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赟

摘 要：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对文化的定位。近年来，文化翻译的实践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努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翻译应主动承担起历史重任，大力加强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力度，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翻译；重新定位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见》总览全局，高屋建瓴，为深入持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新时期背景下的翻译

Homi Bhabha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的进行定位。也就是说，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有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通过翻译的能动性干预逐步向中心运动；而有些原来处于中心的文化由于翻译的缺失等因素而逐步向边缘退后。这样看来，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但是在目前现在的全球文化版图中，中国文化如何进行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而目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决策也证明这一点，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

在全球化的波及下，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世界上的两大主要语言，已经出现了裂变的状态：英语早就从一种民族语言逐渐过渡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中出现了不同的变体；同样，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汉语也开始发生了裂变：从一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使用的民族语言逐渐过渡到一种区域性的语言，并且向着世界性语言的方向发展。在本文这一部分，我首先要重温这个话题，但把重点主要放在汉语的全球性特征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汉语热”，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但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的地位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的首要语言，英语的扩张显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即使使用英语的人群的数量还在扩展，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一语言的全球统治地位或许会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逐渐淡出。”也即随着另几种世界性语言的崛起，英语的霸权终将被打破。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受到另几种强势语言的有力挑战，在这些强势语言中，汉语无疑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并且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遏制的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在普及和推广汉语以及中国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开始初见成效。就像当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大力推广英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那样，中国政府也在海外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并通过这一中介来起到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年月里，这些孔子学院将在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方面逐步取得显著的成效。

由此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扩展了世界上主要语言的边界。一方面，汉语作为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语言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全球化又促进了汉语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在语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一些次要的语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另一些本来就比较通用的语言，如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等，则变得原来越流行，这不仅有助于重构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全球文化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格局中，汉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在未来的不同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而变得日益重要。作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我们也应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将如何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呢？

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翻译的定位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目前的时代命题。然而，中华传统文化外译工作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再次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的问题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 甚至，上世纪80 年代，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本。直至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外文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事实上，莫言的得奖并非偶然，他的原文本的质量奠定了他得以被提名的基础，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和研究使他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而英文和瑞典文译本的相对齐全则使得院士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他的大多数作品对其文学质量作出最终的判断。在这方面，跨文化阐释在翻译和批评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所要翻译的原作的选择则表明了译者的独特眼光和审美前瞻性。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还少吗？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上。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果断地将当下中国翻译界的重点转移：从外译中转向中译外，也即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但尽管如此，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是必要的，只是重点应该有所转移。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显然，在加速中国文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国际化的进程方面，后者应该大大地加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海外推广和普及汉语的重要性，尽管对于外国人来说，掌握汉语要比中国人掌握英语难得多。如果我们加强与我们的国际同行和合作，我们就肯定能成功地提升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的地位。但是这又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没有翻译的参与或干预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因为翻译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今时代和不远的未来对世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

中国的翻译事业必须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中国翻译界不仅要主动承担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对本土文学作品译出研究的力度，以改变外译汉及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如此才谈得上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