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

[摘 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科学、美国环境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消费文化盛行，20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新社会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口激增及能源资源危机，促成了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考察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演进，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

一、美国环保运动的历史回顾

美国环保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而资源保护运动与当时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严重的生态破坏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是一个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美国能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西进运动促成了美国的崛起，但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这些都促成了资源保护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贯穿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始终，在移民西进的过程中，“他们清除了土地上的自然植被……他们差一点砍光了从大西洋畔一直伸展到大平原区的一望无际的硬木森林；他们杀死了绝大多数为捕兽者所遗漏的野生动物；他们还使一度清澈的河流中填满了从被侵蚀的田地上冲刷下来的泥泞。但更严重的是：他们毁坏了土地本身”①。这场被标榜为征服大陆的美国西进运动，造成了自然的严重破坏。“19世纪美国开发利用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和水资源的经历，是有史以来最狂热和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②。到19世纪末，美国开拓大陆边疆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已经意识到自然和荒野的价值，并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890—1920年，美國兴起了资源保护及荒野保护运动，它是美国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高峰。所谓荒野，是指纯粹的自然，是指那些未曾受人侵扰、应该予以保留而不进行开发的地方。美国在自然保护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创建的一些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大多是一些自然奇观，但国会批准建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并“不在于自然保护和荒野保护”③，只是因为“它被看成一件值得放到博物馆的古玩，可以供人们观赏”④。1872年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此后建立的国家公园还有阿迪朗达克国家公园（1885年）、约塞米蒂国家公园（1890年）、红杉国家公园（1890年）、雷尼尔山国家公园（1899年）、火山口湖国家公园（1902年）等①。1933—1943年被视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第二个高峰。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自然灾害不断。为摆脱经济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颁布资源保护法、以工代赈、植树种草、兴修水利等等。其中，成效最为卓著的是对田纳西河流域的综合整治，对美国大平原尘暴重灾区的治理，以及在西部兴修的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环境正义运动对美国的环境政策及环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各级政府机构向环境公正努力前进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对美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的权利逐渐得以确认。在利奥波德（Aldo Leopold）那里，大地具备了伦理资格；在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汤姆·雷根（Tom Regan）那里，由动物解放发展到动物权利。

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领导者避居美国，带来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③。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注入了一定的活力④。19世纪50年代初，以约瑟夫·魏德迈（Jose Pheydemeyer）为代表的国际工人运动革命家开始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种种渠道特别是通过流亡和迁居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传入美国，在美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⑤。19世纪60年代后期，弗里德里克·阿·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建立了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即共产主义俱乐部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才得到真正发展。19世纪70年代，第一国际在美国的三个支部合并为第一国际北美临时中央委员会，它对北美无产阶级的联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世纪80年代初，北美支部转入美国工人党，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92年，希拉俱乐部在美国成立，主要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到19世纪末期，美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林业部和土地管理局等机构，来管理国家自然资源。1905年，非政府环保组织奥杜邦协会成立，但此时的环境保护主要属于自然和资源的范畴，且是个例。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美国工人阶级成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在鼎盛时期占据全美19.7%工会的领导权，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但美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工会三者各自为政。美国共产党遭受党内派系争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美国当局敌对政策的压力和侵扰。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麦卡锡主义⑥盛行，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没有真正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运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发展的根基，导致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美国经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后，经济繁荣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工人阶级本身的革命热情也随之减弱，美国工会最终演变成工联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劳工代表。人们沉浸在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中，忽略了工人阶级的不幸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美国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走向灭亡，反而表现出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因此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从不同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试图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科学、美国环境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发展的新阶段。

21世纪初期，生态危机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问题，相应地，人类生存、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问题不再仅为精英群体所讨论，而是被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们所关注。这要求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价值观和国家制度进行反思，正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Ⅲ）所说，当代哲学要对社会制度和生态危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研究。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和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希望重掌国际环境事务大权的大国主导意识，以环保的名义既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又与其他国家进行生态博弈。美国是世界上最浪费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环境保护上强烈地把矛头指向资本的掠夺。美国之所以成为21世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阵地，不是因为该国生态问题解决得好，而是因为它不如其他发达国家如北欧国家解决得好。正因为美国做得不好，才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的抗议。据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言，正是看到了家乡森林被大量砍伐，它才特别关注生态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常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冲突，美国为了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能力，对贫穷地区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掠夺。

