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正，北京人。1969年赴陕西延川插队，《山花》创始人之一。原北京歌舞团艺术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协会员。

几天前，《山花》的新掌门联系到我，说《山花》快45岁了，要改版，让我“写几句”。我一时很有些犹豫。

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我早就搁笔了，撂荒了；二是因为我写《山花》不少了，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

怎么写呢？写什么呢？

还是那种纠结：《山花》我写了不少了，该说的都说过了，能写的都写完了，无外乎两种誉美——一是“自由”，二是“真”。

当然，“自由”和“真”确实是我对《山花》永远的记忆。

“自由”是文学的天性：天赋的性情，天赋的权利；“真”是文学的核心价值：“真为本”，“真为上”。

以前，在有关的文章里，我就把《山花》称作了“自由花”，把孕育它的土地称作了“自由的土地”；把“没有胁迫感和脂粉气”看成是《山花》弥足珍贵的真实情态，把“真情宣泄还是矫揉造作，个性张扬还是趋炎附势，实话实说还是游戏卖弄，自由挥洒还是隐隐追逐着什么”看成是它是否保有着《山花》基因的试纸。

在《延安文学》发表的散文里，我就写过这样两段儿话：

……插队后的第三个秋天，我被借调到延川县委从事文学创作——又是陕北的好风水，给了我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机。那几年，文苑仍是禁苑，面向工农兵的样板戏实际上是御花园里的贵族品种，三枝五朵，形影相吊。而我却得以和谷溪、路遥、白军民组班，播种和采集山川间的野花了。我们一边征寻本地的业余文学作品，一边炮制私货……弄出了一本小诗集。今天看来，这本诗集很不够档次，艺术粗糙、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