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酝酿期，其酝酿具体体现为环境思想的演绎。在主要孵化基地美国，环境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杰斐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和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为代表，带有浓厚的田园色彩。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多，道德风尚越淳朴，因而力主美国走农业兴国的道路。他们的观点符合多数美国人的价值理想，也在美国社会种下了环境保护思想朴素观念的种子。第二阶段以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和马什的《人与自然》为代表，展现了环境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的过渡。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提出要重新认识自然，向人们发出了“到自然中去”的邀约；梭罗的《瓦尔登湖》以清新的文字记录了他对爱默生这一思想的实践和他关于简朴生活的思考；而马什的《人与自然》则以大量的史实为基础，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提出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方案。第三阶段以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和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为代表，前者主张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后者强调对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理性管理。缪尔和平肖共同引领了美国第一次环境保护运动。美国环境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为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正式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环境思想；杰斐逊；泰勒；爱默生；梭罗；马什；缪尔；平肖

Abstract：After the incubation period from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in its birthplac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stage， the representatives were Jefferson and Taylor， with strong pastoral color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more people wer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impler the society would become， and therefore， they strongly advocated prospering country throug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ir viewpoint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values of many Americans， spread the thoughts of ecological ethics.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transition from ecological romanticism to ecological realism， the representatives were Emerson， Thoreau and Marsh. Emerson called on people to go to and rediscover the nature. Thoreau recorded his practice of Emersons thought and his reflections on simple life in Walden. Based on a great deal of historical facts， Marsh analyze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nature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plans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stage， the representatives were Muir and Pinchot， who led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Muir argu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Pinchot emphasized the scientific use and rational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stage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

Key words： environment thoughts； Jefferson；Taylor； Emerson； Thoreau； Marsh； Muir； Pinchot

作為一门学科的生态伦理学，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直接催生的产物。但在此之前，它以环境思想的形式在美国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8世纪末呈现在新生美国面前的，还是一幅分布着广袤荒野和蕴藏着丰富资源的自然画卷。其后百余年间，美国经历了从农业立国、农业兴国到工业大国的发展轨迹，既演绎了浓缩版的世界经济史，也集中呈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反思。在这段时期里，先后涌现了杰斐逊、泰勒、爱默生、梭罗、马什、缪尔和平肖等七位代表人物，他们是美国史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问题之捕捉者，他们的思想之间或有交错、或有延续、或有争锋，他们共同为生态伦理学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 杰斐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和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叶，年轻的美国面临着发展路向的抉择。其主要参照系——欧洲大陆的英国等老牌国家已经启动工业革命，工商业的发展突飞猛进。美国究竟要走英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还是继续走农业社会的道路？这在当时的政要、主要政党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论辩与巨大的分歧。美国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及联邦党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非常推崇资本主义及其信贷制度、银行、信贷基金和货币操纵，力主在美国推行英国的财经制度。同时他从英国的工业发展中看到其中潜在着巨大的财富资源，因而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工业的发展，建议动用政府的力量扶持制造业的发展。他希望能够尽快促使美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像英国那样以发达的工商业、金融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美国民主共和党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泰勒则加以反对，他们主张走农业兴国的道路。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杰斐逊生长于自然景色与田园风光均十分秀丽的弗吉尼亚州。他热爱大自然，感兴趣于与自然相关的学科，如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另一方面也喜欢农业生产工作，在土壤改良、轮种、水土保持、家禽养育等方面都有过独到的研究和成功的实践。浓厚的田园情怀使杰斐逊对农业、农民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在后来波澜壮阔的人生中不懈努力，希望保留和延续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氛围，其主要理由是“农业天然道德论”。

杰斐逊认为，农民比重大的社会与非农民比重大的社会相比较，风气相差甚大，前者的社会道德水平要更高些，因为土地是滋养道德的沃土，相应地，那些长年与土地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给自足、勤劳淳朴、真诚善良。他把耕种土地的农民比喻为“地球上最珍贵的公民”，因为他们最能自力更生、最具热情与活力、最有美好道德，因而他们是每一個伟大民族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道德的守护者。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Virginia，1784）中有一段名言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那些在地里劳动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曾经有过选民，使他们的胸膛成为贮藏真正的美德的地方。这里是上帝使圣火熊熊燃烧的中心，不然圣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农民大众道德败坏这种现象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举不出一个例子的。”1而在非农民比重大的社会，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力推工业化的社会，农田萎缩、农民减少，工厂林立、工人剧增，这对整个社会来说不仅不是好事，还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疾病。在杰斐逊看来，远离了滋养道德品性的土地、远离了田间劳作，容易滋生奴性与唯利是图，既侵蚀美德，也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

杰斐逊这一观点与他在欧洲的见闻直接相关，曾有史学家评论欧洲之行对杰斐逊的影响之大：“欧洲把杰斐逊造就成地道的美国人。”2杰斐逊在欧洲旅行时曾敏锐地观察到贵族专制统治国家政治暴政下的社会弥漫着贫穷和邪恶，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大城市中唯物质的现实主义的滋生和无产阶级队伍的产生与壮大；在法国学习期间，他又意识到“在人们自由地接近生存资源的地方，政府都可能是朴素和诚实的，社会是自由和充实的；而在实行强制政策的地方，政府则失去社会功能，维护由于逐渐垄断自然资源而产生的不平等，恶化了堕落和非正义”1。为了让美国远离他所见的社会堕落、动荡和非正义，杰斐逊认为新独立的美国应该走一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同于欧洲国家的道路。

