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锋 赵添意 扶水滨

摘要：中央苏区的民主选举运动是在党的领导及苏维埃政府组织下，专门针对苏区千百万贫苦工农群众寻求自身解放的红色运动。在选举运动中，中央执行委员会统筹全局，负责指导并监督地方苏维埃选举工作，为选举保驾护航。而党和苏区政府也通过赋予苏区群众广泛的政治权利和实际优惠，从思想上乃至物质上激发民众参与选举运动的积极性。此外，选举运动也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健全苏维埃组织、扩大红军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关键词：中央苏区;选举机制;苏维埃政府

中图分类号：D231;D422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5.008

通过三次大规模的选举运动，苏区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参与政权，投身革命。党与苏区政府之所以要开展选举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宣扬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以实际形式给历史上不曾拥有政治权利的民众以实质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也借此选拔苏区人才、健全苏维埃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党和苏区政府是如何为选举运动保驾护航，又通过何种手段激起民众踊跃参与苏区政权，认识这两点有助于从全局上把握中央苏区选举运动的整个流程。

一、以法律形式严格界定选民范围

苏维埃政府是贫苦工农群众的政府，其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封建军阀及豪绅地主对贫苦工农群众的残酷统治。为此，苏区政府以法律形式明确剥夺反革命分子参与政权的权利，将“雇佣他人的劳动以谋利者”“不以劳动，而靠土地、资本盈利为生获者”“商人资本家的代理人和买办”[1]等一切剥削、压榨工农利益的反动分子及其家属剔除出革命政权，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而在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对工农实行民主，给予一切不以剥削他人劳动的民众以最广泛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所规定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凡年满16岁的，只要符合“自食其力”的，无论宗教、性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即“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2]其目的是为了从无产阶级中择选出真正的革命分子，打造真正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二、完善的选举机关是选举运动得以成功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用之指导实践的政党，三次选举运动的不断深入并顺利开展，离不开党和苏区政府制定的国家选举法案的不断完善，其不但为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对选举运动执行和机关的运作作出具體指导和规范。尤其是各级选举机关的设置，不仅对选举运动公平公正地有序进行提供保障，更为选举宣传的扩大和深入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中央层面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发布训令、指导并监督地方选举工作和撤换地方执委之权，其无疑为“选举的终审机关”。[3]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各项细则，包括选举委员会的工作（领导选举运动，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工作，使之了解选举的重要性），选举的手续（选定选举日期，制定选民登记表，实行选民登记，公布红白榜）、程序及选民代表的比例。除了以上基本要求，中央巡查地方选举工作时也会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向选民作报告”，使群众能够“检验政府的工作”，并将选举与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任务如推行公债、成立合作社、扩大红军等紧密联系起来，“使选举热情提高到更高程度”。[1]同时，选举委员会要发动贫民团、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向群众宣传选举的意义，切实增加选举人数，提高群众参与度。此外，严格审查代表成分、考察其工作能力和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如发现消极怠工或贪污腐败分子，应马上将其替换，并规定选举人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4]对选民权利予以最充分的保障。

在地方层面上，省县区三级为间接选举，（市）乡为直接选举。因此，苏区政府在地方设置专门机构，如市选举委员会和乡选举委员会，统筹处理地方选举事宜，并规定其工作是派出代表参加并指导基层选举大会且其代表“一定为选举大会的主席”。[3]可以说，地方选举委员会的设置是整个苏区选举运动得以进行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民众对选举运动的参与热情，本着与民便利的原则，在各村屋、各街、各生产单位召开选民大会和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要将选举提案事先准备好并对群众广而告之，同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经选民群众修改通过，作为正式提案”，[5]以显示民主精神，这彰显了党和苏区政府想让苏区群众自己充当主人翁的意图，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参选热情。

此外，中央对地方选举工作的监察是选举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选举能否正确贯彻党的初衷的关键一环。其不但可以使“苏维埃的最高机关了解群众的情绪与要求”，也可以使党和政府发现基层选举出现的问题并总结经验教训。就前者而言，采取了汇报加巡视两手抓的监察方法，如巡视人员“检查当地选举工作及苏维埃大会的情形”，另规定选举大会工作报告的讨论结果必须“按级报告上级政府”，而群众对政府的意见要一直“送到中央政府”。[5] 就后者而言，如1932年3月，中央对瑞金县的选举工作提出批评，指出其犯了形式主义错误，不但忽视选举运动的领导，而且“没有发动群众批评和检查苏维埃的工作”“ 随意指派代表”，[6]要求瑞金各区县进行改选。此外，中央还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审查一切与选举有关的文件并监督选举过程，保证选举运动的公正性，确保选举运动的万无一失。

三、必要的激励措施是苏区民众广泛参与选举运动的内在动力

早在创建苏区之时，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租赁高利贷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形式，将压迫在苏区群众身上的沉重包袱移去，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工农，亲手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为其参加选举运动解除了后顾之忧，为选举运动的进行奠定了基础。

