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成

[摘 要]怀特海的环境生态思想最早为生态思潮所重视，他的有机宇宙论为环境运动提供了一种“深生态学的世界观”。他的环境美学思想，诗意与哲理交融，广度与深度共进，从自然界创造性生成的生态关联揭示了环境与机体相互包容的统一性，从发生达成态揭示了环境的审美价值，指出使环境成为“进化机构”的道德原则，还在对“环境固定论”的批判中提出了环境进化的观点，这些思想体现了审美思维与生态思维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怀特海；有机哲学；环境审美；生态合作；宇宙参与

一、环境运动的深生态学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的环境美学思想，很早就受到生态主义者的重视，他因此被看作是重要的环境生态学思想家。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和过程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就说：“环境主义是一种追求世界观的运动”，“我的判断是：怀特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欲提供环境运动所需的那种世界观。我相信，那是一种这样的世界观：它是深生态学的；它是很实际的，意思是他为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指导；它是值得信任的，因为它是一致的和相对充分的，至少他不是明显错误的；它可调节不同见解之间的矛盾（这正是证明它的相对充分性的证据之一），能正确对待这个见解中的真理成分”①。怀特海的环境美学思想确是建立在有机宇宙论这一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也是这一世界观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系统论述其有机宇宙论的著作《过程与实在》和《思维方式》中，怀特海的环境美学思想更是进一步与其有机宇宙论融合在一起，获得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学理内涵和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并表现出诗意与哲理交融、广度与深度并进的思维特色。

日本学者田中裕指出：“怀特海的哲学以宇宙论的方式展望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问题——地球环境危机。”②怀特海认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在对个别事物进行深入探究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其复杂的关联，忘掉了事物存在的具体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因而造成思维上的抽象，并因此限于狭隘和片面。他说：“科学实践也是建立在关于省略的同样特征的基础上。为了精确地进行观察，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观察上，撇开一切与经验的方式无关的意识”，“由于一切事物都是相关联的，任何忽视了某些事物的体系都必然受到这些局限性的损害”③。正是这种违背了世界存在的有机性和具体性的思维方式，把环境割裂成碎片，毁灭了环境整体性所具有的价值，特别是其本来的审美价值。怀特海從被科学的抽象思维和实践掩盖和破坏了的审美价值中，揭示宇宙世界本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而这种有机整体性又正是世界的生态性质之所在。这样一来，它的环境美学思维实际上就是环境生态思维。因此，两者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

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内在地与宇宙自然的整体密切关联。怀特海的环境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他以自己的有机宇宙论为环境问题提供了深刻而切实的世界观，即一种“深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在他的有机宇宙论中，生态思维与审美思维高度统一和融合，其环境生态观念中也就贯穿和渗透着环境美学的思想。从这个具有深邃生态学底蕴的有机哲学出发，它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环境生态观念。

二、落日之美与查林铁桥

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以落日之美的失落和查林河湾的铁路大桥对环境美的破坏两个实例，表达了他对工业化和科学研究抽象化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殷忧。

当怀特海主要在“对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个题目下论及环境问题时，他直接针对的是17世纪以来工业文明造成的社会后果而言的，逐一检视了17世纪到19世纪科学发展对人类思想、道德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他特别指出，科学的抽象性研究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忽视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正如田中裕所说：“在怀特海那里，每一个活动性的发生‘在哪里发生，探究其场所具有的源始性是重要的课题。”①环境是“处所”的具体表现，怀特海给环境问题以特殊重视，乃是理所当然。在怀特海看来，“外部实在的意义（就是说作为现实事物世界中的一个现实事物的意义）是由审美意义所赋予的。这种经验要求肯定任一经验境域的有限的直接性之外的关联。如果在这种境域中未能自觉地分辨出这种意义，那这种境域就太坏了”。人们出于价值关切而自然产生对于重要性的意识，而“重要性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非我们的软弱的想象力所能及。但是，任何经验因素中审美的重要性具有它的直接当下的存在之外的证明。自我享有一种超出它本身范围的重要性”②。显然，对审美价值的肯定在怀特海的哲学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外部实在的意义（就是说作为现实事物世界中的一个现实事物的意义）是由审美意义所赋予的”，足见审美价值对于现实世界存在的“重要性”及世界生成创造的价值是何等重要。他说：“任何经验因素中审美的重要性具有它的直接当下的存在之外的证明。”这就是说，由于“直接当下的存在”往往只是实用功利的，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审美的重要性，而审美价值往往是存在于这种直接有限性之外的联系之中。由于无视存在本来就有的审美性价值，人们就自以为是地以为审美的价值还得人为地去赋予。

