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小娜（中共荔湾区委党校，广东广州 510360）

试论社会流动与共享发展

文 谢小娜（中共荔湾区委党校，广东广州 510360）

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存在社会分层就存在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宏观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社会流动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国家权力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多数阶层呈现向上流动，阶层流动呈现封闭化倾向。合理有序的阶层流动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社会流动迟缓，有悖于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机制，会造成阶层对立甚至阶层冲突，恶化执政环境，破坏社会稳定。要实现共享发展，就需要形成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这要要求构建能够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的经济支持系统、政治支持系统、教育支持系统。

社会流动 共享发展 社会阶层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概念或研究范畴。分层最初是个地质学术语，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借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由于社会的纵向分化所产生的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以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形成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级的现象或过程。“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较低的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1］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社会结构中存在社会分层就会出现社会流动，完全没有社会流动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不存在的。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得到系统的关注和论述，始于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随后，马克思·韦伯从分层标准和整合秩序的一般理论开辟了一条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阶级分析之路。埃米尔·涂尔干从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的角度出发，奠定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此外，齐美尔、滕尼斯、托克维尔以及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对社会流动问题给予了持续不断的讨论与关注。具体到我们国家，随着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等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国人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状况有了显著改变，伴随旧有结构的改变，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崛起，一些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在显现。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日益丰富，陆学艺、李强、孙立平、李路路、边燕杰等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扎实的研究成果。但是统观目前学界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大都是勾画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基本类型以及对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很少把社会流动研究与国家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存在止于就事论事的不足。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在于描述和分析社会，它的本质在于寻找到使人类社会变得生机勃勃的客观规律，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社会流动是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宏观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它的研究必须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共享发展，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共享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来说，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如何在共享发展理念之下研究社会流动，理应成为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社会流动与国家运行

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郑杭生认为社会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良性运行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促进，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限度之内。中性运行，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恶性运行，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出现离轨、失控。［2］而社会流动作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协调机制，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是一部治乱循环的历史，治世一般能持续200～300年，乱世一般十几年、几十年就会更迭一次。而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构建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开始的。历史上常用的构建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的手段就是“均田”。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重要性如同今天的资本。新朝建立之始通过剥夺地主豪门的田产，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获得安身立命的基本资源，以赢得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使朝代进入相对良性运行的轨道；到朝代后期，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对改革的阻挠，一个朝代进入恶性运行时期；然后，新的朝代建立，由此反复。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基本如此，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在盛极一时之后走向衰落，除了过度依赖外界经济等原因之外，既得利益集团对资源的霸占和垄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中下阶层的人找不到改善自身生活和命运的通道，社会发展就失去活力。现在非洲、中东、拉美等国家的动乱也缘于此，这些地区的整体社会结构呈现撕裂的态势，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社会大部分资源，社会中下阶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渠道，造成两大阶层的对立。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发展成就，与它社会结构的开放、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是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要推动国家社会的良性运行，要实现小康社会，要推进共享发展，打破社会结构阻隔，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我国社会流动的一些特征

（一）国家权力在社会分层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分层是一种身份制分层。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事劳动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身份区分并固定在不同的位置上，工人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普通工人，农民更是不可能离开乡村，人们很难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要改变，途径只有升学和参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自由流动的空间日益扩大，人们可以凭借文凭、学历、技术等获得向社会中上层流动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仍然在继续，它通过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分配产生了特定的阶层结构，也通过保留、维持某些制度性障碍如旧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来阻碍部分人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分层。

（二）多数阶层呈现向上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业实际从业者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大量的农业劳动者通过外出务工、个人创业等途径进入城市，这些人员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权益保障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与从事农业劳动相比获得了更高的收入，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工人群体随着所在行业技术含量的提高，也逐渐向上流动为技术人员，进而进入社会中间阶层。虽然有部分工人因为下岗，导致社会地位下降、经济收入减少，甚至成为贫困职工，但这在总体数量上所占比例比较少。整个工人阶层从宏观上来看，向上流动的特征比较明显。此外，伴随互联网、金融、保险、创意产业以及其他新技术、新产业的蓬勃发展，诞生了大量高收入的新型职位，催生了一大批高级白领、金领阶层。

（三）阶层流动呈现封闭化倾向

在整体社会结构呈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阶层之间的壁垒也开始凸显，并呈现增强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阶层边界清晰化。所谓阶层边界，是人们依据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客观差异，主观建构起来的、用以区分阶层地位的界限，实质上是位居不同阶层地位的人们借以表征“我们”和“他们”的符号。阶层边界既可以通过收入水平、居住空间、教育环境、消费方式等外显的符号来表征，也可以通过情感、价值观、阶层意识等内隐的主观因素来判别。［3］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旧有阶级边界的打破，我国社会结构呈现活力迸发的态势，整个社会群体间的垂直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非常频繁，大量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凭借时机进入社会中上阶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新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群体间的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趋于平缓。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上层阶层由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工人、农民阶层由于在经济、政治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多方位弱势无力实现向上流动，成为社会底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等群体代替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产业工人成为中间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在各种资源的占有方面差别比较大，这种差别体现在收入水平、居住空间、生活方式、教育环境、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