党和政府的内部激励

党和苏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选举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同时也是能否广泛动员苏区民众的左右手，其对选举运动的态度直接影响着选举运动的成败。因此，对选举工作人员的激励和指导十分必要。为了选举的顺利进行，苏区中央政府组织了南部18县选举动员大会，中央内务委员会、各县也举办了选举运动训练班，对负责选举的同志进行双重政治动员。这不仅改进了选举运动的工作方式，深化了对选举运动的认识，也从组织上激励了领导干部以更大的政治信念投身于对选民的宣传和动员，无疑会推进选民人数的增加、选举高潮的到来。

党对群众的物质性奖励

党和政府为了最广泛地动员苏区群众参与选举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来调动苏区群众的积极性。以物质性奖励为例，在《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中就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部分工作人员有权适当脱离生产、领取生活费，如“乡苏维埃不超过3人”[3]“城市苏维埃不超过19人”，而最多的“省执委会可以最多有90人”。[3]另有《人民委员会命令十九号》规定，生活确实困难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当地政府需发动群众帮其耕种，切实帮其解决家庭顾虑，使其安心工作，且其家属享受购买合作社商品打折和“国税税额，减收半数”[7]的待遇。党和政府正是通过物质性激励吸引了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并以此来动员人民群众中的积极的革命分子参与选举，健全了苏维埃组织。

党对群众的权利型激励

党和苏区政府给了苏区群众充分的政治自由权和监督权，甚至把能否广泛地发动群众批评苏维埃工作、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发表意见作为检查苏维埃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其目的不言而喻。以模范乡长冈乡和才溪乡为例，毛泽东在做调查时发现该地选举委员会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在选举前，乡苏维埃政府人员将候选人名单写到纸上，组织群众在各人名下空白处写下意见“好或不好，官僚，态度消极等”，[8]正确地执行了人民群众对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批评，发动了对候选名单的批评，充分行使了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了选举代表、组建苏维埃是自己的事情。这种充分给予选民表达意见和批评政府工作的权利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参选的热情，其选举工作也最为出色，选民的参与度达到了90%以上。

四、三次大规模选举运动取得的成效

选拔了大量苏维埃干部，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随着选举工作不断推进，选举宣传的不断深入，苏区民众对选举运动的认识不断提高，群众参与度和选民人数也不断增加。这不仅造就了大量新生的苏维埃干部，也剔除了众多隐藏在苏维埃政府中的消极腐败分子，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就如同毛泽东在《今年的选举》一文中所说的，只有把苏维埃政权与选举的相互作用宣传到群众中去，使群众清楚明白苏维埃政权是保护工农群众的政权，是镇压反革命的政权，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政权，而政权的好壞取决于其工作人员的革命信念和能力大小，只有苏区民主踊跃参加选举运动，把“一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9]才能保护、巩固、发展苏维埃政权。在此基调下，苏区群众参选热情空前高涨。

此外，在党和政府、人民群众三方面多重监督下的选举运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是选举委员会的审查机制，选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不仅成功地将“暗藏在苏维埃机关的坏分子，大批的被洗刷出去了”，[9]而且扩大了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加强了党和苏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使苏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另一方面，通过民主选举层层选拔、又经过政府和人民检验合格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其坚定的政治信念、较强的工作能力无疑会对苏区各方面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壮大了红军队伍，支持了革命战争

为了动员广大苏区群众加入红军、支持革命战争，党和政府择选了一大批有革命热情且工作能力出众的选民代表负责基层组织工作，如耕田队、粮食合作社、优待红军委员会、慰劳红军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等。特别是在党要求的“要运用一切组织的会议，如选举选民大会，来进行经常扩大红军的工作”[10]的工作方针指导下，苏维埃干部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选民大会，与群众谈心，使工农群众认识了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的重大意义，基层组织也因此成为了发动和进行扩大红军工作的地方。如瑞金仅仅两个月，“就扩大红军1218名”，[10]成为了扩红的典范。再如长岗乡和上下才溪，经过基层干部的动员，长冈乡青壮年男子（16-45岁）共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和做工作的320人，占79%;[8]上才溪554人，出外当红军419人;下才溪全部青壮年765人，出外当红军420人。[8]倘若没有基层组织的深入动员，怎会有如此壮大红军的景象。党和政府通过选举运动，牢牢地将苏区群众与苏维埃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苏区群众意识到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保卫自己的政权，有力地支持了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7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893，972.

[2]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10.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32，188，147，153.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3.

[5]（原载《选举运动周报》第一期）厦门大学法律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131.

[6]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N].红色中华（第十六期）第五～六版，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

[7]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十九号-为政府工作人员减税问题[N].红色中华（第三十一期）第七版，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7，341，342.

[9]毛泽东.今年的选举[N].红色中华（第一〇八期），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10]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N].红色中华（第三十四期）第二版，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责任编辑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