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宝琛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比较分析
——兼论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可行路径

崔宝琛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近年来，青少年欺凌行为频发，成为阻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欺凌行为逐步向网络平台拓展，衍生出网络欺凌这一新的欺凌形式。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在特征、测量方法、动机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各具特点。在梳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之间异同，厘清两者界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欺凌行为的“预防型-补救型”路径，引导“学校-家庭-社会”构建三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机制，将更有针对性地应对青少年欺凌问题。

网络欺凌；传统欺凌；比较分析；社会工作介入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网络以及电子设备已经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7.10亿人口，互联网普及率为51.7%，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网民总数的23%。互联网为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其不良影响也日益凸显。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青少年欺凌行为逐步由现实世界向网络虚拟平台拓展，继校园欺凌后网络欺凌成为了又一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

实证研究证明传统欺凌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通常也或被动或主动的参与了网络欺凌。[1]-[2]基于此，许多研究者认为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之间存在共发性[3]，进而沿用传统欺凌行为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应对网络欺凌问题。然而，发生于虚拟世界的网络欺凌具有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混为一谈无疑会模糊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利于深入认识并有针对性的预防和遏制青少年欺凌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内涵、测量方法、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将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进行对比，尝试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模糊认知，并发挥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优势探析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可行路径。

一、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特征比较

欺凌是青少年群体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偏差行为，指个体或群体针对另一个体或群体实施的故意的、反复多次的负面行为。从更深层次讲，它是一种力量或权力不平衡的结果。[4]欺凌可分为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两类，传统欺凌包括语言欺凌(如：起绰号、辱骂、威胁)、身体欺凌(如：击打、踢踹、偷盗)、社会关系欺凌(如：社会排斥、传播谣言)等形式。[5]网络欺凌则主要表现为通过电脑和手机发送辱骂信息、未经同意在网络中发布他人照片、冒充他人实施伤害行为。虽然从表现形式上看，网络欺凌具有传统欺凌的一般特征，但使用工具和发生环境的不同又凸显了从重复性、权利不对等、目的性等角度对两者进行辨析的必要性。

(一)重复性

不同于针对个体(群体)实施的偶而为之的攻击行为，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均具有重复性特点。然而，在网络欺凌中重复性并非是造成伤害的必须要素，即尽管某些网络欺凌行为仅发生了一次也同样能够产生持续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例如：Guerin在研究中发现近50%的学生认为网络欺凌的重复频率比传统欺凌要低，近40%的学生认为仅出现一两次的攻击性行为仍可以被称为网络欺凌。[6]因此，虽然与传统欺凌相似，借助发送短信或邮件等形式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可以通过重复实施实现对受害者的持续性伤害，但不可忽视的是，通过在网站、论坛中发布不雅视频、照片或散步谣言等方式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即使不被实施者重复但经过网络媒介传播后会迅速发酵，不可控的传播速度、广泛的传播范围仍然增加了行为被重复的可能性，由此带来的伤害更具持续性。

(二)权力不对等性

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行为的主客体之间均存在权力不对等性，但网络欺凌发生于虚拟空间，原有的“力量对比原则”也因此发生了异化。第一，网络欺凌中权力的不对等性一般表现为驾驭网络技术的能力和熟练程度。例如：通过发送辱骂信息等方式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不对等性表现为实施者能够比受害者更熟练地使用移动通讯设备等工具或者掌握操纵网络平台、修改图片以及剪辑视频等更高超的专业技能。第二，网络欺凌受害者的无力感更深刻。凭借网络和移动通讯工具的便捷性，网络欺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受害者既无法逃脱又无从反抗，此外，网络欺凌的匿名性加剧了受害者的无力感和不可控感。第三，权力不对等的不一致性。据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讲述，实施者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的权力或力量与自己相当甚至更少。因此，网络欺凌行为的主客体在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权力对比并不一定具有一致性，也就说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更多权力的人也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

二、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测量方法比较

传统欺凌行为的测量方法历经近40年的发展，现已日臻成熟，在测量的对象、内容以及量表结构等方面皆有所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趋势：第一，测量对象由第三方(老师或同辈群体)向欺凌行为实施者和受害者自身转变，即由第三方观察评价法(Peer Ratings Methods)向自我报告法(Self-Report Methods)转变，更注重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考察欺凌行为亲历者对欺凌行为的认知和理解。第二，量表内容由行为测量(Definition-Based Measures)向定义测量(Behavior-Based Measures)转变，定义测量法以欺凌行为的操作定义为基础，弥补了行为测量易将不同类型欺凌行为混淆的不足，对于分类测量欺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量表结构由单项结构(Single-Item Survey Measures)向多项结构(Multi-item Survey Measures)转变，涵盖了更多维度的测量项目，同时更精细地区分了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中各子类型的属性和特征。

