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是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生态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石。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在社会历史中相生相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断裂造成严重的阶级性环境不公。在环境运动和环境问题研究中摈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做法是短视且错误的，忽视阶级问题而独立展开的环境运动不但无法保护环境，反而会使保护环境的社会力量分化甚至对抗。彻底的生态革命必然也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其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其动力来源于无产阶级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有助于打破超阶级的绿色幻想，对环境社会学和环境政治学极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问题；生态帝国主义；阶级分析

Abstract： The class analysis of J.B. Foster， an American scholar，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eco?Marxism theory，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s ecological revolution thoughts. Foster holds that there ar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lass problems. Hierarchical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caused by the metabolism rift of both nature and society has been increasingly serious. It is short?sighted and incorrect to researc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r carry o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without class analysis. Not coul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class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nor could they unite societal forces. Under the view of class analysis， a thorough ec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be a thorough social revolution oriented to socialism and given strength by proletariat， especially working people from the third world. Fosters class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tributing to the break of “green fantasy” which transcends classes， is enlightening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Key words： J. B. Foster； eco?Marxism； environmental problem；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lass analysis

面對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众多“红”、“绿”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思想理论极具见地，但他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相生相伴，特别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自然与社会日益严峻的新陈代谢断裂。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保护环境的阻碍背后都有深刻的阶级因素，在环境运动和环境问题研究中摈弃阶级分析是错误的。忽视阶级问题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至多只能转移而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甚至会分化和瓦解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因此，实现生态革命所依赖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唤醒阶级斗争的力量。福斯特对当代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有助于我们抛却超阶级的绿色幻想，对推动环境社会学和环境政治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阶级分析介入环境问题的缘起

“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人类与地球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全球性危机”2，因而，环境问题通常被理解为关乎全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人能在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中独善其身。诸如1994年世界地球日主题“一个地球，一个家庭”这样的号召已然成为人们的常识：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保护它。既然如此，福斯特为何还要打破将人类视为整体的视角，对环境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呢？这种阶级分析不会瓦解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团结与共识吗？考察阶级分析介入环境问题的缘起，就不难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第一，从理论取向来看：福斯特对现实生活和现存社会具有强烈的改造精神和干预意识。福斯特对他的同事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里·迈格道夫（Harry Magdoff）的信念深以为然：“今天的历史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却是人类斗争的结果。”1这种强烈的实践倾向使福斯特注重理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并对富于革命精神和环境意识的工人阶级寄予厚望。福斯特还亲身参与工人阶级的环境斗争，“在美国的主张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的重新结盟运动中发挥着领导性作用”2。实际的斗争促进了福斯特的理论工作。在《生态革命》序言中，福斯特向工人运动领导者卡丽·安·瑙莫夫（Carrie Ann Naumoff）致敬：“作为工人斗争的捍卫者，以及作为教师、共同体组织者和家庭成员，她在传奇色彩的植树集体‘镐锄（Hoedads）组织中的终生奋斗，都体现出对可持续性、共同体和平等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我在本书中所称之为‘生态革命的本质内容。”3工人阶级参与的环境运动正是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

第二，从理论生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包含对阶级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考察，并被福斯特发掘出来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大工业和大农业对土地肥力、“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破坏，批判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破坏土地和工人的基础之上。5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再度批判大工业和大农业的“携手并进”严重滥用和剥削了人类的自然力（即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然力（即土地肥力）。6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视角促使福斯特从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出发考察环境问题，发展出“自然—社会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生态的新陈代谢概念”，揭示和分析环境问题中渗透的阶级问题。

第三，从阶级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理论关系来看：一方面，通过在《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等著作中对环境史的考察，福斯特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但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便已存在，而且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等一般意义上的阶级问题密切相关。阶级社会中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是环境恶化和阻碍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统治就开始威胁环境。复活节岛古文明的消失，就是因为酋长为维系阶级统治而大肆伐木以运输和树立雕像，最终导致社会与生态的双重崩溃。1当前的地球文明，则在发达得多从而破坏力也强得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危机。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身具有阶级属性。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运动在美国興起，人们就认识到，不论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恶果还是治理环境的种种措施，首先承担代价、做出牺牲的是穷人、少数族裔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2由一些绿色分子和资产阶级理论家臆造的超阶级的虚假共同体回避了环境问题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处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人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状况的差异往往与其所属的阶级相关。

