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培华［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论莫言《生死疲劳》的结构和意蕴

⊙ 高培华［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莫言在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创作实践基础上，融会贯通了古今中外各种创作资源，使小说的叙述结构与故事内容适切组合、有效互动，让读者感受到其文字背后的深沉。本文在观照莫言其他小说的同时，以《生死疲劳》为重点，通过文本细读探讨小说的叙述结构和文学意蕴,认为莫言的作品体现了对历史、社会、人类、人性日渐开阔深入的思考。

莫言小说 叙述结构 文学意蕴 人性

从1981年在《莲池》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到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蛙》，近三十年间，莫言在成长中不断进行创作，作品也体现出莫言心性的变化。2009年，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穿插了一个故事并发表了一些感想：“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相伴而行，遇到皇室成员的仪仗。歌德退到路边，脱帽致敬，而贝多芬则视若无睹，昂首而过。据说，贝多芬还豪迈地宣布：国王有许多个，但贝多芬只有一个！我曾对蔑视皇室的贝多芬无比敬仰，而对向皇室致敬的歌德十分蔑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个故事中的歌德多了几分理解。我觉得像贝多芬那样口出豪言扬长而去也许并不十分困难，而要像歌德那样低下身段、尊重世俗并不容易。”同样一件事，莫言在不同人生阶段所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歌德的行为从“蔑视”到理解“低下身段、尊重世俗并不容易”，倔强叛逆的少年莫言逐渐走在圆融通达的心路上，这种改变必然会体现在其作品的底色上。

20世纪90年代以后，莫言的叙事策略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显示出向传统靠近的努力。莫言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悄无声息地熔铸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中。纵观莫言小说创作，每部作品在叙述结构方面，都力求新意，都凝结着深思熟虑。他的几部长篇，在摸索中不断变换结构，“《天堂蒜薹之歌》在每章前面，都有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与正文相互呼应起到点题作用；《酒国》采用显性文本——丁钩儿探案，隐性文本——文学爱好者李一斗和作家莫言通信，两种结构平行并置；《檀香刑》是块状结构，‘凤头部’‘豹尾部’两部分是人物独白，‘猪肚部’则使用全知视角叙述，这三部分的情节相互补充给读者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多元驳杂的艺术世界；《四十一炮》是穿行在现实与记忆想象间的二重叙事，有两条叙述线：第一条线，二十岁的罗小通‘我’为了出家，坐在五通神庙里，以追忆性视角向大和尚讲述屠宰村发展史、自己的家史、成长史；第二条线，‘我’在追忆讲述以前事情的同时，也在以旁观者视角叙述现实中发生在五通神庙和双城的故事”。莫言融会贯通了古今中外各种创作手法和资源，使小说的叙事艺术和文本内容实现互动，随之而来的是小说整体所体现出来的更加深邃的艺术效果：历史多元驳杂，人生起落无常，人性复杂多变，人类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人类世界永恒的苦难。

一、《生死疲劳》的叙述结构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结构”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最早是一个动词，“结”就是结绳，“构”就是架屋，而且它的重心在“构”字，和盖房子有关系……现在“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考察《生死疲劳》结构时，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走向完成的过程。“结构”一词在词源上的动词性，实际上就体现着结构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生死疲劳》落笔始于字句节章，但落笔之时，就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在整个文本中的位置、功能和意味。

（一）《生死疲劳》章回体与“六道轮回”两种结构巧妙并置

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由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讲史”是说书的艺人们讲述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讲史一般都很长，艺人在表演时必须分为若干次才能讲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章回体小说中的一回。每次讲说以前，艺人要用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体小说回目的起源。《生死疲劳》运用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结构，共五十三章。在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天地里，酣畅淋漓地上演了一幕幕社会历史以及人畜的悲喜剧。

莫言说：“怎么把陈旧的、古老的故事写得富有新意，怎么样让人看到小说的内容是出奇、出新，同时也是在小说的语言、结构上有新意，这就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由于80年代大量向西方小说学习，反而对我们本国资源的学习借鉴不够，我们老是把眼睛盯在西方，对我们本民族伟大的小说反而是忽视，所以我想用章回体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向我们中国传统的小说或者是伟大的小说传统致敬的一种表现。”如果说采用章回体，是作者有意向中国传统小说回归的愿望，那么将章回体与六道轮回这两种结构巧妙结合，则是作者胸有成竹的创新。承德庙宇六道轮回生动的雕塑、长期积累下来的农村生活、那个单干户人物形象，三者原本毫无瓜葛，但是当作者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叙事经验，将六道轮回变成一种小说结构时，却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六道轮回结构的运用，实际上是扩展了一种视角。小说借助了这个非常具有东方特色的思想素材，塑造了一个在畜生道里转成驴、牛、猪、狗、猴子的形象，2000年开始的夜晚又变成人——大头儿蓝千岁——他生来就有怪病，动辄出血不止，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显然，这为大头儿成为故事讲述人之一，做好了铺垫，确立了一种叙述视角。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重点在于探研文本的结构如何建构出它自己的（虚构）现实。传统章回体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两位叙事主人公西门闹（及其转世后的驴、猪、狗、大头儿）和蓝解放，始终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生死疲劳》开头：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