第二，阶层复制逐渐形成。阶层复制也叫阶层再生产、阶层固化、阶层定型化，它们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也即子女一代同父母一代在相同年龄阶段职业地位几乎没有改变。阶层复制现象在很多国家都会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比例的高低。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国从“夏传启，家天下”开始就有了阶层复制的历史，之后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划定更是延续久远的阶层复制，占据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优势的中上阶层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倾向要把自己掌握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本能会更加明显。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的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倾向。李春玲通过对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传递性较强，其子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所占比例为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3.5%）的5.7倍。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父亲职业是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要小得多。［4］李路路等人的研究也同样发现类似的结论，父代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人，成为同样阶层的发生概率较高，即阶层复制的可能性很高。日常生活中，直观的现实也和专业研究结论相互映照，各种二代称谓层出不穷，“富二代”之后，有“官二代”、“星二代”、“垄二代”、“民二代”、“穷二代”、“摊二代”、“农二代”等等。这些词在调侃之余，形象的描绘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复制、固化、再生产。

第三，阶层意识逐渐形成。阶层意识是指“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5］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阶层意识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不同阶层的群体隔离开来。在一个城市中有高档的别墅区，也有拥挤不堪的“城中村”；有的人频繁进出高档会所，也有人只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碌；有的家庭的孩子一路就读省市重点学校，有的家庭的孩子还在为明天能不能继续上学而苦恼；有的人穿戴都是世界奢侈品牌，也有很多人就路边几十块钱的衣服讨价还价。即使在同一个区域，不同的人群也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家的居住、生活、教育、消费、社交等都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进行，很少有不同世界的交流，即使有也只是浅层交往，不会涉及彼此了解的深层互动。在这种阶层壁垒日益明显的过程中，“我”与“你”、“我们”与“你们”的意识逐渐形成。它一方面昭示着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阶层间冲突意识的积累。

三、社会流动迟缓的危害

（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流动迟缓有悖于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机制。影响社会个体流动的条件基本可以分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两个方面，先赋性因素主要是指种族、肤色、地域、出身家庭等先天因素，自致性因素主要是指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创造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根据社会流动的主要依靠因素也就形成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越是封闭的社会越是落后，越是开放的社会越是进步。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发展成就，与它社会结构的开放、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是紧密相关的。而非洲、中东、拉美等国家的动乱也是与这些地区的社会流动不畅有很大关系。在当前我国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趋缓的情况下，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整合、对社会流动机制的改革已经越来越迫切。否则当阶层固化成为大面积社会现实，社会中下阶层因为缺少向上流动的渠道会丧失进取动力，进而蕴积对立、仇视的情绪，上层阶级的后代因为从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日后的地位，所以也丧失了进取和努力的动力。这样整个社会的活力就无法激发，社会发展就会进入迟滞状态。

（二）从中观层面来说，社会流动迟缓会造成阶层对立甚至阶层冲突。开放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各个阶层之间的频繁互动，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能够实现对其他阶层的认识与了解，进而化解社会戾气与社会矛盾。相反，如果社会流动不畅，阶层成员构成呈现刚性复制状态，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只被上层阶层成员享有，而其他人很少或无法享有时，社会就会产生紧张和愤恨。在当前我们国家，以“官二代”、“富二代”为代表的优势阶层与以“穷二代”、“农二代”为代表的劣势阶层，在收入水平、居住空间、生活方式、教育环境、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明显带有阶层特征。长此以往，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进而形成互不了解、互相对立、互相仇视，从而造成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以至断裂。

（三）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流动迟缓会恶化执政环境，破坏社会稳定。西方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社会学研究的结果都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式阶层结构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因为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可以成为上下阶层矛盾的缓冲地带。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来讲，构建庞大的中间阶层尤为重要。否则持续强化的阶层复制，会危害执政环境。这种危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层复制导致执政阶层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精英滞留在执政阶层，执政阶层的能力不断弱化；二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如果社会发展不能实现人人共享，那么这种发展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进而导致执政合法性的丧失。

四、推动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实现共享发展

社会流动是社会运行状况的一个展示窗，虽然在概念归属上来说它只是整体社会运行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功能地位上来说，它对社会运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流动不足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社会。尤其对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日中国来说，如何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情况下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是政府执政理念的体现，体现着社会的公正程度，也直接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能否顺利实现。

（一）构建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的经济支持系统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整合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阶层对立乃至仇视虽然有时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但这些矛盾在本质上不是阶级矛盾，基本不存在政治认同的问题，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解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阶层矛盾的总原则，也是根本途径。

