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熊 丹（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 610072）

居住环境与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都市四个安置房小区的问卷调查

文 熊 丹（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 610072）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将有更多的农民居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过上城镇生活。本文重点探讨关于实现城镇化后的农村失地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并以成都市四个安置房小区中的老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居住地客观环境与居住地人际交往环境这两个层面因素对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数据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这两个层面的因素与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指数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时，从问卷的反馈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普遍偏低。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提高对农村失地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并结合居住环境的两个层面因素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

居住环境 失地老人 幸福感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政府提出建立新型城镇化以来，各大城市开始将城镇化作为首要发展目标。不过，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导致的交通问题、噪音污染等。然而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这些老人们在农村中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以土地耕种为生，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在进入城镇生活后农村老年人们失去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传统的思想观念也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城镇化的确是我们国家加大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观及其“区域城市”思想所提到的，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以人为本的初衷［1］。随着安置房的建立，农村老人实现了上楼的生活，过上了城市现代化生活，那么他们的幸福感会因此而提高吗？本文以失地农民中的老人的幸福感为研究主题，通过实证分析来了解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失地老人的幸福感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失地老人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居住环境中的人际交往、邻里关系与居住时间长短等则作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基于研究发现，本文还提出相应的实用对策以提高老人们的幸福感指数，以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的重点是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与居住环境的关系，幸福感作为测量人们的主观心理评价指标，在国外被较早的运用。Wanner Wilson早在1967年发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成为了幸福感研究从心理层面走向了实证阶段的过程。Diener（2000）提出幸福感指标是关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关键点，幸福感应该作为社会指标系统里的一个重要指标。［2］国外大部分学者认为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与生活质量、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社会文化等相关。国内对幸福感指标的测量起步较晚，在心理学、经济学学科运用较多。苗元江（2009）提出幸福感指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从人格、社会交互关系等认知与情感方面的综合。近年来幸福感这个测量指标在社会学研究中开始在逐渐流行起来并运用于各大居民调查研究中，并且这一指标已经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着力点之一。［3］吴丽等（2009）通过以社会生态学理论角度对失地农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几个安置方式以及经济发展不同的城市比较分析失地农民的幸福感，她首次尝试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变化给幸福感带来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发现生活满意、生存环境与社会态度这三个因子对幸福感有影响。［4］郑宏志，陈功香（2005）对城市老年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个体只有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时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5］周晶晶等人（2015）从社区管理问题的根源入手进行研究，从农民自身也就是行动者的角度去讨论造成社区管理问题的原因，作者主要通过实地访谈的方法了解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管理问题，在文中也多次提出有关老人们思想观念落后所引起的社区管理的问题。［6］黄立清（2007）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不同群体，如农民群体、工人群体对幸福感的测量指标是不同的。［7］周林刚（2009）在提出本着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解释范式，将个体生活环境界定为地位结构、家庭资源、集体消费，并将生活质量测评体系拓展为认知、情感、行为和态度四个维度，建构了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对失地农民进行了生活质量的调查。［8］

仰和芝、张仰君（2016）研究了失地老人的主观生活质量与影响因素，通过自制主观生活质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失地时间、安置房是否落实、失地后月均收入水平、是否与子女共同居住及对生活适应、居住环境、生活保障、安置房、身心状况、生活观念是城镇化进程中失地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下降的影响因素。［9］文中极少提到邻里关系改变带来的主观生活质量的下降的影响。通过以上的文献分析，研究失地农民中老人这一群体在安置房生活后的主观感受的文献较少，大多数运用的是描述性分析即定性的方法，通过访谈的方式获取资料。这种方式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也缺少说服力。在文献梳理中我也发现一些关于失地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研究者通过多元回归方法，科学地解释相关因子，运用统计数理模型的方式清晰地展示了生活质量的变化，但是更加侧重于研究客观物质层面，对于情感方面的因素考虑较少，尤其是对邻里关系，互动次数方面的影响考虑较少。本文吸收和借鉴关于城市规划、失地农民心理以及老年人的物质方面满意程度等理论思想，侧重研究居住地主客观环境对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与测量方法

（一）研究假设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以遵从 “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进行发展，为农民建立安置房，实行城市化管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建立更多的公共设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公共服务，农民住上了城市公寓。那么失地农民中老人群体是否因为居住客观环境的现代化从而使幸福感有所提高呢？