这也是小说的结尾，起点与终点之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圆周运动，最后合而为一。作者这种巧妙而精致的设计包含有深刻的意蕴，能够唤起读者探索“圆圈”运行轨迹的兴趣，主动进入文本深层动态结构的探索。

（二）“小说家莫言”及其作品在文本中的设置

论述小说结构时，茅盾曾把叙事线条的组织方式分成单一和复合两种。多线结构即茅盾所谓的“复合结构”，故事内容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构成。根据各叙事线索之间是否交叉，多线结构又可大体分为“并进型”和“交叉形”两种。前者是以几条线索同时平行发展，它们相互联系却又各自独立；后者也被某些评论家称为“蛛网式的密集结构”，它人物众多、结构复杂，运用难度较大，但更适合于长篇小说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莫言作品大多属于后者，两线或多线结构相互交叉，形成一种动态、立体、蛛网式密集的艺术空间。《生死疲劳》中，作者在大头婴儿和蓝解放两个叙述者之外，又安排一个串戏的角色——蓝解放的朋友“小说家莫言”，弥补了两个叙事主人公双重叙事所形成的漏洞。

首先，小说正文与引用的“莫言作品”，用大小不同的字体给予区别，小字部分的设置一方面补充了不便于进入正文的信息，另一方面又不至于破坏正文故事的连贯性。小说第一部分第二章写西门闹（字门市）龙凤胎儿女的出生，可谓西门家的大喜事：

我这人有个怪癖，每逢喜事手就发痒，非努力劳动不能解除。在鞭炮声中，我揎拳捋袖，跳到牲口圈里，将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几十车子粪撇了出来。……一个惯于装神弄鬼的风水先生马智伯跑到牲口圈边，神秘地对我说：门市贤弟，家里有产妇，不能打墙动土，更不能出粪淘井，冲撞了太岁，主婴儿不利。

西门闹不信，继续铲粪，铲出个葫芦状怪物，就是马智伯说的“太岁”。接下来插入小说家莫言的作品《太岁》，讲述了“太岁”的故事，用小字标出。这样的叙述安排与当时喜得龙凤胎的心情、场面既形成强烈反差对照，又为西门闹后来的败落与劫难埋下伏笔。

又如第一部第三章结尾：

莫言那厮在他的新编吕剧《黑驴记》中的一段唱词：

身为黑驴魂是人

往事渐远如浮云

六道中众生轮回无量苦

皆因为欲念这断痴妄心

何不忘却身前事

做一头快乐的驴子度晨昏

西门闹灵魂声嘶力竭的痛斥诉说之后，他疲倦了，也在慢慢适应新生活新角色，这段唱词是下一章的过渡，也是作者调节叙述语气的手段，叙述不能只在一种单调的声音里行进。“在这部小说里，西门闹的痛苦情状在生命的转换过程中得到化解，这体现出小说家对人和历史的关系、对历史本质的另一种理解。事实上在轮回过程中，西门闹的仇恨情绪大大缓解，最终平息。这固然是时间和遗忘在起作用，但也是注定要承受人间苦难的人应对‘生死疲劳’最好的态度和方法。在轮回的生命图景中，生与死是同一的，荣辱贵贱也互相转换，那么，现实世界里为了利害得失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其意义又何在呢？”正文部分和小字部分两条叙述线相互交融贯通，建构了一个奇异和谐的艺术世界，这也就是作者在叙述结构设置时想要达到的目的。某种意义上，西门闹灵魂里不可遏制的冤屈就是莫言心中难以平复的委屈，西门闹前世的怒气在轮回中渐渐平息，莫言因社会历史和命运际遇不公而内蕴的叛逆也在慢慢转化。挣扎之后，对世事的理解和宽容，就是《生死疲劳》的主题之一。