网络欺凌测量方法的研究比传统欺凌起步晚。最初，大多数学者将网络欺凌纳入传统欺凌的测量框架之中进行考察，例如：Forms of Bullying Scale(FBS)量表的设计者将FBS称为“全类型欺凌行为”(global forms of bullying)量表，认为FBS可测量全部类型的欺凌行为。近年来，虽然将网络欺凌作为一种独立类型进行测量已经成为研究欺凌行为的重要取向，但能够测量网络欺凌的量表尚不多见并且对定义要素的考察也不全面，因此，可以说目前相关研究仍未能发展出具有适切性的量表作为研究网络欺凌行为的基础。(详见表1)[7]-[16]

表1 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测量方式比较

TB:传统欺凌 CB：网络欺凌 Beh:行为测量 Def：定义测量 S：单项结构 M：多项结构 √：含有相应的定义要素

× ：不含有相应的定义要素 * 有具体的操作指标

三、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动机比较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SIP)从社会认知与情绪交互作用角度出发，将特定情境下的认知信息加工过程分为信息编码、信息解释与表征、目标选择或澄清、搜寻或建构新反应、评估与决定行为反应、实施行为等六个阶段。个体对社会情境的认知过程是欺凌行为产生的基础，无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实施者对认知信息进行编码和解释的阶段均存在敌意归因偏差,即对煽动性但不一定具有敌意的信息产生曲解认知。但当认知信息进入到目标澄清阶段时，不同的目标(动机)以及对目标的不同期待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区分开来。

(一)目标对象

传统欺凌的行为实施者把欺凌作为获得支配地位或有形实物(钱、物品)的一种工具性手段，他们的目标对象大多是有形实体。网络欺凌实施者的行动目标是给他人造成伤害和恐惧或报复他人以寻求自身精神上的满足，因此他们的目标对象大多是无形的。据Vandebosch和Van Cleemput的调查显示，在现实生活中因遭受欺凌而产生的报复心理是网络欺凌实施者的主要动机，有25%的网络欺凌实施者采取攻击性行为来“报复那些疯狂的人”。[17]-[18]此外，还有40%的人认为参与网络欺凌是显示自身技能的一种方式，能够给他们带来成就感。

(二)目标达成的时效性

传统欺凌行为实施者可以在欺凌行为中获得及时性的“积极”结果，例如：从欺凌受害者处获得钱物、操纵受害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从欺凌受害者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等方面观察到的恐惧也满足了行为实施者对及时性结果的渴求。然而，由于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网络欺凌行为自开始到产生伤害结果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因而其行为的“积极”结果具有延迟性。同时，囿于空间距离行为实施者无法直接感知欺凌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的不良影响，导致心理满足程度较低。

四、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影响因素比较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在对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存在碎片化问题，而生态系统理论在微观系统(Micro system)、中观系统(Mezzo 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 system)等三个层面上考察个体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梳理青少年欺凌行为影响因素提供了完整的框架体系。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要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归纳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因素对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产生的差异性影响。

(一)微观系统：个体生理与心理因素

1.性别与年龄

性别、年龄等生理特征是影响欺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不同欺凌类型之间存在细微差异。部分研究发现，男生陷入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中的占比均高于女生。但也有研究认为，与传统欺凌的其他形式相比，女生比男生更容易陷入社会关系排斥、散布谣言等欺凌中。研究者对年龄这一影响因素的作用看法也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在青春期以前，个体陷入传统欺凌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此后将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个体参与网络欺凌的几率将逐步升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之间并无明显的年龄差异。就性别、年龄这两个因素来看，现有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一，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及选取的样本量不同，例如：在讨论性别因素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时，Hinduja等选取92名青少年学生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与Dooley对7500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后的发现截然相反。[19]-[20]第二，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不同，例如：有些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成熟量表而部分研究者考虑到研究内容的契合性则选择使用自制量表开展调查；第三，在欺凌行为发生时间(年龄)的测量上，不同研究时间跨度不一。

2.道德发展水平

科尔伯格依据不同年龄儿童进行道德判断的思维结构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认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脱离了正常的道德发展水平，处于前习俗水平中的工具性取向阶段(instrumental-relativist orientation)，主要表现出以自我中心、缺乏同情心等特点。这与实证研究的发现具有一致性，虽然欺凌行为实施者拥有正常的道德判断能力，但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懊悔、内疚、同情等)以及道德行为已经背离了道德标准。有关道德与欺凌行为相关性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对网络欺凌的影响更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是对欺凌行为消极后果的直接指向；另一方面，作为调节变量，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在行为背离道德标准时，发挥了帮助个体重新界定自身行为的作用，进而降低对被欺凌者的同情度，最大程度地推脱不良后果，实现了个体外在行为和内在价值观的分离，减低了个体产生负疚感的可能性。而在网络欺凌行为之中，实施者和受害者在欺凌行为发生过程中并未直接接触，极大地降低了行为实施者因行为背离道德标准而产生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的可能性。