提出本文的假设一：居住地地理环境越现代化越会引起失地老人的幸福感上升。

随着城镇化脚步的加快，许多农民住上了楼房，大家开始由务农转向就业，由于小农经济思想，许多观念还没有转变。安置房社区也在做思想工作，安排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民做就业培训指导等，很快也有很多农民开始了经商，学会了许多赚钱的本领，大家的思想开始由淳朴老实的乡下人转变为经济人。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甚至还有许多农民将自己的安置房出租或者出售。随着人情改变，邻里关系由原来的一家亲，变成过路人，相望不相识的关系，如今钢筋水泥，防盗门的隔绝，加上对物质追求的过度依赖，邻里关系是否变得越来越冷淡了从而导致幸福感有所下降呢？

提出本文假设二：居住地人际关系越生疏越会引起失地老人幸福感下降。

（二）测量方法

本文涉及三个变量，居住客观环境现代化、人际交往环境和幸福感。

1.居住地客观环境的测量。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之一是客观居住环境。在失地老人从农村传统的住房迁移到城市公寓之后，住上了现代化楼房所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农村传统的平房或者独栋的楼房，以及周边环境由土地构成的居住环境，变为城市公寓，电梯上楼，周边是广场、商场的居住环境。从农村居住环境到城市居住环境的变化给农村老人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通过测量不同安置房居住环境现代化的程度，来反映居住客观环境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成都市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发展对象。在城乡统筹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成都市具有良好的城市规划条件，在近几年中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安置房的建设也在顺利进行中。冯笑男（2012）对成都市近几年根据自身特殊情况建设城镇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他根据成都市的行政区划将成都市的九区四市六县分为了三个圈层。［10］根据冯笑男对成都市城市区位的划分，分别选择第一圈层与第二圈层两个区中安置房的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也考虑到研究的准确性与时效性，本文通过选取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中建设年限相近的四个小区进行研究，分别是金牛区的锦西人家小区、青羊区的西映金沙、温江区的天府家园小区以及双流县柳河新居小区。［11］

本文研究的变量之一是居住地理环境的现代化程度，本文以朱若初（2004）等人提出小区住宅环境评价体系为测量现代化居住环境的测量指标。他们将小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解为4大环境指标、3个层次，细化为44个指标项。

2.人际关系网络测量。这四大环境指标为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技术环境。本文在朱若初提出的四个指标中去掉社会环境这一项，因为居住环境现代化主要从客观方面考虑，所以本文以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技术环境作为3个测量维度。由于在选取对应圈层小区时对技术环境进行了控制，位于第一圈层的两个小区与第二圈层的小区之间在技术环境这部分的测量值是固定的。为了更好的反应客观环境现代化的程度第一圈层的两个小区是有电梯和地下车库的，第二圈层所选小区是无电梯和地下车库的。在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测量中，为了更好、更准确的反应样本的情况，本文采用了李克特的五级量表法（完全不同意，记1分；不同意，记2分；一般/中立，记3分；比较同意，记4分；十分同意，记5分。）技术环境用二分变量测量（是，记1分，否记2分）。

表1 居住地的客观环境测量指标

居住环境不仅包括客观的居住环境它还包括一些无形的人际交往环境。失地老人在乡村熟人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观念里的人际交往关系早已根深蒂固。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在市场化驱动的城市里无法找到以前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和相处之道，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老人们心理健康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由于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网络有密切的联系，包括了社会资本测量中的互惠支持网络、信任和人际交往，所以本文采用吴丽（2009）对社会资本指标的测量为依据，她将社会资本分为组织型和意识型两个社会资本。并提出的组织型是是否参与政治团体。本文将组织型界定为是否参与一些社团组织，而意识型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人际关系网络、互惠支持和邻里关系。以下测量指标都采用李克特的五级测量法（完全不同意，记1分；不同意，记2分；一般/中立，记3分；比较同意，记4分；十分同意，记5分。）

表2 人际关系网络测量指标

3.幸福感测量。对于幸福感满意度的测量，参照吴丽等（2009）对幸福感的测量，是通过对生活满意度量表（Pavot＆ Diener，1993）进行修改而得，具体内容包括自陈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休息满意度5项，本文研究的是农村失地老人，考虑他们因为老龄、文化水平、认知程度较低也没有工作，所以对吴丽的幸福感指标作出相应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项总体生活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休息娱乐满意度。满意度分为5分制记分，非常不满意记1分；不满意记2分；不太满意记3分；比较满意记4分；十分满意记5分。

表3 幸福感测量指标

三、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次调查对象是老年人，根据联合国关于老年人的年龄划分界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65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调查小组在设计好问卷以后进行了一次预先调查，先在这四个小区中随机抽取了20名老年人进行访问。通过预调查反馈的问题，我们对问卷的问答形式以及问卷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由于老年人文化程度偏低以及理解能力有限所以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的方法是访谈式问卷调查法。

