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云芳［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评罗兰《岁月沉沙》三部曲

⊙ 王云芳［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岁月沉沙》三部曲是罗兰的散文体传记。罗兰以真切琐碎的个体经历为基础，为过往的大时代做了一个生动注脚，且以民间视野弥补了官方正史之不足；罗兰发掘生命碎片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展示了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罗兰 传记 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转化

罗兰是台湾著名作家。20世纪90年代，大陆曾刊行她的散文集《罗兰小语》等作品，一时洛阳纸贵。罗兰性情洒脱，那些睿智通达的人生智慧成为不少青年人成长的指路明灯。她的散文体传记《岁月沉沙》三部曲，创作于1990年至1995年，包括《蓟运河畔》《苍茫云海》《风雨归舟》三部分，是罗兰用五年时间凝结而成的心血之作。传记出版以后，影响深远，荣获台湾文化建设促进委员会颁发的第21届“国家文艺奖”（传记文学类），被誉为台湾“大时代的三部曲”，罗兰本人也因此被授予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一、大时代的文学读本

罗兰，本名靳佩芬，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祖籍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她出生于传统的书香世家，祖上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幼年时，父亲到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天津塘沽开创实业，罗兰在那里接受了新式的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罗兰考入了河北女师，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青春岁月；完成初级师范的学业后，为了分担家庭重担，罗兰随即走入社会开始工作。1948年，内战频仍，罗兰感到自己陷入了学业、事业、感情、家庭四大皆空的境地，遂放弃一切远走台湾，寻找出路。罗兰这一代人，适逢社会转型、时代剧变，连绵不断的内忧外患注定了他们命运的关键词是漂泊。所谓“文章憎命达”，对普通人来说，流离失所也许只是单纯的苦难，但在作家那里又意味着宝贵的精神财富。老来回首，种种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刻骨铭心，又怎能不意犹未尽，欲说还休？罗兰亦是如此。谈及自己的创作动因，她说：“我这趟生命的列车，已经在这世界上奔驰很久了。我不想头也不回地沿着这生命末梢随风而逝。并不是我要留恋这世界，我只是想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自己这几十年生命旅途上，都看到了一些什么，和它们究竟都代表着什么意义？”因此，罗兰写自传，不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以留名青史，而是想写“一个渺小的我，如何走过了一个这样复杂的时代”。因为特殊的时代衬托，她个人经历的背后，无形中有了极深的蕴藏。1990年，当罗兰有意识地回顾历史时，那些看似偶然的生命轨迹，处处彰显出了时代模糊的面影。

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史学专家们总会有立场各异的诸种学术论作问世。然而，诉诸理智的认识理解与感同身受截然不同，讲究形象性的文学作品可以直抵人心深处，弥补历史著作的情感缺失。《岁月沉沙》三部曲中，《蓟运河畔》讲述作者从出生到抗战爆发的历程，罗兰勾勒出了近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一方面中国传统大家族日益走向僵化没落，另一方面西学东渐下，一个充满朝气的工业社会正在萌生；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或明或暗的步步蚕食，另一方面则是压迫之下中华民族的日渐觉醒与反抗。《苍茫云海》则从抗战胜利后说起：讲述了跨海来台后，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罗兰凭借着乐观进取的信念，找到合适的工作，结婚成家并致力于文学写作的经历。《风雨归舟》从国民党开放大陆探亲谈起。四十年隔绝的“归人”，回到故乡后却仍充满惆怅，若有所失。她找不回自己多年以来塑造的中国梦，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必须如此始能雄立世界的中国。历史线索为骨架，个体情感为血肉。罗兰的个人经历仿佛串起珍珠的一条线，贯穿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沿着作者的成长轨迹，历史的帷幕徐徐拉开：封闭保守的宗法社会、蓬勃升起的现代工业、齐心协力抵御外侮，以及台湾特务网罗密布的社会氛围等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回忆录中，罗兰讲述了许多小故事，谈及了很多平凡的人。第二部《苍茫云海》中，她写朋友阿方因为通共的罪名被秘密警察带走，自己也遭牵连盘问。所幸的是有惊无险，还顺便在警察厅吃了一顿美味的早餐。然而，再结交新朋友时却再也无法坦然，心中不自觉多了几分防备。罗兰的叙述看似云淡风轻，读来却令人心惊，台湾戒严时期人心惶恐、草木皆兵的时代氛围如在目前。罗兰又写到一些乐坛、文坛的轶事：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电影插曲《春天里》被封杀，因为歌词中有类似“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等为穷人申诉的句子；杜甫的《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鲜少出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上，因为涉嫌激发反抗情绪，不合时宜……这些个人回忆虽然只是些琐屑细节，不过，凭借着这些蛛丝马迹，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为稳定局势所严密钩织的文网却暴露无遗。类似的例子随处可见，罗兰以细致入微的个体感受再现了彼时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构筑了切实可感的历史空间，为过往大时代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脚。这种以“小故事反映大格局”的手法仿佛电影中的长镜头，使她的回忆录跳出了一己悲喜，呈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那些个体琐细也因此变得意味深长。与此同时，在看似枝枝蔓蔓的叙述中，某些官方历史的完美逻辑被悄悄瓦解。从这个层面上说，罗兰的传记又像是一部野史，它也许不能改变许多貌似公正的历史书写，但却可补偏救弊，以民间视野弥补官方正史的不足。

