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钟亮

我家乡潍河的土匪，多于过河之鲤。我祖父在的时候，村里流传着两句谚语：“双塘一个连，赶不上寨里一个团。”是说双塘村土匪太少，不过百把人，比寨里村的千把人，那叫小巫见大巫。可双塘、寨里都是些“游兵散勇”，且多半是编筐织席者业余作案，比起双庙村张步云的专业化土匪武装，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张司令是军和纵队编制，连张宗昌、韩复榘、沈鸿烈都必须青眼相看。这可不是信口雌黄，是有地方史志为依据的。

这一带处于诸城、安丘、高密三县的交界处，俗称为“三不管”，自古就是政府治安的薄弱环节。比方说，诸城的捕快巡夜，发现路有死尸，只消将其挪动三步五步，案发地点便挪到了安丘地界，他们即可拍拍手扬长而去。而安丘县捕快遇到同样情况，自然亦可如法炮制。更有甚者，如景芝酒镇的中央大街，常有拉酒的驼队骡车过往，一旦发生车祸，酒液极可能漫流三县，三县的衙役皆可插手赔偿事宜，而若案情过于复杂，却又都变成了缩头乌龟。土匪自然也瞅准了内中的门道儿，故每次打家劫舍，只要呼啸一声，蹿入河滩芦蒲丛中，尽可喝酒快活去了。

我们家至少三代人，都和土匪有些缘分儿。

我祖父应该算是农人，但年少时在诸城某茶庄做过学徒。茶艺方面难说优秀，却练出了两样本事：一是勤快，能走路，从诸城到我村乔家巴山，至少五十华里，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徒步，两头不见太阳；二是算盘打得好，口算也不赖，茶庄该他管的账目从没错过。就冲这两样，王家巴山北久敬堂把他叫了去，当了账房先生的第二助手。

北久敬堂姓王，家大业大，富甲一方，不过到了民国时代，已相当败落。正像《红楼梦》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时候王家在上海、天津和青岛，都还有好大一部分产业。我祖父在账房干了几年，收获颇丰，家里增添了几间房屋，坡里也扩充了几亩土地，另外箱柜里还多了几轴字画，结果因为“露富”，被土匪盯上了。

民国廿一年，一个风高月黑的秋夜，土匪砸破了我家的院门，将枪管和火把伸进正房窗棂，高喊着我祖父的名字，“韩世昌，你要钱要命，快选一样！”危难之时，我父亲从车棚里出来了，他丢掉自卫的砍刀，对土匪说，“放过我爷吧，我跟您走！”土匪们愣了一下，然后夸赞说，“倒是孝顺儿子”，就将我父亲绑走了。

我父亲被蒙了眼，堵了嘴，随土匪磕磕绊绊、拖拖拉拉，小跑了大半个夜晚，最后被押进了一间不知啥样的房里。听土匪们的谈话，好像已到了胶州地界；再从蛐蛐的叫声和羊粪味判断，这应该是废弃的羊圈。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地其实离我家并不远，就在巴山的东麓，土匪是故意地跟他绕圈子。父亲回忆说，他听到了火镰擦击火石的声音，继之闻到了蜡烛的气味儿，接着有一只手扯起了他的右耳。他本能地挣扎了一下，以为这只耳朵将要被割掉。土匪却笑了：“你怕啥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然后觉得耳窝里一阵烫疼，猜测那是蜡油滴到了皮肤上。我父亲不知道“玩笑”是啥意思，他琢磨的功夫，耳朵上又是一阵烫疼，显然又滴了一滴蜡油。这时候土匪开始问话了：“你爷把银票藏到哪儿了？”我父亲说：“哪有银票？就是有，他也不会告诉我啊。”当然这样的回答只会招来土匪的拳头。可我父亲别无他法，事实上他也真不清楚我祖父有无银票。然而，当土匪问到第五个问题，或者换句话说第五滴蜡油落下来的功夫，父亲终于茅塞顿开，土匪这是用蜡油堵塞他的耳孔，让他逐渐失去听力。于是他开始装聋，骗得土匪麻痹大意，停止了滴蜡。

接下来，我父亲凭着他极其敏锐的听觉，隐约听清了土匪的一些谈话内容。譬如说，他这张“肉票”的价格，大体相抵于四亩薄地、两头牛、五头肥猪、十棵楸树的总和，外加五十块现大洋。当然了，考虑到老韩家一向门风忠厚，且我父亲甘当“肉票”的孝心叫人佩服，故亦可视情况降低价码，少要一点，但不能低于一百块大洋的底价。如三天之内见不到银票，那我父亲的尸体，将会在韩信坝东头的石坑里见到。后来多数土匪散去，只留两人看押。我父亲陡然来了胆气，便趁土匪睡熟，先用山石磨断了身上的麻绳，再撕掉了蒙眼的黑布，悄悄逃了出来。