本次问卷经过预调查反馈并修改后，正式进入住宅区进行发放并协助被访者完成问卷填写。在金牛区锦西人家小区发放问卷40份，收回问卷39份，在青羊区西映金沙发放问卷35份，收回问卷33份。在温江区天府家园发放问卷40份，回收问卷34份。在双流县柳河新居小区发放问卷50份回收问卷44份。总共发放问卷155份，回收问卷14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时148份，回收率是96%有效率为95.5%。

（一）问卷的质量分析

问卷在问题设计上和指标选择上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较高的信度是问卷质量的关键。通过运用Cronbach’alpha系数对每个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下表是各个维度的信度ɑ值。

如表4所示每个量表的ɑ值都大于0.6，并且经济环境维度、生态环境维度、人际关系维度与信任维度的ɑ值都大于0.8。说明本次问卷调查的信度较高，问卷设计的项目较合理。由于本文的问卷设计题目是综合了大部分学者认可的维度和变量，本次问卷也是通过访谈式的问卷填写方式，所以总体来说本文所设计的问卷具有效度。

表4 各个量表的Cronbach’alpha系数

（二）问卷数据总体描述

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为居住地客观环境、居住地人际交往环境与幸福感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评价感受变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指标。所以本文在综合考虑了目前所调查的安置房小区的情况，引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居住时间、性别（1=男，2=女）、年龄、教育水平（1=低等教育，2=中等教育，3=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 （1=一万以下，2=一万至五万，3=五万至十万，4=十万以上）、住房面积 （1=50m2以下，2=51至70m2，3=71m2至 90m2，4=91m2至 120m2，5=121m2至150m2，6=151m2以上）、居住人数。

表5 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性描述

从表5可以看出在四个安置房小区中总的幸福感指数（2.32）低于不太满意（3），由此可知，幸福感指数得分较低，反映出安置房小区的老人幸福感较低。那么在本次调查中幸福感指数与哪些变量相关呢？本文运用spss20.0软件包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表6 各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下将对引入的变量做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各变量是否与幸福感存在相关关系。

如表6所示，幸福感指数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人际关系、互惠支持、社会参与呈正相关，与客观居住环境的生态环境呈正相关，与居住时间、居住人数呈正相关。但是与经济环境、年龄、教育水平、性别、居住面积、家庭年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只有信任、人际关系、互惠支持、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居住面积、居住时间、家庭年收入这几个变量与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p＜0.05）。

（二）建立模型与假设检验

1.建立模型。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居住地客观环境和居住地人际关系环境两个自变量，以及幸福感指数作为因变量。为了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引入了与幸福感指数可能存在相关关系或者因子关系的控制变量。本文在数据处理时已经将定序变量视为定距变量，所以能够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问卷数据。为了更好的展示两个自变量与幸福感指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建立3个模型，并且使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引入模型。

模型1引入控制变量与幸福感指数因变量，把控制变量作为模型1的自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居住时间、住房面积、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居住人数这七个变量。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居住地客观环境指标的两个维度。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人际交往环境指标的三个维度。

其中y表示因变量幸福感；a、b、c表示方程系数，即斜率；分别表示模型1至模型3的截距，u为随机扰动项。

B是非标准系数，p是显著性

从表7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总体反应居住地客观环境、人际关系环境与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下内容是对3个模型分析结果的解释。

从表7中可以看到模型1中p＜0.05的变量是居住时间与住房面积，说明了这两个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居住时间与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居住时间的不断上升，幸福感指数也会上升。相反居住面积与幸福感指数之间是呈负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居住面积越大幸福感指数反而会有所下降。具体意义可解释为：农村失地老人住上安置房以后，可能一开始对周围的环境比较陌生而且上楼以后对居住环境也不习惯，加之老人的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弱一些。但是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老人们也渐渐熟悉和习惯了现代化的上楼生活，可能幸福感会有所上升。同时，农村老人在进入安置房社区后，可能因为居住面积变大，而居住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老人在安置房生活中感觉到孤独或者不适应等心理变化，可能导致幸福感指数下降。

模型2中p≤0.05的变量有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这说明二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经济环境与幸福感指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生态环境与幸福感指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从模型2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居住时间与居住面积这两个变量已经没有显著性了，由此可见当引入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这两个变量后居住时间和居住面积对幸福感指数明显减弱了。这也就说明前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强于后两者。

表7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具体解释为：由于小区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居住时间与居住面积的影响，失地老人在住进具有不同经济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安置房之后所表现的幸福感指数有明显的不同。从模型2可以看出，失地老人居住的小区经济环境越好也就是说小区的交通越便利、周围的大商场和娱乐设施越多、小区所处地段的房价越高，那么反映出小区失地老人的幸福感就会有所下降。如果小区所处地段的噪音污染、空气质量、绿化程度越严重，那么小区的失地老人的幸福感也会下降。处于地段越好，经济环境越好的小区生态环境越差。所以，失地老人们对安置房的客观环境感到不满，幸福感指数较低。

