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明

80多年前，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审计风暴，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领导这场红色审计风暴的，就是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被誉为中共首任“审计长”的阮啸仙。

众望所归担任红色苏区首任“审计长”

1933年秋，受党中央的委派，在上海时任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的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风餐露宿，几经辗转，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中心——江西瑞金。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后，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反“围剿”斗争，而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毛泽东在瑞金建立了新型的工农兵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使全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11月7日，举世闻名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啸仙虽未参加会议，但因其在党内久负盛名，加上熟悉了解其情况的毛泽东推荐，仍被大会选为63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瞿秋白等人一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扎在沙洲坝村一座叫元太屋的普通土墙瓦屋里。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就住在这里。屋右侧不远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人；左侧30多米处，有一幢杨氏宗祠，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各有几间耳房，阮啸仙被安排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屋里。

刚安顿下来，阮啸仙就遇上了专门前来看望自己的毛泽东。

早在1923年6月，毛泽东作为湘区的代表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时，就第一次认识了既是大会代表、又是大会筹备人员的阮啸仙。从此，两人结下了诚挚的革命情谊。

“啸仙同志，广州一别，一转眼就10年了，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共事啦！”毛泽东握着阮啸仙的手，高兴地说。

阮啸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尤其是了解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领导人的打击排挤，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一职，但他仍忍辱负重，领导苏区人民开展经济建设，支援红军前线，阮啸仙对毛泽东更是肃然起敬。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附近屋场前来探望的群众。毛泽东拉着阮啸仙的手，向大家介绍道：“你们别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

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几天下来，阮啸仙了解到，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克服了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困难，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组织赤白贸易往来，初步建立了财税金融架构，苏区经济开始出现转机。但苏区日常必需品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仍异常困难。

苏区内部一些情况，也令阮啸仙深感不安。随着调査的不断深入，阮啸仙发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设立财经审计机构形同虚设，财经审计开展不经常，致使苏区财经管理较为混乱。

更令人氣愤的是，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胆大妄为，利用职务之便，涂改账目，假造凭证，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甚至有个别工农出身的干部，官僚习气滋生蔓延，出现了贪图安逸、奢侈浪费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中央苏区财经管理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令初入瑞金的阮啸仙深感忧虑和焦急。

“必须尽快改变苏区财经混乱状况！”阮啸仙坚决地对随同人员说。经过几个昼夜的思量分析，慢慢地，一套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状况的初步方案在他心中有了头绪。于是，阮啸仙将此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确保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必须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工厂的公账……，应当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与工会派代表来审査，每月不要有了结算就放心，工厂负责者与该厂上级机关，应当详细审查结算，在机关及厂矿要真正建立和实行严格的会计结算制度！

“健全审计机构，制订审计法规，规范财经行为，旨在更好地保障苏维埃财经政策的充分执行，使财政收支更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

“只有加紧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地彻底消除贪污现象！”

……

阮啸仙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关于健全完善人民审计制度的建议，也引起了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说：“这种人民审计制度，必须尽快以苏维埃政府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沙州坝隆重召开，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将原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审计委员会”重新组建为直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第一次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组成、主要职责、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阮啸仙也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机构地位的嬗变提升。“一苏大”时，也就是1931年11月，曾在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内，设立了一个“审计处”，职责是“掌管关于总预决算的审核，簿记之检查及审核国家预备之支出、国库现金及存款事项”；1933年9月15日，人民委员会49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中央工农检察部副部长高自力、中央内务部副部长梁柏台、中央国民经济部代部长吴亮平3人兼职为委员的“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二苏大”时，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规定其直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与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并列，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审计体制的重大改革，从先后隶属财政部、人民委员会，到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的决策者们，既是出于对苏区财政经济工作形势的考虑，也是为了建设清正廉洁苏维埃政府之需。

在2月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讨论由谁当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阮啸仙。

阮啸仙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曾与毛泽东、彭拜等人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被誉“广东农头”之一，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被选为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党的经济审查工作。

