文化特色；中国历代都有《舆服制》《车服志》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社会不同人群的衣着，等级管理制度注重突出社会价值，服饰代表身份地位是中国衣冠之治的传统；中国服饰文化的特色是承载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服饰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等级秩序是衣冠之治的内容；古代帝王的衣着要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官员们用冠服表达职业理念和道德崇尚，衣衫在质料、色彩、款式、花纹等方面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服此服而思其理是衣冠之治的道德教化功能；孙中山创制的中山装注重卫生、方便、经济等理念，结束了传统的衣冠之治观念，应该成为汉服运动中关注的重要理念。

关键词：礼制；伦理教化；等级秩序；道德教化；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3000107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originality of costume in Chinese culture， the appearance， design concept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ostume in historical period was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by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ese people attribute costume culture to Yellow Emperor，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past dynasties have Yu Fu Zhi， Che Fu Zhi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pecify the clothing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ystem emphasizes the social value， and costume which represents peoples status i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ostume system；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carry the heavy political baggage， and costu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tiquette. Conducting social management and maintaining hierarchical order by clothing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ostume system； ancient emperors clothing needs to show the ethical cultivation in all aspects， and officials express their professional ideas and moral worship by using their clothing. Clothes in the aspects of material， color， style and pattern endow the natural law， ethics， status and behaviors with many meanings. Having clothes and then considering their reasons is moral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costume system； Chinese tunic suits created by SUN Yatsen emphasize the concepts of health， convenience and economy， and mak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ostume system come to an end， which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an Chinese clothing movement.

Key words： ritual system； ethical cultivation； hierarchical order； moral cultivation； social management[GK-2！-2]

[HT]

“華夏”是汉族的古称，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称谓，“华”在古代与“花”同义，古诗有“皇皇者华”“灼灼叶中华”的嘉言美语；“夏”是高大巍峨的仪态风貌，因此《左传》记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这一观念还深入民族心理，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的大俗话，21世纪中国已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看重衣装的习惯依然不减当年。2007年5 月18日《小康》杂志刊文说，总部设在瑞典的国际研究机构Kairos Future 于2006年底对中日欧美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6～29岁的年青人展开调查，了解其对生活、未来成功要素及全球化的看法，收回答卷2万多份。结果显示，中国内地青年非常重视外表，75% 的受访者认为外表好看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占调查的第一位，第二位是中国台湾省，占比为63% ，双双高于欧美及其他地区。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在这一调查中位居前列，民族性的趋同远远超越其他的差异。为什么中国人对服装的重视程度高居世界第一位，怎样认识这一现象？

一、衣冠之治的传统

制作服装必需穿针引线，中国最早发现的缝纫工具骨针，制作在45 000年前，相当于新石器时期，这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古籍记载从黄帝伊始，人们才有了衣服、房屋、耕作、熟食、医药和舟车等生活必需品，《后汉书·舆服志下》说：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晕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传说中的黄帝作旃冕，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於则作扉履，嫘祖教民养蚕，抽丝作衣服，这些衣帽鞋袜的创始人被奉为圣人，这些传说虽然半虚半实，但符合人类生活方式进化的历程。中国人习惯把衣食住行的发明归结于某个祖先的伟大创造，这是人类处于幼年时期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民族崇祖法古的文化特色。骨针的发现，证实黄帝时代已出现人工缝制的衣服，与诸多传说相印证，充分说明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民族生命的源头，也是生活方式的缔造者。

希腊的上古传说《荷马史诗》渲染的是半神半人，表现的是英雄主义。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有关黄帝的传说则突出的是关注民生的务实精神。所以从上古伊始，中西文明的象征便不一样，西方文明的象征往往是金字塔、神庙为代表的巨大建筑物，而中国文明的象征则是鲜活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

人们尊崇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从一开始就具有独创性，在甲骨文中“衣”的象形字是交领的形状，矩形领直角相交，是中华服装延续数千年的传统，这也是当今流行的汉服样式；吃饭用的筷子在4 000年前的商朝就有明确记载，起初称为“箸”，只不过因为“箸”与“住”同音，有停止意，方改为“筷”与“快”谐音，是为吉利。