在杰斐逊看来，荒野遍布的新大陆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拥有不同于欧洲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杰斐逊指出，那些照搬欧洲政治经济学家关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为本国制造产品”的原则到美国的人们，并没有考虑到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国情。在欧洲，劳动力十分丰富而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土地，同时他们必须依靠制造业来养活过剩的人口；而在美国，土地十分丰富而劳动力明显不足，无限的土地需要农民来耕耘劳作，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劳动力。杰斐逊认为，新大陆无边无际的土地足以哺育美利坚民族，美国并不需要照搬欧洲政治经济学家的教条和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他的结论是：“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国家，其他各阶级公民总数与农民总数之比，就是不健康部分与健康部分之比，并且是反映腐化程度的理想的指标。因此，当我们有地可以耕种的时候，决不希望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操作机器或纺纱。木匠、石匠、铁匠在农业中是短缺的；但是，就制造业的全面运转来说，还是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2

因此，杰斐逊反对逐渐在美国兴起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农业经济才是健康的美国经济，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适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一个英明政府首要的目的应是关怀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使人们获得生活、自由和拥有财富的权利，并为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性提供广泛的机会；而土地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仰仗。因而他力主实行小农土地所有制、建设自由民主的农业社会。他把“让全体人民共享自然资源”作为毕生愿望，强调土地是人类劳作与生息的共同财富，主张把土地分配给个人，让个人成为土地的主人，使个人能够立足于自己的田园土地上创造美好生活。这样，社会才会更安定、道德风尚更淳朴；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欧洲文明的灾难在美国重演。

在杰斐逊时代，美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农业美国”，农业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0%；与以农业为首位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同时呈现的，还有朴素的社会和简朴的政府。杰斐逊本人也因此成为农业美国的主要奠基者、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与美国理想的最初塑造者，被誉为“最具本土精神的美国领袖”“美国农业文明的倡导者与缔造者”。从历史纵向来看，杰斐逊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美国19世纪的土地政策（19世纪的《宅地法》延续并发展了18世纪末《西北法令》的思想主线，都遵循把土地分给个人的原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到北美“垦荒”。杰斐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被约翰·泰勒继承和发展为“田园共和主义”。

约翰·泰勒（1753—1824），美国弗吉尼亚州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共和党知识领袖，是“汉密尔顿金融学的最犀利的批评者”，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富原创思想的经济学家。他没有野心，朴素，诚实，外表镇定庄重，体现了伟大的弗吉尼亚时代的英雄美德”1。他与杰斐逊一样好学、博学、敏于学，同样对重农经济抱有好感，在公务之余喜欢回到他的农场上当起技艺娴熟的农民。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商业化从萌芽走向兴起的过渡阶段，为维护自身利益，工业、商业、金融业的资产阶级力量开始向国家机构渗透，与代表种植园主、农业利益的力量在政坛上不断较量。被誉为“种植园农业代言人”的泰勒在1814年通过《美国政府原则和政策的探讨》（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一巨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要重农而反对资本主义。

他认为，一个信仰共和体制的社会必须防范任何一种潜在着社会等级分化的剥削制度。当时的美国已经废除了长嗣继承权，摆脱了封建贵族剥削制度的枷锁，封建贵族也失去了复活的可能；但是对另一种猛于虎的危险——资本贵族的崛起，必须严加警惕。在他看来，“所有贵族都是以社会偷盗为基础的”，“他们不依靠道德本性，而寄生于社会财富之上；他们对生产者课以重税；而惟一的防范措施就是破坏他们赖以立足的基础，夺走他们进行剥削的工具”2。换而言之，封建贵族也好，资本贵族也罢，这两者都不是依靠品格高尚或能力出众来占据统治阶级位置，而是都根源于剥削，且最终都导致等级的制度化。泰勒着重分析了资本贵族的发展史，包括它在欧洲的起源，它如何通过基金运作的各种手段进行投机获取暴利、在人民手中掠夺走大量的钞票。他把银行业创造的财富称为“人为”财产，以区别于土地等“自然财产”。在他看来，只有那些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民才是真正在创造财富，而作为资本贵族的银行家们却用发行纸币、股票等虚假财产来剥削辛勤劳动的人们现实的自然財产，从中实现“财产转移”，使他们自己的人为财产不断增长。泰勒进一步指出，一旦资本贵族掌握了国家，它就会把国家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如果美国选择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随着资本贵族力量的壮大，广大生产者的利益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泰勒认为，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这种“毒害作用”。这样的共和体制社会把农业放在首要位置，维护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田园价值观念。和杰斐逊一样，泰勒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数量越多，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有保证。因为田园农事活动可以培养、熏陶出高尚而健康的品格情操，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氛围免受物质主义的侵蚀，使其保持一种对普通大众朴实的人文主义关怀，并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力。