怀特海指出：“在单纯实践的人那种粗鄙的专业化价值与空谈的学者那种微弱的专业化价值之间还有另一种东西存在，这两种人都是缺少某种东西。要是把这两种专业化价值加在一起，也得不到所欠缺的东西。缺少的东西是对一个机体在其固有的环境中所达成的各种生动的价值的认识。例如，你理解了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的一切问题，你仍然可能遗漏了太阳落下时的光辉。对事物在其实际环境中的具体达成态的直接认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③这就是说，当科学对自然进行分解式的研究时，就把本来存在于自然原生的整体关系中的美给瓦解和抹杀了。所谓“事物在其实际环境中的具体达成态”，乃是事物在其自我发生过程之中原本生成的具体形态，比如“太阳落下时的光辉”就是这样的形态。这种发生态本来就是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等多样的因素相互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是自然天成的审美性质。因此，即使把这多样因素分别研究得再清楚，这些相互分离的东西也不可取代多因素综合造成的晚霞之美。对于有机体来说，其所处环境的整体“发生态”具有各种生动的价值即各种审美价值，在这里，环境的自然整体性与其审美价值融为一体。这种价值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些美昭示了环境与人的原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关系。

而当人们为了实用的需要去改造自然时，轻易就会忽略环境的整体性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甚至会把丑强加给自然。怀特海举例说：“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中，艺术被看成一种儿戏。19世纪中叶，在伦敦就能看到这种思想的惊人实例。优美绝伦的泰晤士河湾曲折地通过城区，但在查林十字路上却大煞风景地架上了一座铁路桥，设计这座桥时根本没有考虑审美价值。”针对这个事例，怀特还指出：“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①怀特海说的“每一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就是以和谐为核心的审美关系。所谓“环境的内在价值”，也是与其中的有机体相和谐的生态价值，由此造成的环境的审美价值是必须纳入对终极目的的考虑的。

从怀特海对上面两个实例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他极为重视自然整体性中原生的美作为人的环境的生态价值。环境审美价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在其生态思维中占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地位。还是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就指出，在事物的演化过程中，“演化问题是价值持续形态的持续谐和和转入超出其本身的较高达成态的发展过程”。由于谐和就是美的本质所在，因此，“审美的达成态交织在体现过程之中。一个实有的持续代表着有限审美成就的达成态”②。尽管他可能是一种“审美的失败”，但也是走向更高审美成就的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曲折。

三、有机哲学与环境生态

怀特海的环境生态思想绝不仅止于对环境之美的呼唤。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抽象思维对环境之美的抹殺，在根本上屏蔽了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融为一体的生态关系，屏蔽了环境的生态性质和功能。他认为，要认识环境的生态意义，需要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论以及新的思维方式。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怀特海就开始从有机哲学（即机体哲学）来解释环境的生态性质及其内容。

在怀特海这里，世界的机体性质乃是认识事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前提。在论述19世纪的科学时，怀特海指出：“科学正形成了既非纯物理学，又非纯生物学的新面貌。它变成了对机体的研究。生物学是对较大的机体的研究，而物理学则是对较小机体的研究。”③在此基础上，怀特海用“事件”和“现实实有”取代了“物质”概念的地位，用具体存在否定了“简单事实”和“抽象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从而把现实世界从宏观到微观都看作多样统一、具有内在自我调节机能的机体存在。在这个他当时还称之为“有机机械论”的视线下，事物与环境之间就不再是截然分离的了。