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消费文化盛行，20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新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口激增与能源资源危机，促成了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消费文化盛行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奉行中立主义，向协约国出售战争物资，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此时美国国内生产力发展还很不充分，以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首要目的的生产仍占主导地位，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还未渗透到美国的各行各业，自然资源还未被大量开采，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还不十分激烈，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投入生产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但也带来消费主义盛行，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灾难——自然资源被大面积地开采。资本家们重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带来的利益，忽视了滥用科技之后出现的高生产和高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威胁人类生存的不良后果，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逐渐渗透美国各行各业。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资本家大多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手段压榨工人以获取巨额利润，美国的利益集团通过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廉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资本积累，美国由此迅速崛起。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迅速掌握了瓜分世界和积累资本的主导权。二战后，美国为保持国际优势地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新的科技革命和消费主义一方面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享受，颠倒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威胁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发展。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科学技术相互倚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快速发展的经济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资本家们往往只重视科学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滥用科技导致的负面效应，如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科技在资本主义使用过程中，只满足于人对自然的无情征服，而忽视了滥用科技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产生了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生态危机也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日益加剧，成为阻碍全球发展的桎梏，引起了美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W. Wolse）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①而生态问题“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时期所凸现出的各种历史问题之发展的顶点”②，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和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导致世界各国面临着生态灾难。芭芭拉·沃德（B. Ward）和勒内·杜博斯（R. Dubos）感叹道：“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③积极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动因之一。美国过程哲学家斯蒂芬·劳尔（Stephen Raul）认为，美国过度地痴迷消费主义、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使其正在被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所毁灭。“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他们所关心的唯有自己的物质幸福，即便自己的道德幸福和精神幸福也无暇他顾”④。“极力减少消费，生活越简单越好”的观点如果走向极端，就不仅反人之生物性的一面（因为人必需一定的消费才能生存），而且有反人之社会性的一面（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消费需求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美国经济矛盾发展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

（二）20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新社会运动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群众运动发展的产物，是在“新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孕育的，是在绿色运动和绿色组织的小环境中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由于大力拓展世界市场、大量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削减税收和刺激投资，使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新社会运动，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弥漫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想，强调为了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要重构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口激增、能源资源所引发的危机，更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问题。

20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的新社会运动，引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开始审视人类和环境的关系。人类生态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学者从人的生物属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和环境的关系问题，阐述了人类生态学的一般理论。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问世，这是人类关注自然环境的首部著作，首次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该书以经济和自然的关系为视角，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联系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滥用化学药剂的行径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毁灭性灾难，强烈呼吁人类走出征服自然的恶性循环。针对资本主义为了眼前利益而滥用科学技术（如除草剂）的做法，作者呼吁人们理性地使用科学技术，否则将陷入生态失衡的泥沼之中。这一理论得到了各国民众的认可，使人意识到技术的使用不能只顾短期利益，还要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本书震惊了全世界广大民众，引发西方大规模的生态运动。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Al Gore）曾这样评价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犹若狂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①

（三）20世纪60年代末年代美国人口激增与能源资源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美国近3亿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大约25%的资源，有限的自然资源与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之间出现断裂。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急剧增加，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类高度重视人口、技术、资源、健康、城市、社会组织等问题，注重生态经济学研究。1970年4月5日，美国爆发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3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世界地球日”由此得到确立。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场运动有一万多所中小学、两千多所高校和30多万居民参加，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议员都到各自的选区参加活动，美国国会被迫休会。这一活动推动了世界各地环保运动的兴起，生态经济学这一学科由此日益受到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重视，美国学者开始研究人类生存、生产资料、居住环境等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推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把公众的目光引向对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关系的关注，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西方世界发出关于人类困境的预言，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至此，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和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围绕经济稳定增长、人类需求和生态保护三者关系的当代生态学逐步形成。“当本世纪开始时，无论人类数量还是技术都没有力量急剧地改变地球上的各个系统。但在本世纪终结时，不仅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已具有了这种力量，而且许多非故意的但是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变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和我们当前进行评价和建议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它使许多正寻找办法把这些事情纳入政治议程的人深深地忧虑”②。当人类为征服自然取得的胜利欢呼时，却发现被改造的地球似乎不适合人类居住了，被人类改造了的自然环境滞后地影响了改造它的人类。以学者个人、国际学术团体、国际组织为代表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和《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三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代表从专业、全球和政治角度，考察了地方的或全球的环境现实状况及未来的人类生存环境，反映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受关注和被认识的广度和深度。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第一个人类环境宣言《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Only One Earth：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此次会议不仅使当代生态学逐步发展成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大有前途的学科，而且标志着环境问题正式上升为国际议题，拉开了国际环境外交的序幕。为了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诞生10周年和应对全球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成员于1982年发表了《内罗毕宣言》，使人类生态学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科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使环境保护这一议题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到20世纪末，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等问题不再局限于少数人的头脑中，而是渗透到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三、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演进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庞大的学术团体，出版了许多著作，创造并发展了一些新概念。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ce）、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保罗·柏格特（Paul Burkett）等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一）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萌芽期

