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薇++张倩

摘要：針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关键词：国家传播；国家传播学；一带一路；话语转向；网络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3013906

[GK-2！-2]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J*2/3][HJ]

[WT4BZ]——a summary of the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E Wei， ZHANG Q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arly one hund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held b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nference has conducted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following six 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extern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 media spac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discours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hetoric paradigm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discussion holds that the ethical ord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 subjects appear to be multiple new dimension， which should be gradually tried to dewesternization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on and accumulation among different paradigms； especially for the media cooperation problem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need to carry out indepth communi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differen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regional problem solving， and also use security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of “discourse turn” to face major challenges of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Chinas narrativ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y； The Belt and Road； discourse turn； network media

[GK-2！-2]

“大国，应有大国的气度，应有大国的文化，应有大国的文明，应有大国的学术气象。国家传播学正是这种宏伟学术气象的一面视窗。”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于2017年3月25日在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致辞。2017年3月25日，主题为“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成功举办。国内近百位学者专家齐聚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为期3天的会议研讨中，就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进行了多元深入的探讨。

一、主旨演讲：新气象·新

追问·新启迪

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浙江大学吴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永华教授及杭州师范大学施旭教授，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国家传播学作了题为《论国家传播伦理秩序发展的新向度》《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困境与范式创新》《“一带一路”、媒体合作与全球治理》《构建国家安全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旨演讲，为与会学者带来了一场颇富启迪的学术盛宴。

传播伦理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阵地之一。针对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国家传播学，国家传播学会会长、全球修辞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汝东教授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在伦理主体、领域、形态以及媒介感官等方面呈现出多重新向度。其中蕴涵着国家与个体、政党与民众、传者与受众、责任与权利、职业与业余、单一与多元、专业与普遍、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建构、规范与实践、听觉与视觉、平面与立体、单时空与全时空、现实与虚拟等范畴的对立与统一。而这些范畴演化的趋势，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全球的；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陈汝东教授强调，揭示并把握这些范畴体系对阐释中国国家传播的新动向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对近年来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从国家传播研究当下面临的困境、线性范式交替研究的反思、从国别研究到比较研究的思索、非西方视角理论构建的意义以及如何重建国际传播的理论、政策与实践5个方面进行了重新解读及展望。吴飞教授指出，目前的国家传播研究主体忽视了社会组织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化研究，很少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法等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上缺乏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仅从一种理论、观点与观察维度跳跃到另一种理论视角，过程中漠视累积性的理论建构。他认为，研究者视角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结束二元对立，而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将传统文明的人文理性注入当下西方文明理念。他强调，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未来需要的国际传播研究的跨文化转向。

在当今国家之间传播日趋频繁的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赵永华教授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设计。赵永华教授认为， “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当前国际交往的主导模式，并认为在这个全球治理平台上的媒介合作绩效应该基于媒介合作机制的透明、完善、权力制衡及国际问题的解决、公民社会之间的认同这几大方面。值得关注的是，赵永华教授从全球治理框架下的“一带一路”角度出发，完整构建了一个媒介合作的路径框架：从价值、主体、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治理对象、内容及绩效评估5个维度，探究了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沟通交流。

隨着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中国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在中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头，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了国际舆论、国际战略、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施旭教授注意到国家/国际安全研究中“话语”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话语转向”。施旭教授认为国家安全研究和实践的新视野、新方向应是话语研究，作为由主体、言说、渠道、效果、历史、文化等多元因素交织的交际实践，与国家/国际安全辩证相联；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国际传播话语研究应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柱。他建议，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基于3个相互联系方面工作：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研究框架，解析中外国家/国际安全国际传播典型话语实践和谋划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的战略与策略。

4位嘉宾视野宏阔的学术演讲，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意义的反思、追问和学术图景的理论设计，从不同维度丰富和充实了国家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引发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二、百花齐放：多向度探究国家传播学

（一）国家传播实践之一：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

中国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大国文明的根源和资本。自“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时成了各方热议的话题。在“文化自信”的灯塔下，此次会议中有不少学者将国家的艺术文化作为传播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王思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到中国舞蹈传播的国家价值（何薇，北京大学）；从蒋彝《中国书法》的域外跨文化传播（梁雪梅，红河学院）到如何打造国际影视之都（惠东坡，北京联合大学）……，涉及了较为丰富的艺术文化领域。这些研究丰富了国家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国家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而北京工业大学马宁及国际关系学院盛静则从新媒体入手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全球化下的身份认同、传播策略。