这样资深的领导干部，当然是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合适人选。在毛泽东的推荐下，阮啸仙众望所归，一致被推选为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有人誉称她是“最早的审计署”；作为首任主任的阮啸仙，自然就是苏区的“审计长”。从一位党的机关经费管理人员，到负责全党的经济审查重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苏维埃共和国领袖们对阮啸仙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建章立制主持起草第一部《审计条例》

1934年2月初，阮啸仙到中央审计委员会走马上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

中执委会议结束的当晚，阮啸仙就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了中审委筹建有关事项，并一起探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审计工作等问题。

“啸仙同志，监督国家财税收支，把好政府收支关口，确保苏区干部廉洁从政，中审委责任重大呀。你在中央负责过党的经济审查工作，在这方面有经验。但苏区与白区情况不一样，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阮啸仙曾在五大、六大期间，专门负责党的经济审查工作。1929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审计处长，在党的经济审查和纪律监督方面，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苏区四面临敌，尤其是面临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要做好苏区的财经审计工作，阮啸仙感到困难确实不小。

考虑到苏区经济困难，条件所限，阮啸仙决定把中审委的办公场地定在自己的住地，并把挑选审计人员条件、近期工作安排等问题，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阮啸仙的安排表示满意，高兴地说：“苏区经济有困难，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办公室只能因陋就简了。”末了，又说：“这次对苏区审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既强化了监督检查苏区财经收支执行的职能，也大大提升了苏区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你就放手大胆地干吧！”

阮啸仙十分感谢毛泽东的信任，坚定地回答：“财经审计关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成败，也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我绝对认真对待，请泽东同志放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确保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审计工作建章立制。他先后拜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高自立、吴亮平等原审计委员会兼职委员，走访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内务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以及国家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数次专程拜访了对法律法规有深厚造诣的时任中央司法部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

由于他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又注重实际，借鉴吸纳，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一份条理清晰、规则明确、程序便捷、操作性强的审计规章，终于草拟完成。

2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审查通过了由阮啸仙组织起草的这份审计规章，并正式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

当天，条例以“中字第2号”命令的形式，由毛泽东亲自签发颁布实施。

这份条例共19条30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它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机关的体制职能、权限范围、程序规则、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审计的表格和簿记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开始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

接着，阮啸仙开始着手挑选审计人员。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斗争、刻苦耐劳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关，并进行严格教育培训。

为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阮啸仙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工作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与此同时，阮啸仙找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请求中央政府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审计条例》的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尽快依法建立审计组织。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关心重视下，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以及瑞金直属县，都纷纷成立了审计分会，并开始有序地开展了各项审计工作。

至此，在阮啸仙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依法审计监督工作，有了一个坚实基础和良好开端。

各级苏维埃领导机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

审计机构组建后，阮啸仙带领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应抓重点，党政机关抓节支，企业单位抓增收！”在审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并决定审计工作应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

鑒于审计委人手少、任务重，毛泽东同意了阮啸仙的请求，批准从苏维埃政府各部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进驻中央各部委机关。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

“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这是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法定职责。阮啸仙率先垂范，亲自带领审计人员，先后检查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属下的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粮食部、工农检察部以及总务厅等“中央各部”的账目，进行严格的经济审计，“并帮助编制预算决算”，促进了苏维埃共和国财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对中央政府各部3月份预算进行审计后，阮啸仙指示工作人员将审计情况形成书面审计报告，及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汇报。

这份由阮啸仙亲自审签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旗帜鲜明地褒扬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问题。

审计报告认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3月份预算审计发现，当月编制的预算都能按照工作实际需要，“详加核减”，“以前随便开列数字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认为“这是预算确立过程中的大进步”。审计也发现，中央各部在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注重改善工作方式、裁减不必要工作人员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审计报告认为，中央各部除新成立的粮食部外，3月份比2月份减少了169人，裁减结果是，“各部门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的情绪比前紧张了，劳动纪律提高了”。该报告还热情洋溢地表扬了中央劳动部从细微之处抓节省的典型：