怀特海在论述事物在世界的演化过程时就指出：“事物持续性的意义在于它自己保持住自为的有限达成态。持续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阻碍的和不可入的；它在环境中显示自己的位态。”这是说，具有持续性的事物都有自身的统一性和规定性，有一个有限的与他物分隔的存在形态，可以把它从环境中明确地区别开来。怀特海接着说：“但它并不是自足的。所有事物的一切位态都参与到它的本质中来。它只有把自身所在的那个更大的整体汇合到它本身的界限中才能成为其自身。反过来说，它也只有在本身所在的环境中安置自己的位态，才能称其为本身。”①这就是说，事物之所以具有它现在的位态，乃是其环境所造就的，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与其环境之间发生关系的存在物。尽管我们把事物所处的“处所”称为环境，但是事物并不与环境分开；事物在环境之中，环境也在事物之中。事物与环境的这种同一关联，就是世界的有机整体性的表现。

17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繁荣而兴起的，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科学唯物论”把世界看作“物质”的存在，造成了物质与精神、事物与价值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怀特海看来，人们之所以忽视环境特别是无视环境的美学性质，除了片面抽象的物质功利主义的原因外，其思想上的原因就是这种把物质与精神分隔开来的意识，以及由此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物质与价值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祛除这种分离论，而把世界看作有机整体的哲学就可以克服这种分离。他说：“另一种科学哲学，其中机体代替了物质。为了这一目的，唯物论中的精神便分解成了机体的机能。心理领域就表示着事件的本质。”这就是说，精神并不是与物质隔离的存在，而就是机体作为事件本身的性质所在。怀特海此时用“事件”取代了传统的“物质”概念，从而也用“关系”观念取代了“实体”观念。在事件中，物质、精神和价值在相互的关联中不再分离。在事件的绵延和广延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讲，便是事件发生的场所”。这个“场所”作为有机体存在其中的环境，它与存在其中的机体的价值密切相关。怀特海说：“机体是一定形式的价值的体现。某种实际价值的发生要依靠对调和各种不同意见的限制。因此，事实上，事件本身便由于这种限制而成了价值。”②这就是说，机体作为主体要在各种可能的“意见”即需要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受着环境所提供的条件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就决定了事件所体现的生成性作用及其效果，这就是它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就是所谓的生态价值。

怀特海认为，19世纪科学最伟大的成果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进化论出发，怀特海从自然事物创造性生成的连续性来阐明有机体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他认为，传统的唯物论解释不了自然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性，“如果你把资料（按即物质）看成是基本的，那么持续性便是自然秩序基础上的一个武断的事实，但如果你把机体看成基本的，那么这性质便是进化的结果”③。而在机体的进化中就包括环境的影响。这是因为，作为现实实有的事物，或者说自然客体，本来就是在对别的永恒客体的包容即摄入中生成的，并且在包容的因素和结构的变化中超越自身而有所进化，实现其创造性。这个持续的过程就是包容本身的扩展和调整的过程，其中当然包括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和作用。任何自然客体的进化都离不开环境的作用，它们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专门论述了“有机体与环境”的问题。他指出：“有机哲学认为，‘有机体概念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在理智上又可以分不开的意义，那就是微观的意义和宏观的意义。微观的意义是有关一个现实机缘的形式构成的，它被看成实现个体的经验统一的过程。宏观的意义是有关现实世界的既定性，它被看作顽强事实，对现实机缘给以限制同时又提供机遇。”④这就是说，在微观的意义上，有机体作为现实机缘即现实实有，是“多”个永恒客体合生而构成的个体形式之“一”，是一个实现内在多样统一关系的过程；在宏观的意义上，它作为既定的、顽强的事实，而成为现实机缘的环境，对其构成和存在加以限制，同时也为其创造性生成提供机遇。在这样一个微观与宏观结合的存在中，有机的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也是有机的。任何现实机缘作为有机体都生存于同样是有机体的环境之中，环境对于它，既是其之所以具有如此个体形式的原因即“限制”，又为它作为“超体”的自我生成提供可能条件即“机遇”。这个环境，就是内在地具有生命的创造性本质的有机体。离开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事物的有机性是不可思议的。