尽管以杰斐逊和泰勒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在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上分歧很大，但在当时美国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社会背景下，杰斐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和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更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因而深受民众支持。杰斐逊和泰勒在当时美国也种下了环境保护思想朴素观念的种子。同时，杰斐逊和泰勒的倡导和努力促使美国稳步成为农业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扩张、工业勃兴对温情诗意的田园和郁郁葱葱的荒野的侵蚀和破坏。但这种减缓只是相对的，杰斐逊和泰勒的主张还是带着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就如杰斐逊所指出的，美国的农业在它的起步发展阶段，就面对着土地丰饶而劳力短缺的问题。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美国农业很快走上机器化、大面积种植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杰斐逊笔下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生活其实很短暂。而农业的快速发展也迅速带动了工业的发展，杰斐逊和泰勒的田园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得到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的起飞期，在美国多数地区，工业发展对田园自然环境的侵蚀已经比较明显。1836年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在他的《悼森林》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命运已在眼前了：眼看着从东到西的天空由不断升起的浓烟而弄得昏暗不清，每个山丘和峡谷都变成了财神的祭坛。只要短短的几年，荒野就将消失了。”1而“垦荒潮”的泛滥也埋下了美国后来部分地区环境恶化的隐患。

二、从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到马什的《人与自然》

从文化传统上看，杰斐逊和泰勒的思想主张本质上属于西方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重农主义，“它之所以在美国能够深深扎根，并且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被传承，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也成为19世纪初、中叶美国超验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核心思想的文化语境”2。只不过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目光不再局限于田园农业，而是投向更广袤的自然；他们和写实主义者乔治·马什一起，共同构筑了西方生态伦理学酝酿期美国环境思想发展的中间阶段。

美国超验主义的核心人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美国文学和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大师眼里的大师”“美国精神的先知”。爱默生曾担任过牧师，后辞去职务赴欧洲游历。在旅途的沉思中他发现不需要依赖严苛僵化的仪式、教条，也不需要教堂与教会，只是通过个人内心虔诚追求灵性与神性的融合就可以找到上帝（即“上帝在我心中”）。这个发现加上欧洲之行的收获，促使他从惟一神论走出来，后来又深受康德哲学、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1833年末爱默生回到美国后定居于美丽的康科德，他的超验主义哲学在这里开始形成。

爱默生超验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即自然超灵论。他在1836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论自然》中“提出一种或许是对大多数新一代大学生们来说颇具权威的人和环境的关系——至少在新英格兰是如此。这种关系甚至能被形容为浪漫主义生态思想一个重要特点的宣言”1，也是自然超灵论的宣言。

爱默生在《论自然》的开篇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发出气势磅礴的旷野呼告：“我们的先辈们与神灵，与自然直接晤面，领承天启；而我们，和他们一样长有双眼的我们，却只能借助他们的双眼来‘目睹神灵和自然。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由我们的亲眼所见激发出来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先辈留给我们的诗和哲学？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上苍直接启示给我们的宗教本身而不是宗教的历史或历史中的宗教？”2新的土地，新的人，需要新的思想。他认为新兴的美国应该从欧洲大陆传统（欧洲的文化、思想和以神为中心的清教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恐惧和宗教权威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关键点是重新认识自然，这个自然不是当时资产阶级疯狂攫取的、能带来滚滚财富的自然，即只有实用价值的自然，而是能唤醒人们精神生命、使其得以新生的自然。他动情地写道：“在某个时节里，自然环抱着我们，自然里蓬勃的生命力环绕着我们，灌注于我们的身躯。它盛情地邀请我们，凭着它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合着自然的律动！”3他鼓励人们用自己的双眼、自己的体验去认识自然、去体证神性。神（上帝）、人、自然在他那里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爱默生沿用当时的哲学观点，认为宇宙是由自然（nature）和灵魂（soul）两部分构成的。自然与灵魂的关系相当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自然是我们所看到的客观的物质世界，也是灵魂的显现形式。灵魂限定一切，它既对抗一切经验也废除时空，它是永恒、绝对的，它既存在于宇宙之中又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爱默生后来在其论文《超灵论》中把这种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力量称为“超灵”，用了诸如“上帝”“最高律法”“全知全能”之类的词语来表述它。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超灵的显现形式之一。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存在一种与超灵（上帝）沟通的内在能力，即直觉；而自然就是超灵与人进行沟通的中介。

爱默生认为，自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是最先，从重要性上看是最大。一个人如果挚爱自然，那他的内在感官与外在感官就总是息息相通的，他与苍天、大地的神交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他独对自然时，他总会感到与自然同在的欣喜，即便他本来悲伤低落。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然展现出来的外在之美。他认为，自然那些可以被感知的美，如星月、晨露、山岭、流水等，只是初级的；更高意义的美是精神上的，即自然之中的超灵与人心中的超灵的交融呼应、合而为一。爱默生曾用一段名言描述这种交融呼应：“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头脑沐浴在清爽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那无限的空间中，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是一个‘无，我看见了一切，普遍的存在进入到我的血脉，在我周身流动。我成了上帝的部分或分子。我最熟的朋友的名字此时听起来也觉得陌生和偶然；此时，成为兄弟，成为熟人，成为主人或仆人都显得那么琐屑，都是一种无谓的纷扰。我是无可争辩、永恒的美的热爱者……在这片宁静的风景中，尤其是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人看到了某种与他自己的本性一样美丽的东西。”1在爱默生看来，自然永远是宗教的联盟，道德律处于自然的中心，自然中的万物、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各种活动，都是向人布道的无声的福音书，在潜移默化之中为人的生命灌注着神性。因而，自然是超灵向人的灵魂说话的工具。