“劳动部做得最好……劳动部在工作人员方面比经济部多17人，而办公什支的用费却是一样多。劳动部买印（刷）厂里的纸头纸尾来办公，一月只块把钱，灯火有一定的限制，每月减少预算只7元，修理房屋器具自己动手，每日节省一分菜钱，出发工作的，从远来买回比较便宜的油盐，自己种菜养猪，伙食反而较好。尤其他们负责人经常注意经费问题，也能及时举发贪污浪费行为，差不多整个动员做这一工作。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审计报告还严肃指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各部首长，对于预算决算制度，還未有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有的没有配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负责检讨经费问题，单就土地司法内务三部造来的预算上，关于工作人员方面来说，在详细审核时，会计科长算不出这么多人来，总务处长又说那么多，部长说实在没有这么多，即此可见一斑。一般的说，预算决算行政首长是很少过问的，最多是过一过目而已。

二是，阶级警觉性不够。……

三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账，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在这里应警觉我们，提高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四是，各部裁减冗员，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还没在积极方面提高应有的限度。我们要求各部负责同志，决心做出更进一步的成绩，作成全苏维埃模范的领导。

……

审计结束后，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召集部门领导及财务管理人员开会，强调实行编制预算的重要性。各部门领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审计人员的帮助下，普遍加强了相关财经管理，并及时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财务混乱状况得到遏制。到3月中旬再次核查时，各部当月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上月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上月的3678元核减到2831元”，机关开支和人员大大节省减少，审计核查初见成效。

对此，阮啸仙深感欣慰。

“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这是《审计条例》规定的审计工作之重要职责。阮啸仙在审查3月份中央政府预算时，发现土地部使用地主出身的王宗元任会计科长，“在我们突击队发现他的贪污时，他就开小差逃了，几乎被卷去巨款”。审计中，阮啸仙还发现土地部“工作团李某某是被公审过的，在宁化工作时就有贪污行为”，当审计人员审查账目发现账款不符时，“他又报说失掉200多元”……

对此，审计报告在对贪腐分子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对土地部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明知王宗元是地主，而忽视了，将财政权放在他掌握中，使他贪污了且逃跑，这是值得提出来警醒我们的。”

与此同时，阮啸仙指示审计人员，将土地部有关人员涉嫌贪污腐败线索移交中央工农检查部。在这些案件查处中，中央工农检查部借肋中央审计委员会提供的线索，快速核实了贪污行为，王宗元、李某某等贪污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

读完审计报告，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批示《红色中华》予以公开发表。该报是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发行量近4万份，号称“苏区第一报”。于是，由阮啸仙亲自组织和审签的这份对中央政府预算的审计报告，在3月17日的《红色中华》第163期第3版显要位置公开发表，首启了审计结果在媒体公布之先河，并由此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坚持，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树立了国家审计权威。

对地方政府预决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和改进建议

《审计条例》规定，地方苏维埃的预决算列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审计事项”。为此，在审计中央政府部门的同时，阮啸仙扩大了预决算审计的覆盖面，组织开展了对省级和直属县苏维埃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其中，对粤赣省和瑞金县等地方苏维挨政府的审计最具代表性。

粤赣省是中央苏区时属3个省份之一。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3年9月，机关驻地在江西省会昌县文武坝。

在对粤赣省3月份预算的审查中，发现存在问题较严重。阮啸仙十分着急，当即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名义，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预算没有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命令核减省县区乡苏维埃工作人员；预算没有遵照人民委员会节省30%的指示，反而超过2月份的预算；预算编报不及时。审计还发现，粤赣省审计委员会虽然建立起来，但没有“真正的工作起来”，对预算也“未有尽到他的作用”等。

