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炫棋

摘 要：在明清时期，基督教逐渐传入，并且在传教士的笔下构建了一个鲜明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的鲜明化也在不断的演变性得以发展。最初，许多传教士描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后来逐渐有了清晰的整体，最后则体现了突然的转变，他们甚至对中国形象进行刻意的丑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变革。因此，本文以文化发展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基于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K249；B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5-0022-04

中国形象在明清时期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从许多外域者的角度来看，它是多样化、不定化的。特别是在世界文明史当中，传教士作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以信息交流为目的，以书信、日记、游记等作为基本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记载，使外国人更加的了解中国。

一、中国形象从模糊化转为清晰化

（一）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形象的流传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起源于唐朝，从现有文字中可以进行追溯。在初期阶段，基督教分为不同的分支和流派，其中景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唐朝是我国文化、经济、政治都非常繁华的时代，它甚至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巅峰。在唐朝，我国与世界间的来往也更加紧密，基督教也由此传入，甚至受到了许多人的尊崇。但由于多种文化的盛行以及佛教的推崇，也曾受到排挤甚至中断。直到元朝时期，基督教又得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受到了大多数人的信任。然而，元朝的覆灭使得在华基督教逐步走向衰亡，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分支，景教的传播也受到了局限。正是这种局限性，令教义传播的途径受到了阻碍。大多数的文化交流都是在外国商业者的口中得知的，而他们也只是凭借商业交往的只言片语进行了解，并没有完整的文字来描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以波斯商人为载体，将中国形象传递到欧洲。这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对中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是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但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丝绸非常著名，并且宝物无数，是一个富饶的发展基地。因此，在初期，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也是一个充满财富的国家。

特别是在元朝，当时的国土面积在持续扩张，一些欧洲领袖迫于元朝的威严派遣传道士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虽然关系并没有得到缓和，但出访者鲁布鲁克却将自己的游历过程记录了下来，并且写出了《蒙古史》一书，使中国文化得到了发展。这是初次中国的文化以书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同时此书也成为了外国人进行游历的依据，使中国的形象逐渐深入并且清晰了起来。

（二）明末天主教的传入与中国形象的初步形成

在明朝末期，天主教逐渐传入，也使得中国形象初步形成。在16世纪末期，大量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士之间在不断的进行文化交流，并以自身发展为依据，展开初期的沟通工作。从性质上来讲，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部分，它不仅在欧洲各地区进行传播，也逐渐将信息扩展到海外来，其中中国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代表。通过海上运输途径，天主教在亚洲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扩展，例如：日本与中国。随着来往的加深，中国的形象也逐渐加深，从原有的模糊到清晰化。在其中，基督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基督教的分布非常广，为了实现文化的深度交流，基督教中各分支的领导者要求教徒们以写信的形式进行沟通，并将文化的发展内容及时上报。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记载内容，以中国形象为载体，用“回忆”的方式构建新的内容。在明朝末期，沙勿略被称为是探索中国形象的第一人。在耶稣会士的主导下，他用一段话记录了当时的中国。其中的大意主要是从地理位置、文化、经济、制度等四个方面来体现。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国家。从文化上来讲，中国民风淳朴，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不好私斗，不主张战争的国家。就经济而言，中国的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一个相对富饶的国家。在制度上采用的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方式，臣民唯君主是从，全国统于一尊。这也是基督教传道士笔下的中国缩影，它为以后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形象的幻化与“欧洲热”