(二)中观系统：学校与家庭

1.学校氛围

班级文化是学校氛围的主要体现，对青少年传统欺凌行为也有重要影响。根据芬兰378个班级近7000名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有13%的欺凌行为可以通过班级文化差异得到解释。[21]欺凌行为发生率较高的班级中，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接受程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提升，欺凌行为将逐步成为一种潜在的班级文化“激励”行为实施者继续欺凌他人。对于班级中欺凌行为的旁观者来说，即使他们并不认同这种潜在的班级文化，但为了避免成为欺凌者的目标也会表现出顺从或沉默。此外，青少年与朋辈群体的关系对传统欺凌的影响更明显，缺乏友好、协作、亲社会行为等人格特质的成员在朋辈群体中容易受到排斥进而遭到欺凌。

学校管理者对欺凌行为严重性的感知程度、对受害者的共情(支持和鼓励)以及采取行之有效的干预行动的能力都将对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据一项对英国学校管理者开展的调查显示，学校管理者普遍认为身体欺凌是最为严重的一种欺凌形式进而给予身体欺凌受害者的支持程度更高，实施干预行为的意愿也更强烈，而网络欺凌和社会关系欺凌因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得到关注和重视的程度不高。[22]究其原因，网络欺凌发生于虚拟空间具有隐蔽性，而且通常情况下，受害者和实施者因不想失去或减少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机会，会选择对网络欺凌行为保持沉默，[23]那么网络欺凌行为的危害结果相较于传统欺凌中面对面的身体伤害来说则是不易察觉的。学校管理者因缺乏了解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参与情况的渠道与方法，在欺凌干预工作中无从着手，导致青少年陷入欺凌行为时缺乏必要且及时的支持。

2.家庭环境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传统欺凌行为和网络欺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欺凌行为的实施者还是受害者，其不良行为方式和缺陷的个性特征均可在家庭中找到源头。[24]在家庭教养方式方面，专制型父母对青少年越轨行为采取暴力、辱骂等惩罚方式，提高了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接受程度，而民主型父母引导青少年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认知。家庭关系自评水平和父母陪伴时间对网络欺凌有独特影响，青少年与家人关系的自评水平越高，实施或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越小。而父母陪伴时间越长意味着非在校时间内青少得到父母监管的时间越长，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也会因此降低。综上，虽然家庭环境并不能完全解释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但至少现有研究已经证明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和疏离型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家庭环境畸形，而在畸形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对自身行为和情感的控制能力往往较弱，极易产生敌意情感和报复性行为，进而成为欺凌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

(三)宏观系统：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即与传统观念、规则和惯例等有关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影响，推动亦或者制约了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在强调自我价值的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认为个体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在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较高的社会文化中，个体被看作是嵌入到社会中的一部分，上述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方式影响了个体对他人行为的归因。[25]例如，嵌入性个体更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他人的攻击行为进行归因时会考虑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而强调自主性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作敌意归因，进而萌生实施报复行为的想法。此外，嵌入性个体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习惯进入他人的现象场中对冲突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决定。可见，与独立意识较强的社会文化环境相比，嵌入性社会文化环境中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更低。综上，在重视人与人之间支持网络的社会中，个体对欺凌行为的归因更具理性，处理欺凌行为的方式也更为柔和，而在崇尚自我价值的社会中，孤立性迫使个体不可避免地陷入归因偏差之中，而缺乏及时有效的社会支持进一步加剧了欺凌行为对个体的冲击和伤害，导致个体采取偏激的方式进行应对。

五、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可行路径和方法探究

青少年一直都是社会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和服务群体，对于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频发的欺凌问题，社会工作者应秉持关怀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关注欺凌者、被欺凌者以及欺凌行为涉及到的其他各方，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方面多角度的分析青少年欺凌行为的成因，并将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主体纳入同一框架体系，启动“三方联动”机制逐级介入青少年欺凌问题。同时，鉴于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行为之间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因此除了根据欺凌行为的总体特点，厘清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可行路径外，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介入方法应对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也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应当思考和摸索的重点。

