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娟 吉生保 崔新健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特别是研发类外资的30年,更是中国生态经济发展受到挑战的30年。自1994年研发类外资落户中国以来,发展势头迅猛,到2013年已经达到2 015.1亿元人民币 (中国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规模可观；同时,随着“中国制造”逐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问题不断暴露出来 (例如:水体污染、雾霾、沙尘暴以及极端天气),加重了人们对于“中国制造”以及作为其背后主要推手之一的外资的质疑和诟病。实际上,除“中国制造”以及传统的制造类外资以外,利用研发类外资及其相关问题对东道国生态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是一个持久、热点的跨学科研究话 题(Abate 等, 2000［1］； Amigun 等, 2011［2］；Jarosz,2012［3］；Dukic,2014［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长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对于世界农业跨国公司巨头孟山都开发和使用转基因玉米和有机磷农药的批评铺天盖地,认为转基因玉米涉嫌导致本土和移民妇女生育率的降低,甚至认为有机磷农药与生化武器不无联系 (Charles,2001［5］)。虽然这些质疑目前尚缺乏直接有力的科学证据,有的仅仅源自某些直觉(比如,动物一般不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饲料),甚至不排除某些有意无意的牵强附会 (比如,个别儿童对转基因食品产生过敏反应、转基因相关产品的消费会导致基因垄断甚至基因污染等),但是此类事件如此高频率、大规模地爆发已经超出任何意义上“偶发性”概念范畴,单纯地依赖危机管理和公共关系的应急思路恐难满足实践需要,亟需从理论上厘清东道国利用研发类外资与自身生态经济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