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峰+方忠

摘 要：侯孝贤在朱天文等当年“三三文学社”成员的影响下，对胡兰成及其美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的电影美学隐藏着胡兰成的美学基因。他电影中的自然景观以及冷眼旁观的叙事手法遵从了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胡兰成所谓“喜反与好玩”，表现在侯孝贤身上就是“黑道情怀”、“侠义情结”与“士”的观念，也成为他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侯孝贤重视女人的“直觉”、“美感”，逐渐关注女性内心，塑造了不少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他的电影也如胡兰成的散文一样，散淡而富有韵味，体现和发扬了中国的抒情传统。

关键词：侯孝贤；胡兰成；电影；美学；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3-0087-06

1982年，侯孝贤与朱天文开始了电影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天文小说的气质与韵味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不断显现。以至于阿城说，朱天文并非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反而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如果要探究电影里朱天文小说的气质与韵味，就不得不提到胡兰成。朱天文年轻时受到胡兰成的点拨，立志做胸怀中国的“士”，重建礼乐世界。在她一步步转变写作风格的过程中，胡兰成的魂魄一直是在场的。直至新世纪的《巫言》还在以文字炼金术“为胡兰成老师找回一处超越成败是非、可等待的历史起码安居之地”。①可见，朱天文始终安身立命于胡兰成的思想体系中，恪守着胡兰成的礼乐美学，毋庸置疑地成为侯孝贤与胡兰成隔空神交的桥梁。侯孝贤相与的文化界人士中，吴念真、唐诺、朱天心、丁亚民等也都是胡兰成的弟子，后来参与侯孝贤电影团队的阿城也是胡兰成的拥趸。侯孝贤也多次在接受访谈时谈及胡兰成的作品。可以想象，侯孝贤的知识构成与美学背景应该有胡兰成的文化观念。纵观侯孝贤的电影作品，也不难发现，他尊重与遵循自然法则，表现侠义情结与“士”的精神，想象与建构女性世界，与胡兰成的美学观念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和内在的对应，使得电影的画面、意蕴、敘述与抒情都非常独特。

一、天道无亲：尊重自然基本法则

胡兰成认为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即意志与息的法则、阴阳法则、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大自然从意志和息的“无”中产生“有”，拥有意志与息，山川草木、作品文章气韵生动，寻常人家、日常生活也是礼乐风景。中国文明是从大自然的“无”里悟得，所以中国文明的生活样式也都对应着大自然。基于“五基本法则”，胡兰成又提出礼乐之学，包涵了政治、文章、音乐、器物等多个方面。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就是礼乐文明，形成了举世独有的礼乐风景。当然，无论是“五基本法则”，还是礼乐之学，追根溯源都归结到自然界。“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怎么的对待自然界”，“文学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样的对待自然界”。②如果让胡兰成评论电影的好坏，他应该也是看电影怎样对待自然界的。

侯孝贤偏爱用空镜头、长镜头直接呈现大自然景象。他镜头下的自然景物并非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以真实的面貌诉说自然的“息”动和生命的感动，自然景物成为情感的依托载体，给观众意味隽永、回味无穷的感受。《童年往事》中多次出现一棵在风中摇摆的树，这是表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情感。《恋恋风尘》中的山城远景，疏疏点点的人影，缓慢移动的云影与长长的海岸，让观众感受到青春少年的辽远而潜藏的忧愁。《刺客聂隐娘》时间最长的景物镜头是凌晨的山村风景，湖面雾霭回旋，层峦倒影水中，林间寒鸦数点，环境的静谧与自然的律动完美融合，极具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影片最后，云雾慢慢从谷底升起弥漫开来，最后遮罩了全部的山川树木。嘉信公主独立山顶，天地的空灵寂寥映衬了她的孤独无助，整个画面气韵流动、动静有致，浸润着“坐看云起时”的禅意和“无”的道家思想。侯孝贤的电影遵循着自然的“意志与息”，画面虚实相映、天人合一，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可谓在咫尺间视通万里，于凭栏处念天地悠悠。