我家第二次遭匪，是在民国廿五年。被绑的“肉票”是我小叔，是年刚刚两岁。

祖父生有三个儿子。我伯父16岁结婚，18岁去世，大哥钟秀（后改名铁英）是他的遗腹子。因祖父老来得子，叔父就成了“蝈蝈腚上的一根毛”，真是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于土匪开出的“肉票”价格——比我父亲那回约涨三成，他痛彻心扉，却不敢拒绝。于是老韩家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其野心勃勃的兴家立业计划亦被匪手捏得粉碎。不过也好，老韩家土改时没划成富农，这也算土匪的一份“功劳”吧。可我祖父恨透了土匪。他痛定思痛，觉得砸锅卖铁也得提高自卫能力。遂从北久敬堂弄来一支半新的“折断腰”，整天插在腰里，须臾不敢离身。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支每次只能击发一颗子弹的家伙，从没见过什么土匪，更别说伤及其皮毛，而偏巧一枪就击中了它的主人。

那是麦收时节。常言说三秋不如一麦忙，我祖父便向北久敬堂请假，回家打场，晒麦子拉碌碡。他拉了一会儿碌碡，想喘口气歇歇，可解腰带时不小心，“折断腰”掉落到地上，只听“啪”的一声，子弹神出鬼没，击中了他的腋窝。我祖父大叫一声，一头栽倒，鲜血立即染红了麦秸。家里人赶紧请医救治。治疗了好长时间，祖父的枪伤好歹痊愈。但不幸后来复发，一天到晚流一种奶似的汁液，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他是被土匪害死的。

我家第三次遭匪，是民国34年（1945）的秋季。

不过，这次来的土匪，不是打家劫舍的小股蟊贼，而是伪山东第一集团军司令张步云的部下。土匪要的也不是几亩地几头牛，而是我大哥他们的人头。

就从我大哥身上说起吧。民国廿八年（1939），大哥韩钟秀在王家巴山小学读书，其间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据《诸城史志》（1992版）和高密市党史委有关资料，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投降的翌日，中共潍东县委、县政府宣告成立，当时县政府设在沟里路（今属胶州），县委驻地却在乔家巴山。但令人欷歔的是，半个月后的9月4日，张步云残余王金铭部突袭我村，在我家和另一户人家发生激烈战斗，致县委书记江涛（时年25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某营教导员）等三人牺牲。

1945年9月4日，当黎明前的第一声枪响刺破夜幕，我母亲以超强的机敏反应，呼地从炕上坐起，喊了声：“土匪！”一把抓住睡在旁边的我四哥，再叫了声我三哥的乳名，然后夺门而出。

再一个反应快的是我大哥。大哥长期做地下工作，是滨北军分区敌工科的副科长。他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家。大哥一面判断着枪响的方向，一面翻身而起，蹿出去躲到了院门内影壁墙的后面。一块极小的弹片神奇地穿过窗棂，在蚊帐上留了个洞，成为我家永久的纪念。

土匪大概早听说过，我大哥打枪从来不须瞄准，因为枪上压根没有准星（有是有，不过为了拔枪方便，已被他磨掉）。况且他玩枪玩得太熟，熟得出神入化。譬如说，当他拆卸下手枪机件，放在羊肚子手巾上准备擦拭，而这功夫敌人追来，他即顺手抓起手巾，一面跑，一面安装机件，然后装上子弹，反手叩响扳机……完全凭着“感觉”，就能将敌人撂倒在地。

这样坚持了几分钟，北屋后墙那儿传来轰隆轰隆的撞击声。墙是土坯垒的，经不住撞，土匪很快就会通过墙洞攻进来。这可如何是好？我大哥决定由他掩护，其他人快速撤到南面邻居的菜园。于是老老少少顺着猪圈，爬过南墙，通过菜园，又钻进一片长满了刺槐野艾的坟茔。喘息之际，漫漫雾气中出现了几条黑影，肯定是土匪包抄过来了。我大哥心里一沉。但也就在这危急关头，村子西头传来了军号声和密集的枪声。大哥知道，这是县大队的人马已开始集合，再看那几条匪影，已经幽灵似的消失，他这才轻轻嘘了口气。

这一次真是万幸，我们家竟无一人伤亡，财物也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