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强 王 彬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境资本在新兴市场出现了大幅波动,先是从危机之前2007年顶峰时的1万亿美元急剧收缩到危机时的0.6万亿美元。本轮金融危机出现后,美联储立即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避免金融加速器 (financial accelerator)冲击效应被更剧烈地放大。［1］一段时期内,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变得充裕。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2010年进入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又重新回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新兴市场也因此受益,出现了外部债务提升与资产价格膨胀。但是,随着2014年下半年美联储最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开启首次加息,新兴市场面临的外部流动性局面已经开始了机制性转换。尽管当前美联储利率决策受到外部因素溢出效应的干扰,其加息周期可能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为弱势的一次,但从2015年三季度以来,加息预期已经导致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与汇率出现大幅波动。跨境资本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新兴市场再次面临跨境资本流出的压力。近期,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其重要的政策主张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削减贸易赤字,这些都可能会推升美国通胀水平,加快美国长期利率抬升进程,全球流动性或将面临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性拐点。未来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出的压力会继续加大。

事实上,国际跨境资本大幅波动对新兴市场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