遥远的历史又在现实中复兴，21世纪初在中国发生过汉族有没有民族服装的争论，由此而兴起汉服运动，一些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不断发出以深衣作为汉服的呼声，联名倡议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身着深衣排列方阵出场，引起强烈的反响。高校风行以深衣作礼服，举行成人仪式和毕业典礼，同时期某高校学位服装参赛作品亮相，入围的设计多数为长袍、宽袖、交领、束带的上古衣冠。这说明古老的中国服装，也是当前时髦的风尚。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服饰是人体的第二张皮肤，衣服重在保暖、舒适和美观，这是从自然属性着眼对服装的认识，而中国对服饰的传统认知是突出社会价值即身份地位。

穿衣着装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显著、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封建制度的等级性首先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体现。《管子·君臣》说： “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圣人制作衣服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对衣服的定义，重在区分尊卑贵贱。如果说人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衣服在多个地区、多种文化形态中都有等级之别的话，那么在中国则与礼制相结合，礼制是中国历朝历代治国治民的通则，具有法律的效应。皇亲贵戚、官员士大夫、农民工商，穿靴戴帽，怎样着装，穿什么，不穿什么都有明文规定和限制，冒犯即被认为越礼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服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历代都有《车服志》《舆服志》《章服品第》等各种法令规章，规范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衣服的质料、色彩、款式、花紋到装饰的方方面面都有繁琐的规定，做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违令者以僭礼逾制论罪。该穿，不该穿的，成为守法还是犯罪的问题。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在世界服装史上独树一帜。

二、礼制化的服饰理念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说明礼制是观念形态、物质分配准则和社会制度，这一理念兼有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三重价值，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独一无二，因此翻译家很难将这个“礼”字译成外文，这是卓具中国特色的观念之一。

中国的礼制形成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其色彩的变更按照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一代胜一代。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国际会议称为“衣裳之会”，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 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苏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汉服以坚守民族气节；明朝遗民宁可留发不留头，表示不忘故国，种种爱国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中华服饰文化重要的特色是还承载着沉重的政治包袱。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颇为特殊的王朝，它灭了元朝，又被清朝所灭亡，兴于蒙古族的衰败，亡于满族的铁骑，是夹在两个少数民族王朝之间的汉族政权，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明朝在服饰衣着上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结。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衰弱是由于立国无方，贵贱无等而造成，因此明朝一建立就宣告恢复汉唐衣冠，效法汉唐服制的贵贱之别，以强化等级序列，巩固统治秩序。虽谓恢复，实际上是有选择的继承，对唐代袒胸露背的时装并未沿袭。它重视的是汉唐的衣冠之治及其严格的等级区分，进一步制定士、农、工、商衣冠有别的细则，例如《明史·舆服三》记载，洪武三年（1370）对庶人冠服有这样的规定：“庶人帽，不能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十四年令农、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纱。”凡有一人经商的家庭，家人穿衣服都不能与农家相同。士庶妻女的首饰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只能用银。平民的腰带不准镶金玉，只能用牛皮制的“韦”，“布衣韦带”就成为百姓的代称。对艺人更为苛刻：“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并严令汉人不准穿胡服，凡是辫衣、胡髻、胡语一概禁止，通行百年的元代服装就此灭迹。明朝的种种规定就是为了做到“异其衣崐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1]。

衣衫的面料、款式、颜色、花样等方面均有等级的限定。

面料的使用是： 贵官用锦绣；士农用绸、素纱；商人只许绢、布，不准用绸纱。

服装的款式虽然是长袍大袖，一如古风，但长短有限制：官服的长袍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口宽9寸；平民袍长稍短，离地5寸，袖长过手，袖口宽5寸；武职官员衣长离地5寸，袖口出拳。士兵衣长离地7寸。中国自古有色彩崇拜的传统，五行学说表现在色彩上为五色即红黄蓝白黑，这是正色；由正色混合而成的浅淡色彩是为间色。譬如绿色，这大地上覆盖最广泛的色彩为什么排除在正色之外？就是因为绿色乃是黄与蓝的混合色，属于中间色。这中间色是谓“色不正”，又称“奸色”，正色被推崇，那浅红、浅绿、浅青的中间色就受到歧视，《论语·阳货》说：“红紫不以为亵服”，像红紫这样高贵的色彩不能用作内衣。