侯孝贤关注人事与自然的本真状态，希望能透过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拍出天意，呼应了胡兰成的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胡兰成理解天意为“自然是无情而有意”。③侯孝贤能凭直觉顺应自然的“意志和息”，例如电影中的空镜“并不为了介绍环境或负担剧情推进什么的。虽说是‘空，但有一种气息，一种意思在那里”。④他看到不错的自然景象就会拍，看到天气变化就会想什么戏跟这个有关，拍戏能随机应变，下雪、大雾各有拍法，电影剧情也顺应天气变化而改变。拍《童年往事》碰到大雨，就马上叫来三轮车，拍一场妈妈冒雨出门就诊的戏。为拍出天意，侯孝贤能耐心地等天气、等光影、等状态。《刺客聂隐娘》中的变化无常的云海、层次分明的雾岚让观众叹为观止，很多镜头都是侯孝贤在武当山、神龙架等地等来的，当时要随时准备组织人员，架好机器，捕捉这些稍纵即逝的景象。在电影中，这些云雾的流动与人物的情绪、感情变化相得益彰。他特别喜欢自然的本真状态，《刺客聂隐娘》影片开场不久，大僚与小儿嬉戏，画外蝉鸣噪烈，室内轻声低语，银幕上夏日光影流动，满溢着唐代的空气，那是来自大自然亘古不变的光与风。剧中隐娘在帷幕之后，观察田季安与胡姬的言行。当时侯孝贤利用了自然风，飘动的帷幕薄纱，忽明忽暗的灯火，若隐若现的人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出一种玄幻，一种神秘，一种气氛，也创造出有限的画面之外无限的那个宇宙。”⑤侯孝贤遵从了大自然的基本法则，捕捉人事与天意的契合点，于银幕的有限时空创造了历久弥新的感动。

侯孝贤在摄影和电影叙述上通常会采用“远一点，冷一点”的手法，很多论者谈及这点都会提到《从文自传》的写法对侯孝贤的影响，但忽略了他对道家之“道”的感悟与理解。侯孝贤认为“古代基本上是‘天道无亲（自然规律无分亲疏），道家最早的想法：简单一句话，夏天来了春天让开。有一个自然法则，在这个规律里面，便牵扯到人的状态——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你就应该走，你还不走会影响（其他人事物）的；基本上该退就要退，所以道家是扶强不扶弱”。⑥老子语“天地不仁”，胡兰成理解为天地自然存在，对待万物平等无差。顺应自然法则，有时人会显得无情，也是侯孝贤对天道的理解。《童年往事》中父亲、母亲、奶奶的死亡，丢下一堆未成年的孩子，天道无亲，让人无可奈何，局外人般冷静的叙述衬托出时代与人世的凄凉。《刺客聂隐娘》原著是与道教有关的唐人传奇小说，侯孝贤选择这个题材辩证地阐释了“天道”。聂隐娘表情冷峻，少言寡语，来去无影踪，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影片开始，她杀大僚干净利落，似乎印证了“天道无亲”的意义。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聂隐娘选择了不杀田季安，也不杀精精儿，因为“不杀”方能保持各方力量平衡，才能有效维护魏博的稳定，整个天下不至于礼崩乐坏。聂隐娘的“不杀”也是有选择的，她对于精精儿派出去的杀手格杀勿论，还借刀杀掉了空空儿，最后对师父也潜藏着杀机。不能简单地把聂隐娘“不杀”理解为“人道”战胜了“天道”，她还是在替天行道，人事顺应天道才有人间的礼乐文明。侯孝贤“远一点，冷一点”的手法，并非单纯地减少主观情感的渗透，更多是尊重自然规律，用影像演绎“天道无亲”。