其次，这一结构设置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先看文本：

后来莫言那厮在他的《黑驴记》中，把给韩家驴下毒的罪名扣在黄瞳头上，尽管他编造得严丝合缝，但小说家之言，绝不可信。

……

伙计，我要讲述1958年了。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中多次讲述1958年，但都是胡言乱语，可信度很低。我讲的，都是亲身经历，具有史料价值。

……

莫言从小就喜欢妖言惑众，他写到小说里的那些话，更是真真假假，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养猪记》里所写，时间、地点都是对的，雪景的描写也是对的，但猪的头数和来路却有所篡改。明明是来自沂蒙山，他却说成了五连山；明明是一千零五十七头，他却你成了九百余头；但这都是细枝末节，对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到小说里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

这样的语言，文本里时有出现，“小说家莫言”的编造忽悠似乎在有意反衬提高大头婴儿和蓝解放叙述的真实性可信度，但又令读者不得不思考和怀疑：“小说家莫言”口口声声说《黑驴记》《苦胆记》《养猪记》《太岁》不可信，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生死疲劳》？这就引起了读者对文本叙事主题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好奇。“小说家莫言”在叙述时的插叙，“不时地把你的思绪拉回现实，使你感受到历史不再是一个曾经发生的故事的再现，而是今人眼中的一场梦，一些疑点百出，真假难辨，只剩下蛛丝马迹的记忆片段”。真假相形，虚实相生，小说如此，生活亦如此。作者一心想要建构的却又在建构时瓦解。

“小说家莫言”这个人物的设置，形成了三个人相对完整的叙事视角，调整了小说相对沉闷的叙事氛围，使这部小说的多义性、活泼性有所增强。一定意义上，叙述结构决定着作品走向和格局。一样的故事，运用不一样的叙述结构，就会流散出不一样的景致和意蕴。

二、《生死疲劳》的文学意蕴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总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意蕴层面。“文学意蕴层面，是指本文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等各种内容，属于本文结构的纵深层次。由于形象具有指向性和包孕性，就使意蕴层面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意蕴。”

（一）历史内容层面

《生死疲劳》以建国五十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经历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全民性运动。小说文本从“驴折腾”“猪撒欢”“狗精神”的动物视角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一些事。特别是“文革”时期集体无意识的疯狂、虚伪、自我矛盾和丧失理智，扭曲荒诞的现实处境激发了人性恶的一面。运用动物视角观察世界叙述故事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传说和童话寓言，莫言的特别之处是在《生死疲劳》中创造性地运用六道轮回，把西门闹的冤魂放置于动物体内，使动物成为叙事者之一，人的记忆与动物本能相争又互容，人的视角与动物视角形成共通互补，这应该说是莫言大胆的创新。第三部“文革”期间，人猪两次大战，第一次大战是以猪十六的内视角方式进行叙述：

就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十几艘船从河上漂来。……刁小三深吸一口气，仰起头，半张开嘴，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高亢尖厉、犹如防空警报一样的嗷叫声。沙洲上树枝摇摆，荒草波动，许多野猪，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从四面八方往沙丘上会合。

人的队伍破锣齐鸣，呐喊连天，但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前进。“破耳朵”长嗷一声，奋勇当先，发起了攻击。人群里大概有十几支鸟枪，但只有金龙慌忙开了一枪，成群的铁砂子全都打到一棵红柳树上，击毁了一个无辜的鸟巢，击伤了一个倒霉的鹳鸟，连一根猪毛都没碰到。……这场由“破耳朵”违抗命令造成的战斗，应该是猪群占了上风。

人的队伍威武壮观，“十几艘船”“呐喊连天”，气势高亢威武挺进。“破锣齐鸣”和“不敢前进”却表明在这头猪看来只是“虚张声势”的表演，人群的领导者西门金龙“慌忙开了一枪，击毁了一个无辜的鸟巢，击伤了一个倒霉的鹳鸟，连一根猪毛都没碰到”。比较而言，被人视为蠢物猎物的猪却“长嗷一声，奋勇当先”。

猪不仅知道人猪对峙中人的虚弱，而且深谙人们此行的目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吃腻了家猪肉的人们开始追求野味。所以，这年深秋的猎猪运动，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翦灭猪魔为民除害”的旗号，实际上是一场满足权贵们口腹之欲的野蛮狩猎。猪视角所展现的情境，为习惯以人类为中心的我们，呈现了被遮蔽的存在，也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与动物关系的机会。动物不具有世俗的偏见，不受社会潮流左右，因而他们的眼睛就像一面过滤镜，将理性、成规、习俗、文化等外在的东西大都滤去。因此，“经由它们讲述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就带着较为丰厚的原生态，比正常视角下的世界显得更真实，更能见出常人无法洞见、无法感知的盲点”。从而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