对于这些问题，阮啸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粤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未按命令核减工作人员和开展节省运动，就像“似乎没有接到人委会第一号指示一样”，“这样忽视上级命令，忽视节省一个铜片为着战争的意义，尤其于都的贪污浪费，还未有引起你们的警觉，不能不使我们视为惊奇的事”！

“于都贪污浪费案”，是一件轰动整个中央苏区的贪腐大窝案。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利用职权，强挪公款做生意牟私利，此案涉及各级各部门领导60余人。因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在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无法查处的情况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亲自率工作组，前往于都直接查办。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了熊仙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此案判决及时，在中央苏区引起强烈反响。

在公开信中，阮啸仙重提此案，就是要警钟长鸣，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醒。

对粤赣省的审计工作，阮啸仙也十分牵挂。他在信中特别指出：“省审计委员会虽然建立起来了，还没有根据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和中央审计条例，真正的工作起来。”“希望你们的审委很快地认真工作”。

在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的公开信中，阮啸仙实事求是，谆谆告诫大家，在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节省运动的指示时，千万要防止“机械地或平均”地节省，一切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减少工作人员时，指出大家要“注意某些地方经验”，关键是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纪律，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等。

这次审计推进了粤赣省节省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预决算制度的落实。据《红色中华》报道，“粤赣省苏维埃在节省经济上，自中央审计委员会严格指示后，近来是有些转变了，如办公费下的邮电一项”，“比较二三月份节省了百分之五十六，其余如纸张灯油等都能按照实際的预算实行”。同时，为了积极响应人民委员会节省3升米的号召，粤赣省苏维埃提出了“为节省1000担谷子供给红军”的号召。凡此诸种，可见粤赣省苏前后之变！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直属县，瑞金县落实中央节省指示怎样，财政预决算制度执行如何，将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挥重大影响和示范作用。为此，阮啸仙马不停蹄，指示审计人员，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财政预决算审计。

审计后，审计人员很快起草了审计报告。阮啸仙认真审阅，并将修改后的审计总结，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报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定。这份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为题的审计报告，于当年4月5日，公开发表在《红色中华》171期第3版的显要位置上。

该审计报告认为，瑞金县反贪污浪费斗争“已得到很大成绩”。在节省经费方面，“去年（1933年）10月全县用7466元，今年2月减到4616.1元，节省五分之二强。县苏本身去年12月用2444.2元，今年2月减到749.4元，节省三分之二强”；在裁减人员方面，“县苏从前300人，现已达到104人，有些区从前五六十人，现亦作到大区30人、小区22人”；在节省粮食方面，“县苏本身已有80余人自带伙食”去办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审计报告分析认为，“谁能坚决执行党和政府的正确策略，谁就在各个战线上达到应有成绩”。

审计报告还客观评价了瑞金县的审计工作：“县审计委员会虽然成立了并开始了查账工作，且各区都有经济审查委员会的组织，但在审核预决算上，深入节省运动上，起的积极作用还很小。”同时，阮啸仙对瑞金审计工作寄予厚望，“要求瑞金的负责同志更深刻地从实际工作中补救这些缺点，创造出有效的办法，使瑞金真正成为财政上的模范”。

与其他审计报告一样，该报告也客观指出了瑞金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如区一级虽有决算，而预算由县苏维埃代做；节省运动还没有深入到区乡，裁减人员没有与改善工作方式、增加工作效能结合起来；反贪污浪费教育还应继续深入等。

在反贪污浪费方面，阮啸仙在审计报告中不仅肯定了瑞金县已“追缴贪污款子6000多元”的成绩，更难能可贵的是，对瑞金县预防贪污浪费发生的原因和方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保证贪污现象不继续发生”，就要“把发生贪污的根源，如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豪绅地主阶级恶报性的遗留，与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苏维埃做经济破坏等；和防止贪污的方法，如建立正确会计制度，号召工农学习管理自己的财政，和群众审查监督财政等，来教育广大群众，造成群众运动的热潮”。

阮啸仙的话，犹如一记记重锤，敲击着苏维埃政府公仆们！（待续）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