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

经史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这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所在。讲中国传统史学，不能脱离经学来讲，正如讲中国经学不能脱离史学传统一样。自司马迁继孔子《春秋》事业而作《史记》，中国史学建立起自己的传统，“故志新乘所由绳绳靡绝”，这一史学传统非常有意识地构建了一种历史连续性，那种把所有的遭遇、突变、事件最后都拧成一股绳的连续性，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历史不再是事实及其联系本身，而成了“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的经史之学，使得“统”的观念（“正统”“大一统”“道统”）成为中国文化内在自我意识最核心的部分。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新史学运动，本质上是要破除、推翻这样一种历史连续性，或者说历史通则，也就是“道”，而要建立新的合于时适于世的“道”。所以晚清新史学的倡导者都打算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这和“五四”以后新史学主流即科学的历史考据学是不同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西方史家批评中国史学，说得很深刻，如英国浦郎穆（J.H. Plumb）说，他意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里面有着一种历史通则，但那完全是特殊的，很难了解。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则致力于攫取西方的通则，以应用于中国材料。他说：“一旦旧的通则被取代了，中国历史就碎尸万段了。”如此说来，中国新史学建立之初，已经赶上了史学“碎片化”的潮流。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史学的建立，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的建立：要不断扩大材料范围，要使用第一手材料与经过整理的传世文献互相考辨，正如傅斯年的名文《史语所之旨趣》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