二、喜反好玩：侠义情结与“士”的精神

侯孝贤电影中有着强烈的“黑道情怀”、“侠义情结”，他每部电影会或多或少地吸纳一些黑道、帮派、流氓的元素。如《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中一群精力旺盛、打架斗殴的年轻人，《悲情城市》中的靠做流氓帮维护当地利益的林氏家族，《千禧曼波》中的义气与温柔并重的捷哥，都是非黑非白、亦正亦邪的人。《南国再见，南国》《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直接刻画江湖人士的电影，呈现了他对黑道、侠义的理解与想象。侯孝贤的“黑道情怀”、“侠义情结”是“游侠列传式的、水浒式的、罗宾汉式的”，⑦带有边缘、任侠、义气、叛逆主流而又胸怀家国的意味。

侯孝贤“黑道情怀”与他年轻时期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学时，侯孝贤就与小混混组成帮派，游荡在高雄凤山街头，打架斗殴、自制刀具、偷钱赌博全都干过。但是，侯孝贤当时看了很多言情、武侠小说，武打电影，拓展了自己的想象和视野，无形中有了侠的自觉。当兵后，侯孝贤逐渐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告别，年轻时荒唐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他电影取材的宝库，在编剧、拍戏、当导演时，就会把以前的经历、想象放到影像里，《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中都有侯孝贤年轻时的影子，《刺客聂隐娘》的原著也是他年轻时看过，很早想要拍的作品。工作之后，侯孝贤血液中的倔强因子依然没有流逝，江湖气息有时显得“好玩”。做了导演，看到同事争执，想追着要打。他与计程车司机政治观点不投，便下车厮打。他和台湾黑道教父之一、“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是儿女亲家。侯孝贤“黑道经验”也增强了他的领导力，遇到一些导演当场给他难堪，他会说“到外面去”，直接简单地化解问题。

胡兰成也喜欢结交江湖中人。他曾与青帮的吴四宝过从甚密，而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就是胡兰成最后的妻子。胡兰成在日本时也与游侠多有往来，也拜谒过当年追随孙文的老浪人。胡兰成对江湖中的黑道、帮派的评价不同世俗，“白相人的富贵荣华，是人爵亦是天爵，非官非商，而自有福禄寿三星来照临，喜气如水”。⑧用胡兰成的观点来看，“黑道情怀”、“侠义情结”可称为“喜反与好玩”。“反者道之动”，“反”是创造，是一种作为。以孙悟空为例，他是妖魔出身，归正了妖气就能建功立业，正与邪相斗也相融，即所谓“喜反”又“好玩”。

在电影素材选择上，侯孝贤的“喜反”表现为敢逆主流，独具慧眼。《戏梦人生》中的李天禄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就会贴标签说人家是‘汉奸就像前面提过的胡兰成。李天禄一出生，就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那是所有他知道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很难简单用道德评断他的行动。所以我选择站在人的角度，就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去看他的一生，尽量客观地来看他所见证的时代变化”。⑨侯孝贤能超越世俗看出边缘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想拍摄胡兰成的夫人佘爱珍，佘爱珍年轻时也曾经历枪林弹雨，也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黑道大姐大，前夫吴四宝是流氓、汉奸。侯孝贤认为佘爱珍为人繁复华丽、大方世故，是中国女子的典型。这种看法违背主流，新颖大胆，以至于拍摄计划至今也难落实。

“喜反”也表现为侯孝贤在电影美学上的固执与坚持。《红气球之旅》中有布袋戏“张生煮海”的片段，这个中国元素的启发来自胡兰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提过‘张生煮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求妻煮海人，……意涵是象征的，表示这个人个性执拗、非常固执。我觉得这样的固执蛮动人。”⑩侯孝贤显然赞赏和认同煮海人的痴执性格，从《风柜来的人》之后，他执着于自己的电影美学，不考虑观众，也不与市场妥协，用胡兰成的话说是“为神而舞，不是为观众而舞”。{11}《刺客聂隐娘》中“青鸾舞镜”的典故，“一个人，没有同类”的戛纳宣传语，意味着聂隐娘的孤寂落寞，也透露出侯孝贤对自己电影美学孤独悲情地执着与坚守。他的电影从内容和表现手法来看，《刺客聂隐娘》是典型的“反”電影，“具体表现为反动为静、反言如默、反虚入实、反西归中、反武以文，从而形成了其影片‘无导演的导演、演员‘无表演的表演、关注‘前因后果无情节的特征。”{12}“反”、“无”的呈现，使得影片特立独行，创造了武侠电影的新模式。