色彩本是自然存在，正与不正是社会属性，将正与奸的道德观念引入色彩，使色彩意识形态化，最典型的例证是黄与红，《诗经·小雅》：“朱芾斯黄，室家君王。”“天子纯朱，诸侯黄朱。”红黄本是自然色，在中国却成为高贵的色彩。红为太阳色，黄为土地色，这红与黄来自天地崇拜，炎黄二帝的命名便是对红（炎）太阳和黄土地崇拜的心理反映。

从唐代以来黄色就成为帝王的专用色。百姓只能穿青白、浅红、柳绿，黑白色贵贱都可通用，百姓在办喜事时也可穿着大红衣装，这是特例而非常例。红黄作为富贵的象征深入到民族心理，遇到喜庆节日民间都喜用红、黄等浓烈的色彩作装饰，很少用中间色。茶褐色、墨绿色等被认为是胡服的色彩，当在禁忌之内，色彩的好恶影响到民族心理，现代流行的那种“自来旧”色，属中间色，在乡土中国鲜有市场。

朱元璋为朱姓，出生时邻家失火，红光照耀，传说是： “朱衣人作主人公”，这更加深了红色的神秘性，所以讨元的红巾军，其旗帜、战帽、袄裙均为赤色，明朝号称“以火德王，色尚赤”[2]。朱是明朝的国姓，赐姓朱是无比的荣耀。有尊荣就有轻贱，奴仆称苍头，是戴黑头巾的；艺人戴绿帻，腰系红褡膊，足穿猪皮鞋。绿帽子在唐代是犯罪官吏的标志，到明代是从艺者的服饰，由于对艺人的歧视，绿帽子遂成为一句骂人话。有的优伶在帽子两旁插有两支白翅，不摇自动，被嘲弄为“风流帽”。苍头、绿帻都是卑微身份的服饰标志，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与士农工商同罪不同罚，不受法律保护，与贱民无异。古有“刑不上大夫”的明训，若有士大夫犯法又该如何处治？只需当堂脱下犯事人的衣服，就可不受此种约束，任意上刑，衣服俨然成为士大夫的保护色。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三、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有十二章花纹：日、月、星、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有不同的寓意，日月星表现三光照耀，一片光明；山是比喻王者威重四方，为众人所仰望；华虫（雉）取其文采，象征文德；彝为宗庙礼器，雕虎猿花纹，表示威猛、智慧和孝行；水藻喻以水清玉洁，品行高尚；火给人带来光亮和温暖；米是主食，寓以济养众人；斧则表现果断干练的作风；黻是为黑青相背的“亚”形，表现向善背恶的用意。

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从皇帝就以身作则，一身穿戴都要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以帽子表达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在明代是官民士庶穿戴的一大特色。

官员最典型的服饰是头顶束发，上戴乌纱帽，身着盘领右衽袍，腰束带，黑皮靴。乌纱帽是用漆纱做成的圆顶帽，两边有展角各长40厘米。盘领袍，两侧有插摆，衣袖宽大，按级别的高低在袍服上饰有不同的花样，缝制在前胸后背，称为补子。其官阶主要表现在色彩和补服花样的不同，文武官员各有服饰歌：

《文官服色歌》：“一二仙鹤与锦鸡，三四孔雀云雁飞，五品白鹇惟一样，六七鹭鸶鸂鷘宜，八九品官并杂职，鹌鹑练雀与黄鹂。”