第一，大力推进城市化，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协调发展。统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基本是一个城市引领国家发展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就是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因为农业发展有一个有限极值的根本性特点，就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亩土地的产值是有限的，不可能呈现众多几何倍数的增长。这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注定了，农业只具备基本保障功能，无法引领生产力的大幅发展。而我国有一半多的人口都居住在农村，以如此少的土地养活如此多的人口，这就基本上限定了农业劳动者的富裕程度，使得广大农业劳动者一直滞留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底部。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通过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协调发展，在大中城市之间形成广阔的经济增长带，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的流动。对于小城市和小城镇，明确发展定位，完善生产、服务、教育、信息辐射、文化娱乐等各项综合功能，使所在区域居民在不去大中城市的情况下实现生活方式现代化。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可以说是近几年被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地方政府以及各界企业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对调整产业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的经济发展功能。其实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连的就是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和阶层结构。现在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社会普遍关注的是科技、金融、创意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在就业功能上来说，这些第三产业所要求的人基本是高学历的知识人才，对普通人群的向上流动影响甚微。要消化庞大的普通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可谓是基础，第二产业可谓是支柱，第三产业是在第一、二产业基础上实现的腾飞。如果没有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腾飞就会失去基础。这就要求在在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同时做好第二产业的就业扩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做好第一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的互融协调发展。

（二）构建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的政治支持系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定不移的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为实现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也只有坚定不移的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为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提供保障。

第一，加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阶层结构不断调整重组，面对这一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现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流动比较明显，部分工人能够进入管理或技术骨干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部分工人一直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并且还有向下流动的趋势；农民群体除极少数实现向上流动之外，绝大部分处于社会中下阶层；新崛起的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社会阶层，伴随经济实力的强势也要求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必须要清晰的认识今天的阶层变化趋势，并对各阶层进行有效的整合。否则，阶层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进而会动摇改革发展的基础。

第二，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创新。制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运行规则，人们依据制度进行个体展示和群体互动。要满足个体的价值展现、构建合理公正流动的阶层流动，需要消除阶层形成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让更多的人能够依靠个人努力实现向上流动，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减少贫困阶层的人数。这就需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政治参与机制。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以前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覆盖面积和保障水平来说还是比较低，特别是面向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比较少，在不少地区还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此外，面向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不全，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很低。社会保障的缺失很容易让这些本就收入不高的群体在遭遇疾病、失业、年老的时候跌入社会底层。在利益补偿方面，对于一些因为工程建设、生态保护等遭受个体或群体利益损失的人，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利益矛盾，提高社会公平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在政治参与方面，与公民越来越高的政治参与热情相比，目前的政治参与机制还不完备、参与渠道还不畅通、总体参与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机会很少。作为一个人数众多却相对弱势的群体，缺少相应的政治参与途径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分配，进而影响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

（三）构建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的教育支持系统

教育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晋升选拔机制。布迪厄是比较早也是系统研究教育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关系的代表，通过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以及就业状况的研究，布迪厄指出，社会阶级结构通过学校教育的合法形式输出不平等的文化资本，进而重塑阶级间的不平等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上层阶级通过权力把持教育制度，进而维持优势地位，作为社会下层的穷人，只能成为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具体到我国来说，要推动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构建能够引导阶层合理公正流动的教育支持系统。

第一，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增加教育资源供给。2015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9221.4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4.26%，实现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第四年达到或超过4%的目标。这个比例虽然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比例，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差距甚远，甚至不及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引导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是实现国家振兴的重要手段。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的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增加教育资源供给，只有如此才能为推动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为实现共享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个人、群体、社会都是教育发展的受益者，因此，也可以鼓励个人、社会团体、企业等参加对教育的投资，形成多主体的教育资源投入方式。

第二，公平分配教育资源，保障合理公正流动。在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成为造成目前社会流动迟缓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存在多个层面、不同主体的分配不公平。在城乡差别方面，城市集中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占有国家大部分教育投入，广大农村地区所享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远远低于城市；在教育层次方面，高等教育占有了国家大部分教育投入，基础教育所占有的国家教育投入非常少；在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重点学校又占有了大部分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在这种广覆盖、多层面、立体式的不均衡网络中，社会底层群体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被挤占的所剩无几。面对共享发展，推动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必须大力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配置，打破城乡之间、教育层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平等。

教育资源均衡化配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普遍受教育的水平，但是一部分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的人则无法享受教育资源均衡化配置的成果。这就还需要统筹实施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式教育扶持政策。通过政策扶持，实现教育兜底，从而真正实现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实现共享发展。因为对于在政治参与、经济实力、文化资本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教育可以说是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途径。可以率先在农村地区进行教育改革，试点推行12年义务教育政策，也可以把农村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还可以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和职业技能晋升机制等。总体来说，就是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让落后地区、弱势群体能够实现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条件。这样不但可以帮助这些地区和群体实现个人增值，也可以蕴积这些地区发展的后力，进而增加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

五、结语

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社会流动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因为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交换和转移，进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大流动之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进入平缓期，并且有日益缩紧的趋势。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言，如何使十三亿人口享有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坚持共享的发展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享既是目标又是手段。通过共享，通过推动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进而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

［1］［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140.

［2］郑杭生，李强.试论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点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1987（01）.

［3］杨文伟.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3：121-122.

［5］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J］.社会学研究，2001（03）.

责任编辑：唐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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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23（2017）03-0059-06

谢小娜，中共荔湾区委党校讲师。

2017-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