第四，从环境运动的客观现实来看：无阶级倾向的环保运动的碰壁证明了阶级斗争仍未过时且不可或缺。当代许多绿党和绿色组织认为，在环境问题面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应受到谴责。因此他们既不致力于分析具体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不考察不同阶级在环境问题中的处境差异，而是试图采用一种超越传统的阶级局限的“新范式”。这种脱离阶级视角的环保运动在现实中难遂人愿。在美国保护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环境运动中，自诩无阶级倾向的环保组织不顾现实地制定环保运动的方案，激怒了当地伐木工人，使林业资本家获得了政治周旋和舆论造势的时间和空间。最终，保护环境的方案落空，伐木工人的形象被抹黑、利益受损失，垄断资本成为唯一的赢家。事实证明：“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3

福斯特认为，科学界、经济学界、众多绿党及绿色组织为当代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之所以没有疗效，关键在于他们只将环境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或者理念问题，忽视甚至拒绝承认环境问题中的阶级不公和阶级压迫。以不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为前提的绿色工业革命既无法根治环境问题，也无法解决现存的社会不公。全面认识环境问题并以此展开彻底的生态革命，必须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纳入理论和实践的视野。

二、环境问题的阶级病征

在福斯特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批判中，环境问题的阶级病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责任与环境成本的阶级不公。这种阶级不公表现为不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与实际付出代价的不对等。福斯特引用威廉·莫里斯的文章《有何不可》（Why Not？）来说明19世纪英国的这种阶级不公：约克郡的绝大部分人通常认为绵羊天生就是黑色的，约克郡和开夏郡的河流常年流淌污秽和染料；作为“污秽的组织者”的资本家却生活在环境清洁的乡间官邸之中。1当代，这种阶级不公变得更加广泛和顽固。“2008年，全球10%的最富裕人口消耗了全球59%的产出，与之相对的是，全世界10%的最穷人口只消耗了0.5%的产品（50%的最穷人口消耗了7.2%）。”2与商品消费截然相反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垃圾和污染被穷人“消费”了：他们不得不在工作中承受更多的噪声、吸入更多的废气、接触更多的工业垃圾，有毒废料也更可能倾倒和填埋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资产阶级则住在环境舒适的郊区，拥有清洁的工作环境，还能支付高水准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二，环境政治和环保运动中政治影响力和舆论话语权的阶级差异。在美国，资产阶级结成的大财团和利益集团，作为两党的金主，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2001年，正是在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一贯反对下，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再次明确坚持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立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资本通过支持两党竞选来“购买”政治影响力，从而使美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被资本操纵。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借助对媒体和舆论的掌控，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既得利益集团被“塑造成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生计而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和农民不但缺乏有效影响政府决策、保护自身就业以及保护生态—生产可持续性的能力，而且要承受道德上的谴责。在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斗争中，伐木业的巨贾躲在幕后，煽动伐木工人对抗环保主义者，并靠政治游说为不顾环境的伐木活动谋求法律屏障。资本与环境的对立被偷换成工人与环保主义者、工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好像资本反而“缺席”，政府反而保持了中立，伐木工人则被刻画为反环境的形象。

第三，世界体系下的环境剥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早期，生态帝国主义对外围国家尤其是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压迫就已凸显。福斯特考察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在秘鲁抢购海鸟粪及开采硝石的历史，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对自然和工人的掠夺：海鸟粪贸易和硝石采矿使秘鲁统治阶级暴富，成千上万的工人却在恶劣的环境下如奴隶般工作。不仅如此，在外国资本的干预下，秘鲁还因硝石产业爆发战争。广大人民遭遇不幸，获利者却是当地和国外的资本势力。4时至今日，处于世界体系外围的第三世界国家早已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倾倒场，成为最先遭受生态灾难冲击的地方5；第三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则是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以至于产生了“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的概念1。我国正是发达国家倾倒电子垃圾的重灾区，作为世界电子垃圾集散中心的广东贵屿镇更是被称作“全球最毒地”。拆解、焚烧电子垃圾产生的污染严重损害拆解工厂工人的健康，污染了空气和地表水，并使当地居民深受其害。2