但当人的个性的淳朴被一些外在欲望，例如致富的欲望、权力的欲望、追求赞许的欲望等遮蔽之后，人就会丧失这种与自然进行最原初接触的能力、与超灵沟通的能力。人也因此变得渺小、变得贫困不堪、变成自己的侏儒。在《论自然》中，爱默生分析了关于“世界的终极原因”的四个因素：物用、美、语言和训诫。他认为，人的感官从自然那里得來的所有好处都可归于“物用”，但这些好处只是一种短暂、中性的利益，不同于自然奉献给人的灵魂的终极性的利益。爱默生承认自然的物用价值是自然给予人类的直接福利，是自然施惠养育了人类。但在旧的清教精神支柱风雨飘摇、社会已经开始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美国，自然的物用价值已被过分放大；而物欲繁盛，容易让人忘记人类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也愈加彰显时代的贫困。所以爱默生认为，物质的“贫困”才是滋养美德与天才的沃土，因而人最好远离繁荣的尘嚣社会，也从自己的居室里退隐，走向真正的独处，去凝望群星，去面对自然而彻底敞开心扉……

《论自然》可以称得上是爱默生向人们发出的“到自然中去”的邀约，邀请人们到自然中去净化心灵、去与超灵对话、去体证“上帝在我心中”。不过爱默生比较强调自然对人的良性助益，对自然又是沉思式的向往，所以他心中的自然是以柔美、文静的形象出现的，这和梭罗见到的缅因森林以及缪尔为之倾倒的野性、壮美的林海峡谷有所不同。同时他赞美的自然是神圣永恒的，既有自愈的能力，也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看法，而这种观点的流行后来让人类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他和同期许多自然爱护者一样，对自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崇拜着自然，也接受产业主义和技术对自然的进军。例如他在描写1856年的英国之行时，曾由衷赞叹智慧、无所不能的机器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但他又指出机器使用的缺陷是带来污染，警告人们不要过度使用技术。1

就整体而言，爱默生拉开了重新认识自然的序幕，激起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为美国思想界、文化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用“超灵”将自然精神化、道德化、神圣化，立足点是以人为中心，因而带着比较明显的人类中心论的色彩，不过“这和片面强调自然存在的目的要服从人类物质利益的当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大有区别的”2。然而爱默生对自然的沉思主要是在书房里进行的，他的朋友和学生——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才是爱默生思想的实验者。

梭罗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曾读过爱默生的《论自然》，被其深深吸引，回到康科德之后，他与爱默生交往密切。梭罗把爱默生的思想往前推了一步——通过直接接触自然界的方式来展示自然之子的知行合一的生活形态，既真实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唐纳德·沃斯特评论道：“梭罗既是一位活跃的野外生态学家，也是一位在思想上大大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的自然哲学家。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最重要的浪漫派对待地球的立场和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日渐复杂和成熟的生态哲学。我们也会在梭罗那里发现一个卓越的、对现代生态运动的颠覆性实践主义具有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来源。”3

梭罗曾写过两篇论文——《森林树木的更替》（1860）和《种子的扩散》（1860—1861），奠定了他在生态学史上的地位，他敦促人们运用文中所揭示的知识去管理森林和林场；他也写过《缅因森林》一书——这本书是梭罗1846年、1853年和1857年三次前往缅因森林的游记，缅因之行让梭罗见识了原始林区的雄浑广袤、令人生畏。但梭罗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当属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那是他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生活笔记。这本书在他去世以后才大放异彩，被评为美国文学界公认的传世佳作，1985年被评为影响美国人性格诸书之榜首，也是公认的生态伦理学的直接而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

翻开《瓦尔登湖》，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那跳过文字而跃入眼帘的自然界之生机盎然。因为梭罗笔下瓦尔登湖的自然之美不但真切，而且充满灵性。春回大地时，可以听到湖冰像挣脱镣链一样坼裂、随流飘逝，田野里渐渐出现各种鸟雀银铃般的啁啾，“变化好像是瞬间就完成了。突然，春光充满了我的小房子……”4夏日的午后，坐在窗边看鹰在上空翱翔，野鸽扑棱落在枝头上，鱼鹰从湖面上突然叼起一条鱼，水貂悄悄溜出沼泽地，在岸边逮住一只青蛙……“它们让我耳目一新，为我们共同居住的大自然的多种多样与包容万象为之一振。”5秋天的瓦尔登湖，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可以看鸭子狡猾地来回游动，或在湖面上划船而行，与潜鸟相竞逐。冬天，瓦尔登湖的冰近看是翠绿色的，远看却是美丽的蓝色……生活在瓦尔登湖畔，“根本就没有院子！无遮无拦的大自然直接来到了你的窗台前”1。在这里，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自然的各种旖旎多彩惬意上演；在这里，动物就是大自然的看守人，是把林子和湖泊昼夜生机盎然的生活联系起来的环节；在这里，每天早晨都是一次振奋人心的邀约，让走进其中流连忘返的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纯真和惠泽是无法描述的”2。梭罗的描述采取了一种不自觉的生态中心论立场，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是自足的自然：大地是活生生的诗歌，地球是活生生的地球，所有的动植物都寄生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之上——梭罗将其称为“爱的共同体”，是一切生命的乐园。

