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

小时候乱翻书，读过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书中还有不少陌生的细节令我记忆犹新—主人公家乡冀中平原的烙饼卷小鱼，让我这以米饭当主食的南方人，很是一番惦记；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故事里村长为了与地主女儿幽会而偷偷挖的神秘地下室，小说描写道：“在那个地下室里，青砖铺地，裱糊得雪洞一般。床上鋪设着大花被褥，绣花枕头，摆着茶几茶碗，暖瓶酒壶。壁上还贴着一副过去在地主家常见的对联：‘美酒饮至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参观者人人触目惊心。”—少年读书的我，不明白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配合着大花被褥、绣花枕头，还有那不在场的人，所带来的无穷想象。这关于美酒、好花的文字，也因这想象而被赋予了色情的意味，散发出一种暧昧、甜腻得仿佛要融化的气息，自然也是被小说作者批判的对象。

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作家林语堂那里，半开的花，半醉的酒，强调的都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是生活的艺术。他在《中庸的哲学：子思》一文中说，将道家之玩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而处于儒家和道家两种学说之间，“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林语堂列举了清代李密庵的《半半歌》，说他把这种理想很美妙地描述出来：在浮生过半之时，享受岁月悠闲，眼前是围墙半掩的村舍，在半山半水的田园环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