三、对环境问题阶级病征的病理诊断

当代美国的环境社会学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主要理论有三个：（1）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2）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3）新陈代谢断裂。其中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主要来自于福斯特及其同事的理论贡献。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以自然—社会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主要立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同时也吸收了踏轮磨坊生产方式理论。或多或少基于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重视，福斯特对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颇有微词，甚至不乏片面的解读或批评。3

福斯特反对非辩证地拆分自然和社会，他把对环境问题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的辩证考察。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视角和生态视角是共生的：在对劳动的理解基础上，马克思秉持一种“社会—生态的新陈代谢概念”4，新陈代谢断裂不仅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还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与社会都遭到资本逻辑的压制和破坏，造成二者的双重异化。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认识环境问题、分析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为环境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古典理论基础”5。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两重意义上使用“新陈代谢”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进行的物质变换，主要用于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的破壞；二是“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6，主要用于考察环境问题中的阶级问题。这样，新陈代谢概念就被置于对自然和社会的整体的辩证理解之中，从而使对环境问题阶级病征的病理分析得以展开：

第一，新陈代谢断裂的内在逻辑。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断裂的首要原因不在于生产技术或环境理念，而在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制度——划分为诸多阶级，并被竞争所驱使——体现出一种逻辑，即认可其自身的无限扩张和对其环境的无限剥削。”1资本逻辑“只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利润和积累”2，以对自然和劳动的剥削为代价，通过无休止的经济扩张不断驱动自身。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史，福斯特分析了资本逻辑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剥削：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为了发展自身就需要在变革劳动者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变革生产关系并使之制度化。伴随着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的确立，资本借助暴力切断了劳动与土地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英国，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并无产阶级化；在殖民地，土著居民被剿灭或沦为奴隶。在永不停息的资本积累的驱动下，自然和社会的异化加剧并伴随着资本扩张而产生全球破坏性。在当代，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日益深化，对二者的破坏也日益深化，福斯特指出，这种控制与破坏之间的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失控：“在经济方面，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全面不平等正在增强，而且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不平等正在加剧。在生态方面，失控的全球变暖进程正在改变世界气候和整个地球的生命保障系统。”3

资本逻辑驱使生产不断扩大，不知疲倦地创造新的需求、刺激新的消费。日益扩大的生产消耗大量资源、造成大量污染和垃圾，却主要被用来满足世界等级制度下居于顶层的少数人的奢侈生活。并且，基于资本逻辑的核算方式，将垃圾填埋在穷人社区的附近，将污染排放至第三世界国家成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正当”选择。福斯特讽刺道：“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有毒废料的污染与其说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处置的问题。”4处置垃圾和污染的方式，就是“让人们吃下污染”。5被迫吃下污染的人，并不是在现行社会经济秩序中受益最多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及其他穷人，特别是世界体系之下众多外围国家的广大穷人。

第二，新陈代谢断裂的外在表现。新陈代谢断裂是在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双重断裂。在19世纪，新陈代谢断裂的突出表现是城乡对立。在城乡对立的体制之下，人口汇集至城市，一方面，农村土地和殖民地的土地沦为处于城市的工厂的原料来源地，工厂无休止的生产同时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所有文化转移至城市，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和分散、土地与社会的传统联系的消失——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步的副产品——使农村生活与资产阶级文明相隔绝。6在当代，新陈代谢断裂以更成熟也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福斯特在自然—社会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融汇了施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提出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体制下的阶级性环境不公。