重视生态危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绿色运动的结合，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萌芽期的显著特点。

1.重视生态危机

19世纪50年代，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提出世界存于原野、人和大自然属于同一个统一体的观点。19世纪60年代，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出版《人与自然》（Human and Nature）一书，呼吁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20世纪初，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出版《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一书，提出要加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国有森林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环境理论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Sand County Almanac）中提出人类要爱护自然。他们的观点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了指引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通俗著作《寂静的春天》和唐奈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教授的《增长的极限》等专著的问世，把生态问题引入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之中。《寂静的春天》所列举的人类滥用除草剂和农药给动植物和土地带来的破坏性恶果，震撼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不能不考虑生态，短期的获利可能带来持久的损害。书中所描述的人类对环境及自身的生物学损害，唤醒了公众的环境危机意识。此后，随着人口剧增、资源紧缺、物种锐减、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生态运动迅速兴起并发展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中最具活力和占主导地位的部分，掀起了全球性綠色浪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前后，生态危机越来越被人们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处于滞胀时期，人口大量迁移，资源被过度开采，环境状况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紧张，各种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环境破坏造成的“八大公害”①事件震惊世界，环境问题被作为总体性的危机纳入美国的政治会议议程，社会变革的呼声开始一浪高过一浪，产生了绿色运动。梅多斯提出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控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实行稳态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观念日益受到众多美国学者的关注。

2.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绿色运动的结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运动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旨在通过变革经济和政治制度以打破权力垄断，建立与地方环境相适应的新的权力机制。绿色运动要建立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的一种共生意识，让整个生态系统能正常运行。绿色运动认为，转变已经造成当前生态破坏的人类价值观和行为势在必行，应当确定一种适于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模式。波特·温纳（Porritt Winner）认为，绿色运动是反对工业污染、资源掠夺的新社会运动，它主张构建一种适于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社会制度。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绿色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政治斗争。经过短期发展，绿色运动很快成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主流，在全球生态政治学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20世纪末绿色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绿色运动理论的可操作性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受到置疑，影响力日趋减弱。第一，曾占据主流的“世界末日”生态政治观念已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思想所否定。人们认为，只要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就能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自我修复。这种“合理规划、自我修复”的举措，使人们看到了和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希望，打消了支持绿色运动的激进人士的积极性，削弱了绿色运动的变革力量。第二，生态危机使对制度变革问题的讨论演变为对资源管理问题的探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改良体制、发挥管理的灵活性和合理性等优势来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环境风险的评估已经涉及居住质量、生物多样性、人身健康和整个生态系统循环等指标，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生态环境的质量视为唯一的评价标准。第三，人们支持绿色运动的政治行动的积极性日益降低。绿色运动因放弃了审视整个社会的全局视野而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成为短期的、周期性的针对某个议题的特定抗议行动。绿色运动已不再承担社会变革的号召者的角色，不再担负解放社会和解放人类的重任。绿色运动的行动方案从当初变革社会的政治诉求转变为理论口号，人们对其已经失去了耐心。刊登在《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1995年第10期上的一篇文章，把绿色运动描述为一种追求健康生活而丧失了政治斗争话语权的民间运动，作为一种曾经拥有强大政治感召力的绿色运动正处于迷惘阶段，需要一种关于如何变革社会和解放人类的理论指导。

绿色运动的发动者基于绿色运动的现实需要而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给出了明确的解答，指出自然界不再是人类的支配对象，人们应按照社会的总需求而不是资本积累的需要来开采自然资源，人类与自然界应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运动中找到了现实的生存土壤。奥康纳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考虑全人类解放的时代，未预料到生态环境会恶化到今天这种程度，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进行更新是很有必要的。這也意味着，要将目光从全人类的解放转向于对自然的解放的关注，告别过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①。

（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期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倾向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自然的权利逐渐得到人类的承认。从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赋予大地伦理资格，美国动物权利理论的哲学家汤姆·雷根倡导尊重动物权利，到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提出“环境伦理”概念，经过这样前后相继的批判和超越，环境主体的价值得以确立；再到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kkchin）、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这预示着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拉开了发展的帷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期。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以生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内部改良，是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期的标志。

1.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从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一方面借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理论，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如下批判：

第一，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美国的快速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的预言也没有实现。因此，要从生态危机入手来分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应该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奥康纳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大多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现在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不断通过政策的改良来缓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以生产不足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革命的途径。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为人们提供了比以前更为舒适的物质生活；资本家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削弱了工人阶级对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热情；资本主义的生产专业化强行对劳动者进行分工，把工人安置在某个固定的生产线上，限制了工人阶级其他能力的培养。这些因素削弱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否定通过革命途径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但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组织或生态联盟视为革命斗争的主体，认为当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一些生态组织将自动地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体，进而有组织地参与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组织具有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潜力，如有机化农场和社区环保志愿者服务队等①。