但这鲜活的自然世界与人类之间并不是毫无交集，梭罗眼中的自然与人类有着情感上的连接。在梭罗笔下，自然给人类提供审美的愉悦、提供健康和快乐。最甜蜜最温柔、最纯真最鼓舞人的交往在大自然之中都能找得到，哪怕是对愤世嫉俗的人和最抑郁的人也不例外，因而“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并且各种感官仍然健全的人，就不会产生非常黑色的抑郁”3。同时，自然也会同情人类正当原因的悲伤，像阳光黯淡、风声轻叹、云端落雨、林木飘叶等，都是自然的情感表达。当一个人欣欣然与大自然交往，并投入地享受身处其中的愉悦时光，他就不会觉得人际来往是生活必需，甚至会觉得生活在自然之中，大部分时间的独处是有益健康的。

同时，梭罗笔下的自然与人类之间还有着道德上和超验主义上的连接。梭罗认为，自然可以医治道德上的罪恶。例如他在描写春朝时写道：“这样的日子是罪恶的一次休战。这样的太阳当空燃烧时，无恶不作的罪人都会幡然回头的。只要我们自己洗心革面，心存纯洁，我们就能看到我们邻居的纯洁……然而太阳灿烂照耀，把这个春日的第一个早晨照得暖融融的，重新创造这个世界，你会遇见他在做某件平静的工作，看见他干枯而多欲的血管里充盈着平静的欢乐，祝福新的日子到来，带着婴儿般的纯洁感受春天的影响，所有他的罪过便得到了原谅。他周身不仅透露出一种良好的氛围，甚至还散发着一种神圣的气味……”4他认为如果人能常常接触自然、与自然相处，自然就会增进人的道德、减少人身上的罪恶。梭罗还认为，在自然之中渗透着一种类似于爱默生所述的超灵力量，人类如果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感受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相融境界，甚至会有“朝圣”的宗教体验，令人身心和谐愉悦。在梭罗看来，上帝在自然之中，所以教堂的布道其实没有必要，自然之中的生活才是宗教的生活。

正因为自然在审美、情感、道德、超验主义上与人类密切关联，所以梭罗指出，多数人更喜欢接近生命源源不绝的大自然，就如同生长在水边的柳树，总是让它的根须向水边生长。但梭罗写《瓦尔登湖》的用意并不止于此，探寻生活的意义、过物质简朴而精神富足的生活是《瓦尔登湖》另一个重要主题。

在梭罗那个时代，美國的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美国社会正在铺开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人们热衷于征服自然、向大自然攫取财富。经济层面的变革在社会生活中注入了新的激情与活力，但也带来了紧张和动荡。整个社会转向世俗化，理想主义色彩逐步褪去；大众越来越现实化，物欲的“金银镣铐”扰乱了人们的心灵。而物欲追求太甚，不仅使人类失去审美的眼光，也使精神的家园趋于荒芜和贫乏，甚至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物质的奴隶。但梭罗认为，对物质享乐的过度追求，会阻碍人类精神的进步。他想证明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讲述自己为什么选择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的动因时写道：“我走进了树林，因为我希望从容地生活，仅仅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学会生活不得不教会我的东西，等我要死的时候不会看到我一辈子白活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过得不叫生活，因为生活实在太吸引人了；也不希望听任生活的摆布，除非万不得已。我想十分深入地生活，把生活的所有骨髓吮吸干净，生活得非常健全，斯巴达式的，把算不上生活的东西统统排除掉……”1他在瓦尔登湖的亲身实验表明，只需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可以生活得很健康；而且低成本的生活，让梭罗一年只需工作大约六星期即可，其他时间则可以自由地在林间湖畔散步、观察自然万物，以及充实地阅读、思考和写作。

而这种物质简朴、精神丰裕的生活不仅有益于人类的精神进步，对大自然而言也善莫大焉。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使大自然得到休养生息，得以逐步恢复到较好的生态状态。相反，如果放任繁盛的物欲追求泛滥下去，那么自然环境将会遭受越来越多的破坏。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美国的工厂体系已经逐渐向英国看齐，其主要目标不是让人们丰衣足食，而是使各个公司发财致富。他看到蒸汽机的烟雾飘过瓦尔登湖，预见并担心工业和技术的节节胜利将逐渐破坏掉美国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他在书中以当地为例，指出他第一次在瓦尔登湖上划船时，湖的四周还环绕着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而当他离开这里之后，木材公司的伐木工人已经大砍大伐，让黑黝黝的森林变成了一片光秃秃的树桩群。梭罗不禁为大自然感到愤慨：如果那些虐待儿童的人要被起诉，那么那些毁坏了大自然面容的人也应该被起诉！梭罗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大自然也有权利，但“他那种把虐待大自然与虐待人联系起来思考的思想却使他成为后来的新环境主义者的开路先锋”2。

所以，《瓦尔登湖》并非一部普通的湖居笔记，它向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梭罗这样一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山林隐逸者的生活，这部书中蕴含的许多思想要素在当今的生态伦理学思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展开，例如它所传递的生态中心论雏形，它所强调的自然的审美意义和精神意义，它所倡导的简朴生活等。尽管梭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当时曲高和寡，却在后世、尤其是今天显示出巨大的魅力，是西方生态伦理学当之无愧的精神先驱；他在瓦尔登湖亲身实践的生活方式在不同时代都有许多追随仿效者。