（一）传教士笔下的魅力中国与“欧洲热”的形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外人的眼中都是充满魅力，富有色彩的。尤其是在明清時期，基督教得到了短暂的辉煌，并且深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展，大量的传教士都想要以自己眼中的中国作为出发点，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中国形象也有了多样化的转变，甚至在世人的眼中更加清晰，更加全面。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用自身独特的文字对中国进行了书写，他将《大中国志》、《蒙古国》、《中国新史》等作品进行了重新梳理，将其中可见的中国风貌予以总结，在不同的角度下来看待中国。与其他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描绘更加全面、细致，能够将中国的“面纱”拔下，呈现在外国人的眼中。一般来讲，基督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都离不开物产、建筑、历史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在他们的眼中是资源广阔、物产丰富、疆域巨大并且建筑特色鲜明的国度。从这几个方面来讲，许多传教士都有着统一的认知。第二，在礼仪与着装方面，也是许多传教士都愿意描述的一点。他们主要对中国的嫁娶方式感到好奇，并且将每个过程都进行了细致化的阐述。在《中国史》中也有说明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们都遵守着既定的规范，并恪守制度。第三，在语言方面，传教士主要将自己的本语言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探究其中的细节，并说明了如何学习汉字。第四，在艺术方面的中国形象。艺术形象是传教士最主要的刻画部分，许多传教士都被中国的陶瓷、丝绸、古画等艺术形式所震撼。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在艺术的造诣上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刺绣加工上，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精美的刺绣商品以及陶瓷商品也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推崇，甚至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智慧是无极限的。第五，在建筑方面，传教士主要对中国古城进行了描绘，大到建筑的样式，小到建设中的每一刻画细节都予以研究。尤其是对于北京紫禁城，传教士甚至将其中的每个连接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以图形的方式进行组建，使得中国形象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彩。

在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主要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并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将其中的魅力点都表现了出来。也这是传教士对中国风貌的刻画，使得许多欧洲人都想要在中国获取财富。这种对中国的探究在明清时期发展的非常迅速。直到18世纪，“欧洲热”形成并推向了顶峰。许多经商者为了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将本国的特色商品运进中国，再将中国丝绸以及陶瓷等货物运到本国。中国形象也在人们的逐渐探索中得以清晰化。在《中国文化史》中，传教士也这样写道：中国在各方面的造诣都非常深刻。这种深刻性不仅体现在艺术方面，更是智慧的总结。不管是从图画、花瓶抑或是所有工艺品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在不断模仿着，却始终无法超越。这就是明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一个充满魅力，富有生机的中国。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欧洲的热潮也呈现出变化性与多样性。一些传道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故事改编，将中国形象深入刻画。其中著名的《图兰朵》就是由《中国公主》改编而来。

（二）对中国制度的美化

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制度大多是被神化的。一些基督教者为了能够更好的在中国进行交流和对话，不仅对中国艺术加以描述，也对文化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许多传教士看来，制度是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本质性决定了思想的层次性。在明清时期，我国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传教士们对这种制度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还体现了充分的好感。这种好感体现在对君主的溢美之词上。尤其是在清朝，许多传教士对康熙皇帝都进行了大力的赞扬。一旦涉及到制度建设方面，传教士就会有大量的笔墨与篇幅对他的高尚品德与治国之理进行褒扬。在《中国现代史》中，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位亚洲的伟大君主，他用着非凡的业绩使得清朝在其治理之下呈现出井井有条的状态，他的统治艺术甚至跨过了大洋，传到了欧洲，使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他是上流社会的教养者，所有的德行都在他的身上予以体现。他的容貌、身材、举止都使人叹为观止，在威严中透视着一种风度，使得内心品质都人们都更为敬重。他有着果断的决策性与魄力，可以对问题作出最合理的解答，能够使人按照他的行为去实施。同时，他对艺术的钻研也是世人无法相比的，甚至对欧洲的一些文化和制度都能够全方面的进行了解，这也正是人们喜欢亲近他的原因。这段话是传教士对中国君主的描述，从其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用大量的笔墨去刻画康熙的优点，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地位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传教士笔下，中国之所以走在社会的前沿，正是由于君主的领导。所以，在此时期的中国形象也是被神化了的，传教者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君主。另外，如此的描写也体现了传教士期望改革的心理。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思想启蒙时期，制度还不是非常的完善，他们希望通过别国的描述来使本国人民受到启发。