在对内传播形态方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彦《中国文化自信的社交媒体传播研究》一文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基于新浪微博相关贴文中呈现的互文性和超文本多模态的理论框架，对社交媒体用户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而在对外传播方面，更多的学者关注了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相关的领域，例如从第63届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孔子学院的制度建设、性别视觉符号等从微观现实案例出发，探究跨文化交际中的传播效果及传播模式。

陕西师范大学朱清河从更广阔的视域重新解读了跨文化传播存在的核心障碍与挫折，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中的“随乡入俗，推己及人，亲仁善邻”寻绎出“普适性”的应对理路，用中国文化的智慧为跨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资鉴与启示，颇有新意。

（二）国家传播实践之二：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

在对外传播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一直是各方学者探究的热门议题。国家传播学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在国家对外传播中如何构建传播主体形象、引导舆论、传播意识形态、获得身份认同等相关维度的探讨。在本次会议的分论坛中，有不少学者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该类问题发掘了新的视觉和领地，进行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对话。

众所周知，社会组织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组织形象的构建入手，可以从不同维度解构国家形象的成分。成都理工大学王菁从十八大以来《环球资讯广播》《人民日报》《新民周刊》《央視新闻》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微博廉政宣传报道勾勒政府廉政形象；广东警官学院马建文把国家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作为研究主体，指出了涉警新闻的部分报道在主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诋毁、诽谤、贬损公安机关名誉，丑化公安机关形象等侵害公安机关名誉权的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李焕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陶赋雯、南京晓庄学院梅潇等学者以影像构建为路径，分别探索了视觉传播中如何借助影像重塑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如何在电影中以叙事编码传达“战争记忆”，再现国家历史形象；如何在电视节目中宣传对外政策，建构执政党形象。这些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视觉传播形态，更丰富真实地把国家传播的宏伟蓝图解码在大众的生活周边，使得国家形象的构建更加具象、更接地气。

（三）国家传播实践之三：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当今社会已经全面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早已成为国家传播实施的新疆域，因此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特别是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数据主权和国家话语权。吴卫华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数据主权战略》中提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应该把维护数据主权放到国家战略高度，多层次多部门联动，做好顶层设计、法律制定、技术研发、政企互动等多方面工作。肖琳《现实与虚拟的融通：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认为，现实和虚拟交织的新媒体公共话语空间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政府公共话语空间建构必将推动一个健康积极的理性社会建构，同时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公民参政意识与网络媒介素养。王璐《控制论视阈下抢占网络话语权路径初探》解析了抢占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以“反馈滤波法”“主观干扰法”“变送器”3种思维为基点，介绍互联网时代抢占网络话语权的具体方法。徐利德《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国家话语权提升策略》着眼于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形态及其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国家话语权历史和现状，从国际受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4个方面分析了话语权提升的策略。

此外，还有学者从网红与网红经济、宗教知识话语权威、台海网络互动“帝吧远征”“小粉红”的网络政治参与等视角，阐述了网络媒体空间中涌现出的新兴国家传播实践议题。

（四）“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如何进行国家传播，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议题。学者主要从几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与传播理念研究。张勇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理念重构研究》在对传播学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反思的同时，重新思考和分析提炼了“传播”“媒介”“研究范式”“传播共同体”“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以及“国际传播新秩序”等一系列传播“元问题”，进而提出能够有效回应当下中国社会大潮和传播实践的理念重构之策。雷力《视觉传播伦理研究初探》从视觉传播伦理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开展过程中的视觉传播伦理风险。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赵旭《“一带一路”下的文化自信与传播》指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快构建政府社会联动、文化资源共享、各方优势互补的协同体制；应注重将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与提升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认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伍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离岸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离岸文化中心，对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都有积极意义。金强《加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文化传播的创新性研究——基于“民心相通”的战略考量》主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文化传播，应采用平等合作的逻辑。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与实体行业传播。李宁《“一带一路”视阈下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乌两国旅游产业合作是人心相通的重要沟通方式。张艳《“一带一路”下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战略》认为，民营企业的海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与瓶颈，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对接国内供需产业链，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商业共同体，抱团出海。刘洋和杨雷《速度与稳定：“一带一路”视角下的高铁外交战略问题与对策分析》梳理了“一带一路”与高铁外交的辩证关系，阐述了高铁外交的合理性。