虽然梭罗和爱默生一样，已经看到了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恶劣影响，不过梭罗还没有对这些影响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进而提出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方案和规则，这个任务留待后人来完成。但他留下了一个问题：人类应该如何协调他们对自然的利用和对自然的保护呢？开始着手探讨这个问题的是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马什”中文亦译为“马修”）。

马什（1801—1882年），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伍德斯托克，是博学多才的美国著名外交官，也是使用近代意义上的“环保”一词的第一人。他自幼对大自然兴趣盎然，对家乡的自然美景印象深刻；但到了19世纪中期，佛蒙特州的土地因为耕种不当而贫瘠，森林因过度砍伐而满目疮痍，水土流失严重。这种前后对比让马什对自然资源遭破坏后造成的后果有着更加深刻的感触，这也推动他去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尤其是土地资源）关系的课题，促成了《人与自然》（又名《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理、地理的改变》，出版于1864年）一书的问世。这本书不是浪漫主义的风格，也不是实用主义的视角，而是通过研究欧亚地区、尤其是地中海盆地的土地资源利用史，以及结合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结果加以综合分析，得出一个重大结论：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是破坏者，在其落脚之处，自然界就不再和谐。

马什指出，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其本来状态一般是和谐稳定的。自然界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适应，哪怕是动植物之间，其内在联系也是人类智力所难以完整、深刻地洞悉的，就像把一粒小石头投入有机生命的海洋，我们难以估量它的干扰范围究竟有多大。但自然界内部的平衡稳定状态不是恒定的，在自然条件下偶尔也会遭到破坏，例如遭遇暴风雨、雷电火等自然现象的破坏，但这样的破坏力仍处在自然界可承受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它具有自愈能力。而人类活动的破坏力远大于此。森林的毁灭、土地的过度耕作和过度放牧、随意捕杀动物、修建铁路堤坝、挖掘运河等行为打破了自然界原本的和谐，给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甚至不可逆转的破坏，例如水土流失、沙漠化、动植物物种的消亡、气候的异常变化……而这些人为的破坏性影响最终会波及人类自身。在小亚细亚、希腊、欧洲的亚平宁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人类的活动已经导致沃土退化严重，无法再为人类所用。北美大陆虽然年轻，它在未开发前是一片被辽阔森林覆盖的荒野，但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和谐。外来拓荒者无知的开垦和浪费、工业的飞速发展已经给这片荒野带来了不少伤害，这种伤害不但仍在继续，而且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和能力的水涨船高还会愈演愈烈。因此马什呼吁人们一定要关注和研究人类活动带给自然界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受灾”严重的地区，否则长此以往，地球将会陷入资源耗尽、气候无常、物种灭绝等糟糕境地，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马什认为，要缓和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必须借助于科学技术。他相信科学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已破坏的自然环境，同时能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可惜的是科学技术在这方面的进步相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实在太慢，赶不上人类破坏环境的速度。但马什对科学技术并不是盲目乐观，他也看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因此他提出了一项“地球再生计划”，这项旨在医治地球的宏伟工程就是建立在控制技术使用的基础上的。

但马什并没有为了保护大自然而否定人类的利益，甚至他也没有放弃人类的主体地位。他认为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改造、利用大自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造和利用必须是适度的，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远见，而且人类也有责任和义务去治理和改善环境。这样一来就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还要诉诸正确的管理。他认为政府与科学之间应该建立起联系，要发动国家的力量投入到环境与资源管理工作之中，要提高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得到恰当的监管。同时他提出了许多非常实用的关于修复自然的对策性方案，例如通过立法来制止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通过植树造林来恢复森林区，通过治理和改造沙丘来增加可供耕作的沃土面积等。

《人与自然》出版之后在欧美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第一部全面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的英语著作，也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的书”1。后来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约翰·缪尔和吉福特·平肖都深受其影响。平肖称这本书具有划时代意义；菲利普·沙别科夫也指出“它的观点和思想一直影响到当代环保议程，这一议程甚至是从未读过该书的那些领导人也必须依从的……”2在今天看来，这本书依旧有着革命性的力量。

从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 》到马什的《人与自然》，展现了承上启下发展阶段的思想魅力。杰斐逊和泰勒的田园情怀在这一阶段延展为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和梭罗的自然理想。自然不再只是以生产资料等物用价值的提供者形象出现，少了一些人间烟火气息，却多了唯美与神性的光辉，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爱默生与梭罗用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引领人们重新认识自然、欣赏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而他们在礼赞自然之余流露出的对工业发展侵蚀自然的预见与担忧，也在19世纪中叶前后明显坐实。此时美国北方地区基本上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为此付出的自然环境代价已经显而易见。超验主义者早前已作出提示但未作深究的问题，由马什用写实的方式、科学探究的态度系统地展开。他的《人与自然》因其剖析问题的犀利有力、思想理念的深刻前瞻、对策方案的系统全面而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但这部伟大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与预警在当时显得非常新颖且大胆，正陶醉于在征服自然中获利的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清醒认识到自然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它对美国的政策和实践也没有立即产生影响；直到19世纪末通过缪尔和平肖的身体力行，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三、约翰·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与吉福特·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