模型3中引入了人际关系网络指标的变量，这4个变量的p＜0.05，因此与幸福感指数的因果关系也较明显。同时经济环境也具有明显的因果显著性，虽然生态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较模型2减弱了一些，并且统计显著性亦降至p=0.051，只具有边缘显著度（borderline significant），但其影响仍然值得注意。因此在模型3中可以看到在引入人际关系网络指标的4个变量之后居住地客观环境指标的两个变量也与幸福感指数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除了经济环境与幸福感指数呈负相关关系以外，其他5个变量呈正相关关系。

具体解释为：当农村失地老人在迁入安置房居住以后，他们开始了上楼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些客观环境、住房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际交往关系的改变。农村失地老人在城市中找不到或者有很少可以信任的邻里关系，在城市生活中的失地老人被直接纳入到了市场经济中，他们传统思想里的人际交往模式被打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邻里之间互相串门、在大院里围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互帮互助不计报酬。现在可能邻里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因为不认识，尤其是安置房小区的位置处于第一圈层的。许多农户为了得到更多利益回报，将自己所得的安置房进行出租或者直接出售，就会导致小区中可能存在50%的外来户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可能是直接导致安置房中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下降的原因。

2.假设检验。从表7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可以检验第一个假设：居住地客观环境越现代化越会引起失地老人的幸福感上升。由于居住地客观环境中经济环境与幸福感呈反向关系，而生态环境与幸福感呈正向关系。但是，从表6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本次调查的数据中可以验证假设一是不成立的。

从表7的模型3中也可以检验第二个假设：居住地人际关系越生疏越会引起失地老人幸福感下降。人际关机网络环境的4个变量与幸福感都是呈正相关的，并且都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所以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本文假设二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成都市部分安置房中的农村失地老年人的幸福感指数在2.32左右，还处于不太满意（3分）以下。同时也分析了相关的自变量，居住地客观环境与居住地的人际关系对失地老年人的幸福感有很明显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村失地老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反应出来较严重的不适应感，对现代化的设施以及生活方式不满意。农村失地老年人作为目前人口结构中数量较多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在社会转型中逐渐落后，可是由于适应能力弱化，他们不能很快的融入新的环境。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老年人的焦虑和不安，同时也会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本文也在许多地方存在不足，如问卷的调查数量过少、涉及的成都市安置房小区的范围过窄以及由于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容易忽视可能存在的与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相关的变量。在代表总体上不够全面，研究也不够深入。但是本文的四个安置房小区在选取上按照建立时间和技术环境进行筛选控制了一部分的客观影响变量，也对以往的失地老人幸福感研究提供新的数据并补充相关的论据。同时本文以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对目前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指数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到了一些发现。根据问卷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居住的地理环境、与人际交往环境方面与老人们幸福感的主观感受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并对以往大多数文献从物质环境方面分析老人们的幸福感进行补充，提供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一些新的见解。

本文结合数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相应的安置房社区应该提高对农村失地老年人的高度关注，积极了解失地老年人的需求。失地老年人的人口在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增加，他们是一群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不便。同时邻里关系的变化也让他们的娱乐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的思想与现代年轻人的思想有着截然的不同，同时在城市里可能会存在激烈的冲突。由于存在着这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失地老年人这一群体急需得到社会大众、政府以及社区的积极关注。并为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二是社区或者社工组织可以在安置房社区中组织老人们参加社区互动活动，增强社区中的邻里关系。三是社区管理人员可以在安置房社区老人中找到一位“魅力型领导”作为安置房社区老年人的诉求表达者和社区基层管理者。四是在安置房建设的规划与设计方面，相关部门或招标的建筑公司应该提供一些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在照顾农村失地老人这一特殊群体上，在设施设计与安置房分配的邻里安排方面提出合理的方案。同时也应该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尤其不能忽视经济环境较好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努力打造一个舒适怡人的居住环境。

［1］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33-35.

［2］ED Diener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and ProposalforNationalIndex.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vol 55（1）：pp34-43.

［3］苗元江.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9（11）.

［4］吴丽，杨保杰，吴次芳.失地农民健康、幸福感与社会资本关系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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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笑男.统筹城乡背景下成都市城镇体系建设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2.

［11］朱若初，张二伟，张星，李智.住宅小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建筑管理现代化，2004（05）.

［12］ED Diener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and ProposalforNationalIndex.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vol 55（1）：34-43.

责任编辑：唐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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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23（2017）03-0092-07

熊丹，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2017-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