（二）哲学意味层面

《生死疲劳》书名取自佛经《八大人觉经》中的七觉：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莫言将人们的表演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以此来窥探人性，审视其历史的、文化的、个人的深层根源。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历史叙事，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文革”等历史的反思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的，他不再重复那种“只有受害者，没有行为者”的悲情控诉模式，而是从日常生活和平凡的小人物入手，建构文化批判、心理批判的个人化历史真实。这样，一方面颠覆、消解了宏大革命叙事和荒谬的革命话语，嘲讽了革命历史的庄严神圣；另一方面通过对“文革”背景及革命话语的挪用，深刻揭示了人们的生存困境和命运悲剧，在这颠覆和挪用之间，实现了对革命话语的彻底解构。请看《生死疲劳》中的描述：

会场舞台两侧的两根柱子上，悬挂着两个巨大的喇叭，将西门金龙的讲话放大了起码有五百倍，我猜整个高密东北乡都能听见这小子吹牛皮的声音……高音喇叭突然哑了。柴油机空转，发出尖利高亢的鸣叫。会场，连同数千听众，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水底。官员的演讲声弱而单调，仿佛从水底传上来的鲫鱼吐泡泡的声音。

这是一个很恰当的隐喻。小说中的西门屯虽然也打上了“文革”时乡村的印记，但其中演绎的却不只是阶级斗争、大批斗、牛鬼蛇神等一系列宏大叙事，还有西门屯人日常琐碎的“小我”历史。文本在更加日常化的冷静叙述中刻画了世俗生活和人性命运。主要人物洪泰岳、蓝脸、西门金龙、蓝解放……他们的冲突也不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世俗场景中人性的冲突与伤害。如果说蓝脸和洪泰岳的矛盾，阶级冲突大于人性冲突，那么西门金龙、蓝解放、黄合作、黄互助、庞春苗、庞抗美，以及第三代人蓝开放、西门欢、庞凤凰……他们之间的恩怨是非更多的则是人性冲突、欲望诱惑。西门金龙、庞凤凰等人，总是从人生的基本欲望出发，不择手段地夺取最有利的生存地位。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革命’年代里，革命理念总算失败，人似乎获得了‘解放’，实际真正获得解放的是欲望而不是人，出现价值真空的人很快坠入了物欲的囚笼，物欲的囚徒成了‘时代英雄’。由欲望主体造出的狂欢必然通向悲剧。走出了‘革命历史主义’的人们，走进了永恒的‘生死疲劳’。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还是改革开放历史，都可能被物欲所利用。‘文革’中天上掉大雁，造成人们相互践踏的惨剧，隐喻历史践踏人生的悲剧根源与个体生命的欲望（与其说祸从天降，不如说祸从己出）”，退一步讲，如果说“大跃进”“文革”时期是集体疯狂，在历史的褶皱里表现出全民的癔症，最终导致个人悲剧；那么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大潮里，欲望的膨胀与释放则是个人悲剧的根源，社会沸腾退回到个人心灵的沸腾，人对于自我的过失终于没了遮掩与退避。因此，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让人摆脱生存之苦。

三、结语

莫言非常重视形式的表现力，认为一个故事一个素材必有一种最适合它的形式，为了找到最适合的形式，不惜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如果小说的叙事形式是A，故事内容是B，那么莫言小说整体传达给读者的是C、D、E……A与B适切组合，实现有效互动。好的形式、好的结构会转化成内容的一部分，引导读者积极、主动参与小说文本再创作，开掘多元丰厚的主题意蕴：社会历史潮流面前，集体无意识的顺从；日常琐碎生活里人性的贪婪复杂；挣扎之后，对世事的理解和宽容……从《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到《生死疲劳》都表现了一种新历史观——民间历史、个人记忆的历史。作为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作家，在“入”与“出”之间，对土地、对人生、对人性有了一种彻底的了悟，此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①莫言：《读书就是读自己·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326页。

②王西强：《从故乡记忆到多重话语叙事的视角转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第32页。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④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第80页，第111页。

⑤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第47页。

⑥陈思和：《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立》，选自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⑦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⑧刘卫：《非正常人——叙述视角研究》，《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版，第6页。

⑨张琴凤：《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3页。

⑩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第49页。

作者：高培华，文学硕士，内蒙古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莫言小说叙事艺术研究”，课题编号：NJSY1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