从19世纪后期起，美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代替了农业和乡村，工业总产值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一。但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充分暴露出来：森林在大面积地消失，多种野生动植物陆续在灭绝，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自然资源不是可以任意挥霍的，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政府的政策必须要及时作出调整。于是，一场以科学工作者和一些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政府官员为主力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应运而生。在这场运动中，因保护立场的不同而出现了两大派别——强调自然的精神价值、主张保持自然生态完整性的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和强调对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与理性管理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两位才华出众、富有使命感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史的序幕，他们分别是约翰·缪尔与吉福特·平肖。

自然保护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缪尔（1838—1914），是美国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探险家、自然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缪尔出生于苏格兰，11岁时举家迁到美国威斯康星州波蒂奇附近的农场。他自述从幼年开始，对荒野景物的热爱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愈来愈浓。22岁的缪尔在威斯康星大学接触到植物学课程时，他对森林和草地的热情高涨起来；离开威斯康星大学之后，缪尔开始了山之王国的终生漫游，以探索自然、研究自然为业。当他的足迹到达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区时，那里的峡谷、冰川、森林深深吸引了他，他说上帝在这个地方总是把它的力量和美發挥得淋漓尽致；为这无以伦比的美，他把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投入到西部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缪尔的笔下，常常可以看到他对大自然的赞叹，看到他对人与自然交感、甚至天人合一的体验：“我们已经身在山间，大山的气息也充满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让我们心神悸动。我们的血肉躯壳在四周的美景中就像透明的一样，完全融入周遭环境，与山间的空气、树木、溪流、岩石一起，在阳光的照射下颤抖。我们已然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非老非少，非疾病非健康，确是不变的永恒。”1但他目光所及的自然景观不仅仅是让人身心陶醉于其天然之美，还总能让他获得一种对“上帝之美”的宗教体验。他写道：“毫无疑问小山和树林是上帝最初的神庙，越多的树木被砍倒建成教堂，上帝本身的光辉就显得越黯淡。石头庙宇也是一样。在我们扎营树林东边的远方，矗立着一座大自然的教堂，它是从充满生气的岩石上削出来的，造型接近传统，约两千英尺高，树顶和山巅把它装饰得庄严宏伟，它在阳光的照射下颤抖着，就像树林教堂一样拥有生命，并被贴切地命名为‘主教峰。即使牧羊人比利有时候也会转头看看这座伟大的山之建筑，尽管他对石头的布道是充耳不闻的。他对上帝之美的视若无睹，完全就像在火里不会融化的雪一样，令人感到惊奇。”1

在他看来，大自然的美就是上帝的微笑，具有改善人类灵魂的能力，因而大自然是非有不可的。他认为，走向山川就是回归家园，荒野是生命的必需品；山川、荒野和自然界其他部分一样，都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着，而且它们的存在应该受到人类社会的礼赞和保护。他写道：在自然界之中，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石头和水，也无论它们是美是丑，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人也只是这个自然共同体的一员，人为什么要高估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创造物的渺小部分的价值呢？

缪尔对自然的感受和体悟兼有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他早年被爱默生的思想深深吸引，在其影响下，他对自然怀有一种超验主义情怀，谢尔曼·保罗曾评价“没有了它，缪尔将不再是缪尔”2；后来缪尔又在爱默生等朋友的激励下阅读了梭罗几乎所有的著作。由于缪尔与梭罗在性情、观念上有诸多相同相近之处，甚至连文字风格都同样清新隽永，所以有人把缪尔称为“西部的梭罗”“现代梭罗”，但他把自然之子的生活方式贯彻得更加彻底；而且在行动上，缪尔也比爱默生和梭罗走得更远。

在长期的山野考察中，缪尔看到不少伐木者和牧场主们对森林和荒野的破坏，他在1901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中为此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而即使它们能够跑开，它们也仍会被毁，因为只要能从它们的树皮里、枝干上找出一块美元、获得一丝乐趣，它们就会遭到追逐并被猎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在古树的原址上培育出幼苗，而被毁掉的古树却有几十个世纪的树龄。”3他意识到保护野生自然环境的紧迫性，强调山林荒野不仅仅是木材和河流的源泉，也是生命的源泉。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生命的源泉，他大声呼吁：“我们残存的森林的命运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中，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挽救残余的森林，就必须迅速动手。”4

而此前的三十来年间，缪尔已经在为森林保护奔走呼告，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设立国家公园。设立国家公园，是在人类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两种需求的冲突中寻求平衡的一种尝试。通过国家力量保护划定区域，使其免受人为的破坏，既是在喧嚣尘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氛围中局部地保留自然的本来面貌，也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尽可能原始的自然资源。在他的大力呼吁和亲自参与下，巨杉国家公园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相继成立，雷尼尔山、石化林、大峡谷等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也有缪尔的身影。1892年，缪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一起创建了美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自然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旨在争取政府与公众的支持与合作，以保护内华达山脉的自然资源。塞拉俱乐部曾在1908年开始一项长达五年的抗议运动，力图阻止旧金山市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部分地区——赫泽·赫奇峡谷修建水库。这项抗议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为后来民间的环保运动树立了榜样。