踏轮磨坊式的全球体制根源于高能耗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1一旦被纳入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之中，任何对象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一体制下的每个人都身处脚踏轮上，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中脱离：资产阶级是踏轮磨坊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为了财富积累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占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也不得不在踏轮上“越跑越快”。踏轮磨坊生产方式驱使自身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日益严重，并破坏地球的基本生态循环。因此，保护环境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势在必行。然而，忽视资本主义核心体制而片面追求道德变革的运动既不能阻止环境恶化的趋势，也无法解决其他社会不公。福斯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尽管都身处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之中，却并不是所有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程度的义务与其联系在一起”2。资产阶级主动而间接地破坏环境，却拥有清洁的工作生活环境；工人阶级被动而直接地破坏环境，却要承受最多的污染和最大的批评。在所有人都不得不依赖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的同时，又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

四、阶级视角下的生态革命

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于环境问题和阶级问题的根源性，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解决环境问题而拒绝阶级观点的尝试，是注定碰壁的。自然—社会唯物辩证法指向自然与社会协同进化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仅包括根本性的技术变革，而且强调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上的双重革命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3，这种生态—社会革命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4

首先，生态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一体两面。福斯特将生态革命的基本阵营划分为两种：一是绿党和生态资本主义主张的绿色工业革命，二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社会革命。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领域：绿色工业革命是一种局限于技术的、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不致力于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秩序，“改革一旦触及体制的本质，就会被利益集团扼杀”5。这种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压制和消解由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继续追求无限扩张的资本增殖。“这意味着限制社会对这种变革的直接参与，而使其主要掌握在技术专家手中。”6由于绿色工业革命被资产阶级精英所领导，因此这种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可能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阶级运动排除在外。这种看似超阶级、无阶级的技术革命，不但其实质仍然贯穿着阶级压迫，而且还会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破坏。因此，彻底的生态革命必然也是彻底的阶级革命。福斯特致力于“一种更加根本的生态—社会革命，它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但是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这意味着要果断地走向平等和公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从而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逻辑”1。

第二，生態革命必须与阶级革命联动。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变革中的联动性。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环境斗争为生态革命提供了令人深省的反面案例：拒绝阶级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下，甚至秉持资本主义市场思维而推进环境保护，不但无力对抗资本与政府权力的合流，而且迫使伐木工人站到了环境的对立面，分化了本可以联合起来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福斯特认为，生态革命的正确路径必定是以人为本的，审视环境问题的同时，不能忽略阶级间的社会经济不公。因此，生态革命必须基于一种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的“环境公平”概念，这样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2。

第三，生态革命的阶级动力来源于全世界的底层人民。在赢者通吃的全球体制下，现存秩序下受益最多的少数人最不愿意改变现状，因而生态革命的阶级动力不在于社会金字塔顶部的资产阶级，而在于那些不得不卷入“踏轮磨房”以谋求生计的社会底层人民；其力量源泉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社会运动。由于底层劳动人民为了生计而被束缚于“踏轮磨坊”，因此，从斗争策略来看，要唤醒生态革命的阶级力量，就必须将环境不公与富人剥削穷人的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3从斗争范围来看，福斯特秉持一种类似于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主张超越地理疆域的全球生态革命，以打造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可持续的社会。这种世界革命必须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最底层群体，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那里汲取力量，因为他们最先受到生态灾难的冲击。正如马克思笔下19世纪的无产阶级一样，21世纪的环境无产阶级在环境危机中已没有什么还可以失去的了，所以他们可堪重任，是生态革命的主力军。4

五、结语

福斯特强调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进步”，而不是追求纯粹的“绿色”或“红色”。得益于此，福斯特能够克服绿党的无阶级遐想，也能兼顾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福斯特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及其中的阶级问题的首要因素不在于生产技术或者某种错误的道德自然观，而在于特定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具体于当代，就是制度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但最直接地承担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在资本的压制下缺乏改变现状的能力。

环境友好、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否则，人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也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资本控制下的全球体制使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生存状态上发生全面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而且在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上也遭受剥削与掠夺。因此，破解环境问题和破解阶级问题，是统一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的，是受到资本全面压迫的大多数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体制、追求整体性文明转型的运动。

[作者简介：孙洁民，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