第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因其专政式的政治体制而导致极端腐败，还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公民应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将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变革为以解放人类和解放自然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指出，仅靠地方上的政府规划是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的，区域内部、区域和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之间的协作是必需的，应该抛弃专政，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化的政治形式，进而形成国际间的民主联盟。

2.以生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内部改良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后果，必须进行以生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内部改良。这种变革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平衡的社会，即保持人口的稳定、减少整个生产过程中物质的总耗费，把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提前预防优于补救，认为社会应该积极地调节环境，控制生态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以保证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如乔尔·克沃尔主张恢复自然的使用价值，让自然摆脱受压迫的状况；奥康纳强调保护第一的理念，指出自然的自主性，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然，自然也在自我改变和重建；福斯特提出构建新的生态文化，超越剥削自然的生产方式，建立生态多样性的世界。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设想的以生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内部改革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无止境地追求超额利润，将获取的财富用来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积累资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不断循环的资本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围绕利润或剩余价值进行生产，资本家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保证资本在不间断的循环周转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扩大的生产规模又加大了对生产原材料的需求，进一步加深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程度。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性。

（三）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期

全球气候变暖是困扰世界的难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恶果。但一些发达国家拒不承认生态责任，比如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上签字，21世纪的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此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本性、全球化、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分析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的可能性，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

1.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的可能性

21世纪初，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存在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而且存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这对互为因果的矛盾，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界不仅是资本家获取生产原材料的基础，更是资本家掠夺的对象；像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样，资本也剥削着自然。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原材料的供应地和产品的输出地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资本大量积聚的城市和资本缺乏的农村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导致生产资料的不合理流动，原材料的供应地为了换取资本而不得不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破坏了自然环境。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联合发展。这里的联合包含生产力发达的城市和生产力落后的城市，生产成本高的国家和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造成了如下后果：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徙，使得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人口逐步减少、土地荒芜；南部国家人口向北部国家迁移，人口分布不均匀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大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采购原材料，使劳动力成本低廉地区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在现有体制下很好地保护环境，但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却有可能解决生态危机。

奥康纳指出，苏联为了发展工业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许多种类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浪费甚至灭绝，其发展所带来的恶果并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少。20世纪50年代晚期，赫鲁晓夫号召的全民垦荒运动虽然增加了农作物播种面积、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但忽略了这一运动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导致该地区沙尘暴肆虐，影响苏联居民的正常生活。奥康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官僚所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全社会的公有制。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学主张自然内部、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要合理地进行物质交换，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计划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调节，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是有必要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和生态学相结合，是因为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内含环境保护思想，生态学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理论走向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首要目的，减少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降低了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奥康纳由此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优势能随时调整其生产关系，保证它与生产力相适应，摆脱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对人们的奴役，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而生态学可以保证社会的生产条件免遭破坏。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应该把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视角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作为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的、有活力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既重视人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又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技术异化、消费异化进行批判，旨在建立一种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同步、有利于人类居住的绿色社会，这种社会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宗旨。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走出生态困境的最佳道路。

2.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紧紧围绕生态这一核心议题，把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分别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与文化批判引向生态批判，探索新时期如何建设新模式的社会主义。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多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了应对当前紧迫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建构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克沃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保护环境上作了一些努力，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污染，为了克服生态危机，需要贯彻生态化的生产原则。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持续性，大部分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走“红色”与“绿色”相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建立适度增长的经济模式。他们认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为重要，要把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自然资源的可承载力结合起来；要在尊重自然和承认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未来社会的经济是以遵循生态法则、分配合理、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真正目的的。第二，不反对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他们反对舒马赫的“小规模的分散的”发展模式，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国都面临着资源有限性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旨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們主张建立一种大多数公民在各个领域都有话语权的新民主政治体制，采取社区和城市全覆盖、区域和国际相联系的方式，提高民主自治和民主参与的程度。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为了免受生态灾难、与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竞争，生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合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也需要这种合作。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工人阶级在实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中要把工人运动、绿色运动和女权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整合起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为，要彻底地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入手，并在革命领袖的带动下自觉地组织起来。但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怀疑被剥削阶级的主体意识与阶级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担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已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因为工人阶级越来越被资产阶级创造的虚假消费所奴役，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也越来越灵活。20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社会结构状况又证实了他们的预测：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带来了较为舒适的物质生活，第三产业工人比例攀升，工人阶级规模不断缩小，日益依赖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克沃尔主张，以生态理性的教化手段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整合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分歧，让他们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暴力革命。

美国之所以成为21世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轴心，并不是因为它妥善地处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它不如北欧等其他国家或地区解决得好，从而引起美国一些学者的关注，同时这些学者研究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