在《思维方式》中，怀特海继续批判了旧的物质观念中对物质的实体性理解。他说：“新的观点完全不同。基本概念是活动和过程”，“自然界是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的舞台。”①他还提出“能”的概念来阐释事物与环境的关系，指出：“现代观点是用能、活动以及时空的波动微分法的名词来表达的。任何局部的震动都会动摇整个宇宙。距离的作用虽小，但却存在。物质的概念预先假定着简单的位置。每一块物质都是自身包含的，都处于一个具有一种波动的、静止的空间关系之网的部位中，都缠绕于一个无限和永恒的统一的关系体系之中。”环境不只是缠绕着物质，而且是与环境互相进入、互相交融在一起的。怀特海进一步指出：“根据现代观念，我们称之为物质的缠绕群已融入其环境中。分离的、自身包含的局部的存在是不可能有的。环境关系到每一事物的本性。”②正是由于机体与环境这种相互缠绕而交融共生的关系，注定了环境对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生态价值。说每一个事物“都缠绕于一个无限和永恒的统一的关系体系之中”，这其中对世界的有机性的描述，体现了极其深邃的科学眼光和哲理洞见。

环境的生态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怀特海特别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在他看来，环境的审美价值并不是人为地附加到环境上去的，而是环境本来就有一种“发生态价值”，是与环境的生态价值相统一的。有机宇宙论认为，现实世界是“多”创造性地合生为“一”的过程，自洽与和谐是这个包容合生过程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实有作为主体秉承宇宙的创造性本质而创造着新颖性，增强着和谐的强度。现实实有及其世界作为发生达成态原本就是美的，本来就具有审美价值，日落的美和查林河湾的美就是这种发生态价值的具体表现。而近代科学把物质变成孤立的实体，遮蔽了事物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相互连续和包容的关联，也就看不到事物具有这个生成过程的整体赋予的价值。由于这是在事物现实发生中获得的价值，所以叫作“发生态价值”，而审美性质就是这种价值的基本内涵。由于“物质”实体化，那些没有为人所利用的物质（自然的物质和作为艺术媒体的物质就是这样的物质），就被看成没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眼光中，甚至连天国也失去了上帝的光辉。因此，“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质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③。正因为如此，怀特海在论述环境审美的生态意义时，就特别关注使这个已被袪魅的世界重新复魅。

四、生命本质与环境转化

机体作为生命存在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问题的轴心。怀特海批判了那种把自然与生命截然分开的观念。他说：“我所主张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把自然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当做‘真正实在的事物结构中的根本要素，那二者一样是不可理解的；而‘真正实在的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各自的特征构成了宇宙。”他又说：“我们要求用自然界和生命的融合来弥补关于物质自然界的概念中的缺陷。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求生命概念包含自然界的概念。”①这就是说，宇宙就是生命与自然界融合而成的，自然界就有生命，生命就在自然界之中。这种把生命与自然界相融合的有机宇宙论，对于理解怀特海的环境生态思想至为重要。

怀特海认为，要深入认识生命与环境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深入认识生命的本质。怀特海以其在《思维方式》中系统论述的“创进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是怀特海的环境哲学中最具特色也最深刻之处。

怀特海的有机宇宙论，把现实世界看作一个“多”合为“一”的过程，创造性是其根本性质所在。质言之，创造进化就是宇宙生命的本质，当然也是有机体的生命本质。怀特海还说：“按照这种理论，生命之向未来转化属于宇宙的本质。”②顯然，怀特海不是只从现在时态看事物与环境的关系，更是从现实向未来生成的过程来看待它。他反对把自然界看作静止的事实，认为即使是在没有绵延的某一瞬间，这种看法也是荒谬的。他说：“离开转化就没有自然界，离开时间的绵延就没有转化。”③自然界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在自然界的怀抱中生成的生命，秉承了自然界的这一本质，也是一个向未来转化的过程。怀特海认为：“生命的特征是绝对的自我享受、创造活动和目的。”④因此，必须从“自我享受”“创造活动”和“目的”三个方面来认识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首先，“生命蕴含着自我享受的某种确定的绝对性”。生命存在的个体性“是一种把许多材料纳入一个存在统一体的复合过程”，“生命蕴含着由这个纳入过程产生的绝对的、个体的自我享受”。怀特海把这个纳入过程称为“领悟”（prehension），把每一个个体的直接享受行为称为一种“经验情境”（occasion of experience）。“这种存在的统一体、这种经验的情境是真正实在的事物，后者以其集合的统一体构成了永远处于创进中的进化的宇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把生命看作是蕴含着某一纳入过程的绝对地、个体的自我享受”⑤。既然是对纳入过程的享受，那么，环境就是满足这种纳入欲望的对象，它为纳入提供生命所需的原料和相关条件，没有纳入就没有享受。离开了特定的环境条件，生命的自我享受也无从说起。用更容易理解的话说，那就是要从环境“纳入”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经过“补充”得到“满足”，生命才可能自我享受。