缪尔本身是“一位坚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为了荒野自身的缘故而保护荒野”1。但当他在为国家公园奔走呼告时，为了切实有效地拯救美国森林和荒野，他极力说服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相信森林和荒野对他们有价值、有益处，强调森林和荒野的工具价值，例如他引用马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阐述的集水区理论来强调保护山坡上的森林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山下的土地沙漠化等，为他在当时显得激进却不同凡响的生态中心论披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外衣，提高了他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影响力。缪尔的思想和实践影响了美国两任总统（克里夫兰和罗斯福）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并使他在美国人民中享有“国家公园之父”的美誉，被称为“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

而资源保护主义的风云人物吉福特·平肖（1865—1946），是美国林学家、自然资源保护学家，也是美国著名林务官、美国林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曾任耶鲁大学教授、两度出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他不仅著有《自然保护之战》《比尔特莫尔的森林》《林业入门》《林学家的训练》等作品，还开创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史上的“平肖时代”，被誉为“环保之父”。

平肖出生于一个以木材生意起家的家族，但他的父亲詹姆斯·平肖较早意识到森林砍伐给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欧洲游历时，这位有远见的父亲见识到那里系统而成熟的森林经营方式。在他的影响与支持下，1885年平肖考入耶鲁大学之后开始林业研究。1889年，平肖大学毕业后又到欧洲学习林业学和林业管理，在那里，他接受了一种应用于林业管理的经济学功利主义，即森林是可以依据经济学规律来加以种植与砍伐的，并且把这一思想引入到美国的环境事务中来，使其成为资源保护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以林业为起点和核心，逐渐延伸到土地、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他在其自传《开疆拓土》中给资源保护主义下的定义是“一个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的基本物质方针”，又是“一个为了人的持久利益開发和利用地球及其资源的政策”2。1910年出版的著作《自然保护之战》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

他在书中告诫人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以为土地、山脉等自然资源永不枯竭，是富足生活的来源，这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掠夺、搜刮一空然后卷铺盖走人的“边疆人”方式去浪费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繁荣就永远失去保障；待资源耗尽时，其灾难和衰落亦将不可避免。他历数美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种种不当行为和由此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并预言照此速度，美国的木材、无烟煤等只能维持几十年。他提醒人们应担负起对自然资源的责任，对于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谨慎而高效地利用它们；而对于耕地、森林等可再生资源，应该积极采取保护的措施。

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动用国家力量來阻止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浪费和恣意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显得非常必要。而这类竭泽而渔行为的出现，其实和当时美国对公共土地沿循自由、开放、不限制人们使用的政策也不无关系。因此平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加大对公共土地的控制与监管力度，要发挥主导作用，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切实保护公共土地上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源，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具体实施下对这些自然资源进行理性、科学的管制，这样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要实现这样的管制，他认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管理、明智利用、注重效率。

作为一位林业科学家，平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充分利用与有效管理自然资源上的作用。他相信科学能引导人们在改造自然时方法更有效、方式更合理、收获更丰盛；他也坚信，一切可再生资源——特别是森林和野生动物，在未来都可以像庄稼一样实现专业化培育和收获；像这样科学化、专业化的管理需要大量的人才。1896年，平肖促成了耶鲁大学林学院的成立，后者为政府和私人林业公司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后来“科学”和“技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深入人心增添了助力——这个学院后来改名为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林学院。

比较而言，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和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有交集之处。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与管理，防止个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行为。但二者主张之间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贯穿着经济至上的功利主义基调，他不赞同自然保护主义者的立场，认为类似黄石公园这样的森林保护区无疑是对优质木材的浪费。他直言资源保护政策的全部原则都在于利用，目的是使自然资源能在最长的时间内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以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他甚至认为，忽视发展和对某种特殊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因而沙别科夫指出：“平肖管理森林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它们，而不是为了它们的美丽。他没有美学观念，至少从职业上说是如此。他没有兴趣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他很少关心保护野生动物和在公共土地上给人们提供游览和休闲的机会。”1

但这样的主张却顺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需求。当时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作为支撑。但经济社会的快步发展、粗放发展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如何协调二者关系、兼顾当代与后代的发展利益，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问题。较之于带有理想主义者色彩的自然保护主义，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更符合美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需求，更容易为官方所接受，因而在罗斯福的环境保护政策中更占主导地位。这在著名的赫泽·赫奇峡谷大论战中得到体现。以缪尔为首的塞拉俱乐部阵营坚决反对在赫泽·赫奇峡谷修建水库，因为修建水库会淹没赫泽·赫奇峡谷；而以平肖为代表的阵营认为，与赫泽·赫奇峡谷的自然风光相比，满足大众的水源利用需求更重要。最终平肖阵营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美国国会也于1913年批准了该计划。

但无论如何，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和平肖的资源保护主义都深深地影响了彼时当政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们促使罗斯福成为一个“不是为了我们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而建设这个国家”的总统，后者开创了联邦政府承担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保护主要责任的先河，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美国政府由此开始逆转19世纪以来在自然资源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采取保护主义的方针，出台了推广造林植草、自然资源重灾区禁牧令等一系列法令，并收回大批森林、草原、土地为公共土地，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据记载：“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就收回一亿英亩和118个森林保护区，使全国森林保护区的总数达到159个，面积达1.5亿多英亩。”1缪尔和平肖这两位伟大的环保先驱的思想主张不仅仅影响了美国的环境政策和环保实践，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伴们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论战和环保运动，使自然保护主义和资源保护主义的理念广为人知，使人们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直接催化了西方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正式诞生。

[作者简介：余泽娜，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广东行政学院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