(一)“预防型——补救型”逐级介入路径

预防型初级介入面向全社会青少年，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开展青少年欺凌行为预防工作。在家庭层面，应当充分发挥家庭的支持和教育功能，构建和谐平等的家庭关系，促进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形成。在学校层面，应当整合学校资源，营造文明友好的学校氛围，以演练的形式开展自护自救、人身安全防范等教育活动，提升青少年处理欺凌问题的能力。[26]在社会层面，应当通过社会倡导的方式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欺凌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设立全国性的反欺凌日，扩大反欺凌行动影响范围，形成有助于欺凌行为治理的社会环境。补救型危机介入面向欺凌行为发生后的欺凌者和受害者。对于受害者来说，危机介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受害者的及时关注和帮助，阻止心理伤害进一步泛化。具体来看，社会工作者应迅速拉近与受害者的距离并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给予必要的希望和支持。追踪受害者的心理变化，运用沟通技巧进行适度的情绪疏导，帮助受害者宣泄负面情绪。在危机问题得到初步处理后对受害者进行详细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后续的介入服务，包括个案管理、小组工作等。对于欺凌者来说，除必要的惩罚外，社会工作者还应当帮助其认识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信仰系统(想法、态度以及经验等)并进一步分析自身的信息加工处理方式，澄清错误认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达到重塑认知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可采用理性处理方式列举、认知排演等方法。

(二)社会工作介入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针对性方法

青少年传统欺凌行为主要发生在校园内的朋辈群体之中，范围和群体的特定性降低了预防和介入传统欺凌行为的难度。在对传统欺凌行为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除了遵循欺凌行为预防和介入的一般路径，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帮助传统欺凌行为中的各方处理欺凌问题。第一，在学校中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提升集体凝聚力的小组活动，创造互动交流平台，帮助青少年搭建反欺凌自助网络，由学生担任反欺凌行为监督员，在朋辈群体中起到抵制欺凌行为的示范作用。第二，对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进行培训，使其明确在服务、管理青少年过程中，自身所发挥的作用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掌握辨别欺凌行为及进行早期干预的方法，制定工作指南并据此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意识和能力；帮助青少年正确界定欺凌行为，认识欺凌行为的危害性，运用角色扮演和情绪管理等方法提升自我调控能力，并与他们一起探讨处理欺凌问题的正确行为方式。第三，采取个案管理模式，介入传统欺凌行为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家庭中，观察亲子互动模式和沟通方式，定期举办亲职教育讲座、开展亲子平行小组活动，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及时回应青少年的情感需求。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欺凌行为预防和介入方法的探讨并不多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也缺乏丰富系统的指导方法，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做出了有益尝试。例如：加拿大数字与媒介素养中心根据青少年道德发展水平设计的“反网络欺凌，鼓励道德的在线行为”小组活动。[27]引导5-8年级学生，了解网络欺凌现象及其特点，认识到虚拟世界中也存在真实伤害，并通过角色体验的形式，帮助青少年捕捉、识别他人情绪，培养同理心。对于8-12年级的学生则以规则、价值观和道德观等基本概念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让学生了解在不同情境中，观念和规则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对网络文化产生影响。日本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家庭和学校的网络教育管理能力。[28]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依据《应对网络欺凌指南和事例集》，引导并帮助家长和教师了解更多的网络基本知识，提升网络道德教育能力，如：限制青少年手机使用时间；与青少年加强沟通，密切关注其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发现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信号，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从网络使用规则、风险回避、个人隐私等方面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帮助青少年有效规避网络风险，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价值观。

六、小结与反思

通过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比较发现，青少年欺凌行为各类型之间具有不同特点。近年来，网络欺凌作为一种新的欺凌方式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在学术界中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进行区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学者们对于网络欺凌的探索依旧依赖于传统欺凌的研究框架，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仍普遍存在。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内涵定义方面，围绕两种欺凌类型特征开展的研究大多属于主观经验范式，以焦点访谈小组等质性研究为主，偏重描述性和经验性的分析而缺乏检验性的实证研究。二是在测量方式方面，对于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能否结合在一起测量目前仍存较大争议。如果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结合在一起测量，那么需要证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两种欺凌行为的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第二，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中受害者、行为实施者、受害者—实施者以及旁观者四种身份是否具有对应性。如果将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分开测量，在实践过程中则需依照操作定义将相关指标纳入到量表中对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加以区分。就现有研究来看，与行为的重复性相比，将权利不对等性和目的性纳入测量内容的量表仍较少，而匿名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等能够代表行为后果严重程度的定义要素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规范不同欺凌类型的定义，设计信度和效度更高、针对性更强的测量工具，在实证研究中发展出更为系统、科学的欺凌行为风险筛查工具[29]，将是未来欺凌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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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瑞青)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oung People 's Online 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the Feasibl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in Juvenile Delinquency

CUI Bao-chen

(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In recent years, young people bullying behavio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llyin gradually expands to the network platform.As a new form of bullying, cyber bullying comes into being.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cyber 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either has its own uniqueness. Both of them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academia,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also rich, but the exploratory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rar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to study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bullying,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cyber bullying；traditonal bullying；comparative analysis；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2017-01-2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研究”(11ASH009)

崔宝琛(1993-)，女，天津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D64

A

1008-7605(2017)03-0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