胡兰成将很多有侠义精神的人归为“士”，认为汉唐以来开国英主与将相，大多是白相人出身。任侠为文魄，他提出读书人要做胸怀天下的“士”，这对朱天文等“三三”文学社的成员影响很大。侯孝贤年轻时就有了侠士的自觉，工作之后的侯孝贤更有意做一名“士”。侯孝贤参与很多政治活动和公益事业，比如组织“族群平等行动联盟”、举办“民主学校”，积极保护原住民文化，为新移民女性争取正当权益。从侯孝贤的电影来看，他越来越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家国历史，自觉传承中华文化。《悲情城市》突破政治禁忌，言说了台湾历史创伤“二二八事件”；《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对台湾20世纪的历史动荡和人生抉择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刺客聂隐娘》画面复活了中国礼乐文化，道具、服装、发饰、舞乐、言语，让观众有穿越时空之感。故事中家庭、藩镇、朝廷，个人情感与政治立场，忠孝礼仪的儒家传统与天道无亲的道家思想，各种矛盾、关系交织融合在一起，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厚重与中华文化的多元博大。聂隐娘最初对师父的命令言听计从，随后主体性逐渐凸显，她不听命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再无选择杀人，实现了从刺客到侠“士”的转变，最终维护了中央与藩镇的礼乐，开出了新一轮的太平世界，似乎寄托了侯孝贤自己的人生抱负。

唐诺始终无法苟同侯孝贤的“黑道情怀”，认为这种“不义的反面即等于正义”是侯孝贤过度浪漫，过度一厢情愿的虚假想象。{13}侯孝贤将却这种情怀理解为一种“以天下为已任、打抱不平的观念”，“想要有一番不同的作为”，{14}这与胡兰成所认为的“士”的意义颇有相通之处。侯孝贤在年轻时靠蛮力没有实现的愿望，后来靠自己的电影建构了自己的想象，通过自身影响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其人其事亦“喜反”亦“好玩”。

三、女有烈性：女性世界的想象

与中国式抒情

胡兰成认为，女人与太阳同在，是太阳神。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是女人以“感”悟知了“无”，发明了轮、天文、陶器等等，开创了文明。在此之后，男人将女性发明的东西学问化、理论化，女人做的是格物，男人做的是致知。格物重在直感，经由格物，实现与客体的“亲”与“不隔”，才能窥见天机世运，重建礼乐风景。女人直感强，元气足，而理论上不及男人，男人美感上不及女人。胡兰成认为，理论学问压制了美感，也逐渐失去活力，女人要再做太阳，复兴美感，给理论学问以新的生命与形式，进而担当起整个时代。所以，女人不是天生温柔，而是“男有刚强，女有烈性”。{15}《世纪末的华丽》结尾说：“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这里显然是继承和重申了胡兰成的女人观。朱天文将女人“格物”的“本能”，转化为更加自觉的应用，“《世纪末的华丽》格了服饰时尚，《荒人手记》格了同性恋衍及的知识，《巫言》可能格了现象不忍看的”。{16}