《武官服色歌》： “云侯驸马伯，麒麟白泽裘。一二绣狮子。三四虎豹优。五品熊罴俊。六七定为彪。八九是海马，花样有犀牛。”[3]

文武官服上的飞禽走兽，有严格的等级序列。一品、二品大员高贵如仙鹤、麒麟，八、九品的下级官员只能是麻雀，是文是武，官职高低，一目了然。

文官的帽子两侧常用蝉翼，古人以为蝉是饮露水生存的，用蝉翼那就象征清廉如水；武官的帽子用貂毛作冠饰，貂属兽类，但不象猛兽那样张牙舞爪，既有兽类的勇武，又兼有温顺良善的一面，这是理想的武官人品。文武官员戴上这种特制的帽子，犹如把当官的座右铭顶在头上。“衣冠禽兽”这句成语在明代并非骂人话，而是官员服装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种忠静冠，乌纱平顶，三道梁，后列两山。戴上这帽子的官员，需“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由朝廷颁发图样，如式制造。惟有七品以上的京官，都督以上的武官，以及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才能有此冠帽，其余一概不许滥用。

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是头上长角的神兽，这是与龙、麒麟一样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生物，在民间传说中都有莫大的神力。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執法严明的象征。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装饰，如英国法官戴假发，如果说这在西方是显示威严的话，那么中国的獬豸帽则表示公正不阿的道德操守。

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沿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这种方巾、峨冠象征天圆地方的冠帽自然与小民无缘。

有的士大夫喜欢别出心裁，自己制作冠帽的，也都不脱政治伦理的内涵，如陈献章自制的“玉台巾”，按玉台山的山势，做成平顶四直的形状。晚明时兴戴高帽，你帽子高，我比你还要高，如此愈来愈高，以致被人嘲笑头顶一个书橱。湛若水自创自然裳，表现他对自然的崇尚，可惜没有留下具体的形象描述，只给后人留下了想象。

文武官员的服装之别虽然严格，但在皇帝恩准之下也可越级穿戴。洪武年间，罗复仁并非一品大员被赐予玉带。景泰年间衍圣公是二品，被允许穿蟒袍系玉带，此后作为惯例。麒麟本是公侯的服饰，弘治以后大学士也穿上麒麟服；仙鹤本是一品文官的服饰花纹，嘉靖间武将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都用此纹饰。五品的翰林严纳、李春芳也经过特批穿上仙鹤装，后来仙鹤服成为道教玄坛的专用服，尚书反而不敢穿用。在奉行礼制的时代，只有皇帝才能超越礼制，以赐服厚赏官员，表示特别的恩宠，这是特例而非常例。

一般平民身着青布棉袄、蓝布裤裙、白布袜、蓝布鞋、皂布巾。还有一种无领无袖的对襟长上衣，称比甲、坎肩、背心，老少皆宜。与官员士大夫的峨冠博带相比，平民着装有三紧，即头紧、腰紧、脚紧。所以古代常用“峨冠博带”形容官员缙绅，劳动大众则称为“短衣帮”。在江湖上还流行一种服装的隐语： “袍帐”是指缙绅的宽袍大袖，秀才的长衫称“海青”，裤子称“汉子”，裙子是“围竿子”，鞋子称“掷上”，袜子为“掷同”，这都是形象化的平民用语。

平民的帽子也同样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帽子在明代称为“巾”，“巾”本是男子束发于头的布帕，因为与“谨”谐音，寓意有自谨之明，成为帽子的又一名称。网巾是明代贵贱通用的帽子，它以丝织网，由一绳收紧，用以束发，称作“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明末减去网带，又称“懒收网”。清代笔记《握示轩崐随笔》中记载：“明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一道士于窗下结网巾，问曰：‘此何崐物？对曰：‘此网巾也，用以裹头上，则万发皆齐。上明日召道士，命为道官，取所结网巾十三顶，颁示十三省布政司，使人无贵贱，皆首裹网巾，遂为定制。”还有一种瓜皮帽，由六瓣布片拼接，不能多一片，也不能少一片，只能是六片，这“六”含有前、后、左、右、上、下六个向度，这是中国人的空间概念，所以这瓜皮帽，称为“六合一统”。令人玩味的是明代的“四方平定头巾”，帽形四方平顶，寓意四方平定，象征国泰民安。据说明太祖在这帽上用手按了按，成一“民”字形，这就是戏剧舞台上常见的庶民黑色礼帽，戴这帽子需要把头发束在帽子中，又称“法（发的谐音）束中原，四方平定”。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4]