第四，国内外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郝源《第三媒介时代下——“一带一路”国家政治话语微博中传播效果研究》分析了关于“一带一路”话题的微博，发现政治话语传播虽然呈现出不同样式的表达，但是未能全方位体现出国家传播层面的认知多元和丰富内涵。周宏刚《从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看“一带一路”的传播策略——以印度主流英文报纸的报道为例》提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应该积极回应舆论关切，争取多方支持，弘扬丝路精神，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感召力。陈欣《浅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形象构建》主张要把握国外媒体舆情，为中国媒介更加主动地设置参与国际话语议程。

（五）国家话语：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

近年来，“国家话语”作为一个新范畴被广泛提及并接受。国家话语从话语学角度为国家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滋养。在此次会议上，学者分别从国家新闻话语、国家话语口语传播、中国人权话语、中国文史哲学术话语、中国庆典话语和国家体育话语等方面研讨了国家话语和国家传播议题。

林援森《从人民币消息看国家新闻话语权》指出，人民币报道的不足不仅是一个财经货币问题，更是涉及结构性的媒介议题。何海翔《后危机时代：媒介话语表达风险及其治理》主张必须加强媒介话语的互动议程设置，完善媒介对话机制，加强媒介话语自律，促进媒介话语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提升媒介话语治理能力建设。李亚铭和白钰《言立功成：论国家话语中的口语传播》着重从修辞学、语言学、话语学等视角就国家话语中口语传播的形式、主体、特征、问题及对策等进行探讨。金茹花和欧阳护华《中国政府人权话语的语用论辩分析——以国新办“评美国〈人权报告〉”为例》分析了中国人权话语，表明语用论辩学所兼顾的论辩合理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中国政府改进在国际传播中的理性话语。庞雯《论春节联欢晚会“ 零点时刻” 中主持话语对国家意识的建构策略——仪式情境下的符号学解读》指出：在春晚“零点时刻”，主持人通过话语向受众传递国家主流价值观、塑造大国形象以及强化大国公民的身份认同等内涵。冯美《奥运媒介景观中的国家话语与体育叙事》认为，大众传媒与奥运体育的联姻，使奥运会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和体育精神的传播，成为强化国家民族身份话语的重要机制和力量。

（六）国家修辞：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

国家修辞，既是实现国家话语转型的新基石，也是国家传播的重要途径。学者围绕国家修辞范式下的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丁云亮《媒介化社会国家認同的修辞建构》提出，借助修辞学理论、批评工具，审视国家认同的话语流变、实践策略，有助于把握国家认同构建的社会文化属性，拓展相关研究的学术维度和知识空间，应对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徐同林《强秦之言：反复的力量——以秦三篇公文为例》认为，语言在强秦之路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中反复修辞格多用于秦国的经典公文。张倩《皇室“战名修辞”：二战后的日本国家传播策略》从国家修辞角度梳理了日本皇室的“战争名称修辞”脉络，提出“战名修辞”既折射了日本官方的认知错乱，也反映了日本的国家修辞传播心理。印心悦《“生活政治”中的国家修辞：中国梦是如何实践的？——基于央视网〈图说中国人的生活〉栏目的内容分析》强调了“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与微观层面行动主体“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台湾省学者从修辞学研究范式阐述对国家传播的理解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夏春祥《书写传承与记忆铭刻：二二八事件的修辞叙事》一文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的修辞叙事。刘怡伶《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国家传播：蒋伯潜〈初中新国文〉教本的内涵分析》聚焦蒋伯潜传统文化观念的取舍议题，考察其编纂思维、注解特色，揭示教科书对形塑台湾省人民品格、语文能力表达的影响。蔡鸿滨和郭曜棻《华丽的告解：台湾小英时代之语艺采探》分析发现蔡英文演说采用一种类似教徒向神父告解的叙事策略。

三、结语

中国的发展、崛起与腾飞引起全球瞩目。中国已成为引领世界发展，促动全球前进的一面旗帜。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国话语、中国故事正在成为全球叙事的主旋律。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翘楚与业界精英此次聚首汉唐福地，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话语传播、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新媒体与国家传播、国家传播与社会发展等进行研讨，深入拓展国家传播学的范畴体系，揭示国家传播的规律，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这必将对国家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展现了国家传播学发展的磅礴气象，映照了广大学人蓬勃的文化情怀，意义十分重大。

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创立的宗旨在于推动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现象、问题、挑战、战略及规律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利益，助推社会发展，推进文明创新，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学术平台。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于2016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

为继续贯彻大会宗旨，继续推动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现象、问题、挑战、战略及规律的学术研究，本次大会决定，第三届、第四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将分别于2018、2019年在河北大学、上海大学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