作为侯孝贤和胡兰成之间的桥梁，朱天文的观点、创作、荐书都不断影响着侯孝贤对女性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侯孝贤早期的几部影片中，女人一般都是处于边缘地位，对应了他小时候接触的三个女人：母亲、姐姐和祖母。这些女性包容、吃苦耐劳，缺乏独立意识，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很长时间，侯孝贤都不曾思考过她们的内心世界。当侯孝贤的功力与思想日趋成熟，他逐渐发现了一些跟女人有关的事物，也关注到了女性的内心与感性特质。当初他接受朱天文推荐的《从文自传》，就是相信她女性的直觉。在《好男好女》和《海上花》里，朱天文“所提供的关于女人的面向是有决定性的。尤其是《海上花》，我相信侯孝贤是透过我来拍女人”。{17}在对女性心理和直感的认知上，侯孝贤也接受了胡兰成的女人观。胡兰成关于女人是太阳神的这个说法，来源于日本天照大神的传说。侯孝贤也借用了这个传说，解构了电影《咖啡时光》中人物内心。电影里的男性角色都没有直接用语言来表达对阳子的爱，侯孝贤认为日本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传说，意味着日本表面上是以男性为主，其实有深厚的女人文化底蕴，女性的位置很强悍；“女人才有现实感，现实感非常强；如果她不说，那么男的就傻瓜一样，什么也猜不到”。{18}侯孝贤虽然没有像胡兰成那样把女性推为文明的创造者，但肯定了女性在人类创造文明过程中的能力、位置和主体性，认同了女性的现实感。

侯孝贤如胡兰成一样从女人身上学得了“直觉”、“美感”，很多时候在拍摄现场的判断，不是靠逻辑的思维，而是依循直觉，电影也更加着力女性的形象塑造和心理挖掘。他用琐碎的情节、静默的镜头来表现女性的世俗生活，不断建构着日神后裔的世界。他把内容隐藏在影像表面，形成了开放式的结构，让观众去探寻、诠释女性的内心。《海上花》中长三书寓的零散生活，简单零散的情节，反映了妓女的爱怨情愁和幽微的人际关系。《千禧曼波》中年轻的Vicky游走于阴暗狭小的空间，挥霍掉美好的时光，留下的是青春的残忍和伤害。《刺客聂隐娘》省略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剪掉了吸引眼球的武打场面，把驱动故事的原因设置在聂隐娘冷静沉默的表情之下。这样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陪衬或电影中的边缘人，而是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的主体，虽然她们可能不是主流生活中人。

女性坚强的生命力吸引着侯孝贤，他说：“我的电影为什么往女性身上走，有它的道理，她们慢慢吸引我。所谓‘女性烈，不仅烈，还有侠气，非常过瘾。”{19}《刺客聂隐娘》无疑是侯孝贤想象女性最具代表的电影。聂隐娘性格刚烈，带有侠气的形象，既满足了侯孝贤的“侠义情结”，又在直觉、行事等方面吸引着侯孝贤。在“侠义情结”上，聂隐娘继承《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南国再见，南国》中叛逆年轻人的余绪，在银幕上实现了侯孝贤施展抱负、干一番大事的侠客梦。电影中看不到聂隐娘杀与不杀后面的逻辑推理，可以说她是靠女性的直觉，摆脱了师父多年的洗腦，从师父延长的手臂蜕变为独立行事的侠士。聂隐娘一旦获得个人的主体地位，家人、师父都无法干预其行动。她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但又掌控着整个魏博的局势，也消解了民间、江湖、庙堂的对立。这时聂隐娘真担起整个时代来了。

胡兰成以女子为师，毋庸置疑受益于张爱玲最深。他听从张爱玲的意见，解散了文章严密的逻辑体系，文字显得散淡而轻灵。他认为“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因为他豁脱了旋律，又仿佛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做主题，然而处处相见”。{20}这句话完全就是侯孝贤电影表现手法的注脚。侯孝贤的电影无所谓主题副主题，每一个片断都是主题，都有自己存在的魅力，并不附属于整个主题；整体看时，电影也并不因为片断的各自魅力而相互妨碍抵消。电影片断之间的结合不是靠因果逻辑关系，而是靠游动于其中无目的自由气息。从《风柜来的人》到《刺客聂隐娘》，他的每部电影都没有一个主导的中心主题，而整个电影又蕴藏着统一的气韵。胡兰成还觉得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处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风姿”。{21}这种创作方法，也是侯孝贤心仪的创作剧本的方法，他“喜欢许多与叙事发展似相干似不相干的各种东西，而排斥因果关系的直线进行。那些不相干东西里丰富的趣味和生机，永远吸引他从叙事的直线上岔开，采以不规则的蔓延”。{22}因而，侯孝贤的电影有显著的“散文化”风格，这种叙事风格来源于中国文学传统。以《诗经》三义中的“兴”来说，“兴”就是托物起兴，跟诗歌主题没什么太大关系，和诗歌内容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体现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特点。侯孝贤可以算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叙事也继承了东方抒情传统。以《刺客聂隐娘》为例，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侯孝贤更多喜欢用长镜头来表现与故事情节不太相干的空灵缥缈的雾气、倏来忽去的云岚、恍惚飘摇的烛影，消融戏剧冲突，人与自然相得益彰，使得电影韵味悠长。嘉诚公主抚琴，聂隐娘洗浴是近景的长镜头，华丽至极的表象映衬出人物内心的寂寞与孤独。侯孝贤的电影打散了故事情节，重在挖掘内心，在意表现天道与人事相映相融，正如中国的抒情文体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