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服饰虽然受礼制的主导，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但在等级的限定之外也出现了进化。服装是生活用品，随经济条件和个人喜好而变化，这是非权力所能干预的选择，例如妇女的上衣和下裳本要求上下一色以象征“妇人尚一德，无所兼”，实际上难以做到。明末一些才子喜欢奇装异服表现风流，甚至阴阳倒置，男穿女装，女着男装。在明代笔记中有大量记载，如无锡文人邹公履“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缅。”[5]“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6]江南公子“大类女妆，巾式诡异。”[6]苏州唐伯虎有时穿着女装接待客人与和尚下棋。一时间文人穿着大红大紫，甚至内衣外穿，蔚然成风。

四、中山装、旗袍和深衣的时代性

21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汉服运动中，古代的深衣又重新被提倡，深衣究竟是何等服装？

深衣是上古流行的长袍，“深”者意为有深刻的含意，如其形制： 长袍，有上衣下裳相连，象征二极；上衣象天为玄色，裳在下为黄色，天地玄黄取之乾坤；上装用4 幅布，喻为四季，下裳有12幅是12个月，这是“法天”；领口是交领，直角相交表示“地道方正”；背有中缝，象征“人道正直”；袖长而广，伸展如圆规，是为“天道融和”；腰系大带，以作权衡；整个造型上宽下收，因为上是阳下是阴。穿着深衣要有五项规则：规、矩、绳、权、衡。这种幅巾缙带，宽袖大袍穿在身上，举步行走，要求进退有仪，稳重迟缓，以顺应天时地利人和。

这种先秦服饰，自唐宋已不流行，在宋代、明代、民国初年都曾有人提倡深衣。

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一时传为笑谈。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方式趋同化，虽然深衣不可行，但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前后，洋装一度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适应。领带卡脖子，戴手套动作不方便等等，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代替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 旗袍和中山装。

中山装因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上下左右4个明袋，喻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袋口为倒笔架形，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5个扣，象征五族共和。这一式样与西服不同，突出表现在关闭式的立领，钮扣直线排列均匀，背有缝，腰节略加收拢，穿起来收腰挺胸，凝重干练。裤子则把传统的连档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腰围有折裥，侧面和臀部有口袋，裤脚带卷口，这就是中山装的原初样式。对四袋、五扣的伦理解释，富有中国古人衣着的情调，但与古代服装有实质性的不同，服装不再有等级之分，戴什么帽子，穿什么款式，用什么色彩，不论尊卑贵贱，听凭自选，从此走上自由着装的时代，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新的里程碑。

可贵的是，孙中山在创制中山装时还提出服装现代化的理念，他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件中提出民国服式的制作原则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服装四原则真正结束了衣冠之治的观念。由于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自然舒服，受到民众的欢迎，常盛不衰，延续至今。

五、结语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远的如胡琴、笛子、琵琶等民族器乐均来自西域，先秦的古乐大多已失传；近的如乒乓球，从20世纪起中国人几乎垄断世界乒乓球坛，被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其实源自19世纪的英国，并非中國土生土长。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只能请进博物馆，供后人观摩它昔日的辉煌。

值此，且不妨说一声：俱往矣，深衣！

穿衣着装还看今朝！

参考文献：

[1][WB]解缙.献太平十策[C]//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62.

[2][DW]黄瑜.双槐岁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DW]褚人获.坚瓠集[M].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DW]吕柟.泾野子内篇[M].赵瑞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5][DW]余怀.板桥杂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6][DW]李乐.见闻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