（三）儒学思想的推介

儒学思想是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化之一。传教士将儒学进行刻画也是对中国具体形象的展示。以“利玛窦”为代表，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后也对文化进行了研究。从中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有着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引起了传教士的好奇。直到明清时期，传教士意识到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体现了中国的本质特征。这种冲突为中国形象的转变为带来了契机。在《大中国志》中传教士写到：“中国的礼仪主要源于儒学，儒学中许多人推崇伦理，将天、地、人进行结合，从而促进学识的分支。有关人文方面，他们讲述礼仪的重要性，注重社交活动以及交流。作为父母，夫妻要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进行生活，以相敬如宾的方式沟通。这也正是儒学中常说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子女，应该以孝道作为标准，能够奉养父母，尊敬长辈。在天伦方面，他们注重天地发展的作用，信奉鬼神，认为人的一些修为都是前世付出所得。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他们坚持克己复礼，认为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段描述是传教士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他们从儒学的三纲五常出发，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研究，也在态度的不断变化中将自己的观点予以延伸。从整体性来讲，许多传教士对儒学的态度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对儒学有褒扬也有贬斥。从褒扬的角度来讲，儒学让他们能够将更加具体的中国形象呈现在外国人的面前。从贬斥的角度来说，儒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基督教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将中国儒学分为“先儒”和“后儒”两个部分。对于先儒的赞扬居多，后儒的贬斥居多。从变化性的观点出发，批判是出于教派利益的争端对中国形象进行否定。但中国的整体形象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三、中国美好形象的轉变

（一）礼仪之争与基督教在华地位的下降

在清朝后期，基督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有了一定的转变。耶稣会与本国教派的争端使得中国文化受到了影响。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中国的儒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并成为了传播的制约因素之一。而在明清时期的人们也认为，基督教在本土传播就要接受当地的规则，在文化制约下进行发展。在人民的一直反对下，康熙皇帝也采取了相应的阻碍措施，发布限制令，禁止外国教派在本国进行传递。这种“礼仪之争”的出现使得传教士对中国的好感逐渐递减，甚至出现了中国形象丑化的现象。直到鸦片战争的发起，英国打开了中国大门，基督教再次进入到中国的领土之中进行传教。这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再本着客观的原则对中国形象进行描述，英国的一些殖民者利用传教士进行中国形象丑化，使中国形象出现了巨大的反转。以清朝乾隆皇帝进行出访为例，传教士在文中写到“中国就是一个傲慢无礼的国家”，不懂得以虔诚的信仰去进行祈祷，甚至提出了三叩九拜等无理要求。此时的传教士并没有意识到，清朝本就是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三叩九拜是当时的基本礼仪。同时，从禁教令开始，许多传教士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的中国形象描写中，主要是一些溢美之词。但随着传教活动的衰落，他们将刻画点更多的放在制度的黑暗面上，并对一些细节加以描写，将中国形象予以贬斥。英国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著有《中国：现状与未来》一书。在书中作者写道“中国的制度长期处于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经济不流通、政治落后是其最大的特点”。从他的描述中也可以意识到：中国形象在此时得到了丑化，传教士直指中国的经济制度，说出中国是毫无生机的、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智慧甚至还停留在母胎之中，毫无创新性与发展性。从明朝时期的中国形象对比而言，有着很大的转变。与之前传教士的描述相比也相差甚远。

（二）坠入地狱的中国形象

我们不得不承认，传教士之前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与清朝末期的形象丑化相同，二者都具有不现实性。从18世纪末开始，中国形象一落千丈。一些传教士甚至用“东亚病夫”等侮辱性词语来形容中国人，使中国形象坠入了地狱。究其原因，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现实的冲突所导致的。这也是利益变化的体现。在明清初期，中国属于世界性的发展大国，一些经济上的需求使得传教士对中国进行褒扬。在清朝末期，传教士态度的改变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一些传教士写到“这个世界最富饶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可悲最贫穷的，他们自称国土面积庞大，却养活不了所有的居民，母亲遗失骨肉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笔下的中国是充满黑暗色彩的，并且呈现出经济政治不发达的状态。

综上所述，本文从基督教传道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作为出发点，介绍了由“幻象”到“转变”的过程。在明清发展初期，传道士笔下的中国是物产丰富、国土资源富饶、人民安居乐业的。在清朝末期，中国是经济制度落后的。不管是何种形象，都体现了一定的误读性。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眼光来更加全面看待自己，为文化改进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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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