1974年，胡蘭成至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任教，不久便因“汉奸”身份遭到驱逐，著作出版受到限制。台湾解严之后，胡兰成的作品再次出土，但又面临“台湾意识”、“去中国化”的政治语境，胡兰成处处以中国文明为世界最优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加之其风流情史以及对“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伤害，总是很难被光明正大地谈论。然而胡兰成的文笔与美学观又别具风姿，又时常被提及。散文大师余光中虽然批判胡兰成，但也不得不佩服其文字功夫。王德威将胡兰成的礼乐学说作为中国抒情传统现代性的重要环节。台湾“三三”文学社的一些成员曾受其指导，始终认同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很多人现在是台湾文坛乃至文化界的重镇。可以说，胡兰成总是隐隐约约地存在于台湾文坛，对台湾文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下台湾“去中国化”的背景下，这种认同与影响更显得弥足珍贵。侯孝贤与胡兰成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却未曾谋面。幸好侯孝贤有朋友与外界的影响，加上自己的阅读和感悟，从而超越时空掌握了胡兰成的美学密码。侯孝贤的知识构成、审美取向与胡兰成大自然“五基本法则”说、礼乐美学有很多相通、互文之处，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当然，侯孝贤的电影并非就是胡兰成美学的影像诠释，但他的电影确实隐藏着胡兰成的美学基因，这些隐性基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电影的素材选择、叙事方式和情感表达。

① 唐诺：《关于〈巫言〉》，选自朱天文：《巫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

②③{11}{20}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第16页；第226页；第41页。

④⑥⑨⑩{14}{18} [美]白睿文：《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第411页；第265页；第586页；第131页；第377页。

⑤ 顾春芳：《“剑”与“镜”：心灵的澄澈——〈刺客聂隐娘〉的美学追求》，《电影艺术》2015年第6期。

⑦{13} 唐诺：《读者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⑧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78页。

{12} 林少雄：《侯孝贤的“反骨”：从〈刺客聂隐娘〉看其电影的东方美学意蕴》，《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5} 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16} 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17}{22} 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第336页。

{19} 朱天文：《红气球旅行：侯孝贤电影记录续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89页。

{21} 胡兰成：《禅是一枝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责任编辑：庄园）

On the Hidden Gene of Hou Hsiao-Hsiens Film Aesthetics

Wu Xuefeng and Fang Zho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an San Literary Group， Hou Hsiao-hsien and Chu Tien-wen， along with its other members，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nd identify with， Hu Lancheng and his aesthetics as the gene of Hus aesthetics is hidden in Hous film aesthetics. In Hous films，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cold-eye approach to narration follow the‘Five Basic Rules of nature. Hus‘love of the opposites and good funare expressed in Hou as the concepts of‘black-road sentiments，‘the chivalrous complexand‘the makeup of a person of noble aspirations， thus becoming his unique creativity. Hou emphasizes the womans‘intuitionand‘sense of beautyas he pays gradual attention to their inner feelings， creating quite a few images of woman filled with vitality and life force. His films， like Hus prose， are placid and charm， reflecting even as it carries forward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Keywords： Hou Hsiao-hsien， Hu Lancheng， film， aesthetics， nature，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