二、碰撞交融中的文化反思

纵观罗兰的一生，她先后接触过多种文化的熏陶。幼时大家族内日常生活的点滴，使她领略到封建社会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制度；小学时随父母在塘沽最先感受到现代工业文化的熏陶，后来她有机会接受了全新的大学教育；去台初期，接触到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遗风、美援时代的欧风美雨，再后来则是台湾经济起飞后蜂拥而来的商业文化。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使罗兰拓宽了文化视野，跳出了井底之蛙的故步自封，更激发她进一步深入思索，到底哪种文化才是立身之本。

罗兰一直有一个观点，即“文学是文化的传播媒介”。她十分重视文学的文化承载功能。《岁月沉沙》虽名为个人回忆录，写法上却偏爱以小见大的手法。创作过程中，作者翻阅了大量史料，一方面是兼听则明，多渠道、多视角的信息有助于作者客观认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罗兰试图从过往的生命碎片中挖掘出丰富的文化信息，思索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考察一个作家的文化立场，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被他忽略的部分；不仅要看他如何说，还要看他言说之时的时代背景。如此，才能对他的文化立场有深入的认识与理解。罗兰认为，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无疑应该与时俱进，但一切创新的根基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文化之根，创新自然无从谈起。罗兰创作《岁月沉沙》时，时间已进入20世纪末。此时的台湾及大陆，现代商业文化蓬勃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所以，《岁月沉沙》三部曲中，罗兰极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张目，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与很多海外作家类似，时空距离强化了他们的文化乡愁。时移世易，记忆中的故乡已一去不返，他们唯有将浓烈的情感寄托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之上。文学创作中，罗兰则尽可能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层面。在台湾主持广播栏目期间，她用自身成长道路上的艰辛与智慧，指导年轻人应当怎样生活，如何修身。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经济起飞的同时，个体也被迫像陀螺一样疲于奔命。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罗兰开始有意识地思索自己人生观背后的文化资源。现代人当下生活中的困惑往往成为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索的出发点。对罗兰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乃是一副灵丹妙药，可以医治现代中国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种病症。《蓟运河畔》中，罗兰对曾经就读的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大加赞赏，该校的学风不鼓励竞争，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罗兰也尽量顺其自然，鼓励他们按照内心的兴趣去自由发展。这些生活片段的选择与描写并非毫无来由，正如罗兰经常在散文中所标榜的那样，它们反映了罗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推崇。道家文化讲究无为而为，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争之道容易让人舍本逐末，忘了最先做这件事的本义，从而迷失了自我。应该说，对于在世俗成功之道上争得头破血流的现代人来说，罗兰的文化主张无异于一副清凉剂。

然而，历史又好像一副面纱，以时空的距离为一切事物增加朦胧的美感。现代社会，当个体越来越突出时，如影随形的是宿命般的孤独感，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秩序显得格外有人情味。《岁月沉沙》三部曲中，尽管幼时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充满寂寞，生活非常清苦，但罗兰仍然带着一种潜在的赞赏态度，津津有味地谈论其间的生活细节。对罗兰来说，那些烦琐的讲究与规矩，与其说是窒息生命的罪魁祸首，倒不如说更像是大家族区别于平民百姓的光荣印记。同样是关于大家族的回忆，王鼎钧则认为大家族好比一只猫，表面看起来干干净净，肮脏都被吞进了肚子里，其中的弱者常常会有受不完的苦难。

两相对比中，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王鼎钧首先采取了更为严峻的审视与反思姿态。罗兰尽管一生走南闯北，漂泊了许多地方，但骨子里，她仍是一个“传统”的人。她喜欢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欣赏传统中国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的生活态度。她的文化姿态，常常是敝帚自珍的，仿佛是为尊者讳，赞赏多于批判。罗兰守护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层面的努力值得我们珍视，然而，进一步讲，没有破就没有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严峻清醒的文化剖析仍是必要的。

①罗兰：《前言——献给读者》，《蓟运河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

②张永东：《对中华文化的守护与执着——罗兰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3期。

作者：王云芳，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编辑：赵斌E-mail:948746558@qq.com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海外天津作家研究”（项目号：TJZW12—02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