其次，自我享受并不是生命意义的全部。怀特海认为，“属于每一情境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创造活动的概念”，“这是把宇宙中的要素引出来使之成为现实存在的过程，而这些因素在这一过程以前仅仅是以未实现的潜在的东西的方式而存在的。自我创造的过程是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⑥。要创造性地纳入和包容，就得有可供包容的新的材料和要素。这可能是潜在的永恒客体，也可能是已经实现的现实实有，它们都是作为环境的因素和内涵而存在着的。没有环境提供的这些因素，就不可能包容生成新颖性，也就没有创造性的实现。而且，生命个体的自我享受并不只是一般的欲望的满足，其更深刻和强烈的内涵乃是这个创进过程的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自我享受的最大满足就是对这个创进过程的直接参与和积极作用，而这个创造进程的实现必须是生命个体与环境共同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要实现生命的这种创造性生成的进化，环境必须具有为创造所需要的那些新的条件和资源。如果环境匮乏和病态到不能提供这样的资源，这种创造性进化就必然夭折和失败。

第三，那就是“目的”了。怀特海认为，对于理解自然界极关重要的创造概念来说，还必须注意被忽略的一个特征，那就是“目的”。他说：“在此，‘目的一词的意思是没排除无边无际的其他潜在的东西，包容一种确定的新要素。这种新要素构成把这些材料纳入那种统一化过程中的选择好的方式。这种目的就在于达到以那种方式享受这些材料的这些感受的那种复合。”①在这里，怀特海继承了康德的自然客观目的论的观念，认为自然界通过包容创造生成的过程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表现为包容在多样可能性中进行的选择，即排除不符合目的的因素，而“包容一种确定的新要素”，进入“选择好的方式”，以致达到能得到享受的那种对目的的符合。在这个“统一化过程”中，选择实现着目的，目的规定着选择。但是很明显，目的不是能随意确定和实现的，因为它的选择是受环境所能提供的要素来决定的。包容行为的目的要适应这些要素，而这正好是受环境制约的。因此，生命在进化生成中有什么样的目的，不确定情境如何变成确定的情境，以及目的能否如愿实现，都有待于环境的合作，实际上也就是受着环境的深刻制约。

综上所述，生命本质的各方面要在过程中实现，都需要与环境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就这样贯穿于自然界创造性生成进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与环境共生共长，不仅在现在中接续着过去，还同现在一起走进未来。这种融合互动的关系不仅决定着机体自我享受的内容，也决定着它自我超越进化的方向和结果。总而言之，生命创造性进程的每一步及其成果，都需要与环境的合作。没有相适应的环境，生命不可能独自实现自我的超越。

五、进化机构与友好共生

既然环境与生命的合作是有机体的存在和创造性生成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利的环境对于自然客体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②。怀特海指出：“进化机构的关键在于，必须有良好的进化环境，加上稳定性大的特种持续机体的进化。任何自然客体如果由于自身的影响破坏了自己的环境，就是自取灭亡。”③这就是说，作为“自然客体”的机体要延续自己的存在，必须具备良好的即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如果机体不能善待环境，由于其自身的影响而破坏了环境，那实际上就是毁灭自己，就是“自取灭亡”的自杀行为。

那么，什么是有利的环境呢？怀特海认为，所谓有利的即良好的环境，并不只是对于个体的机体而言的，而是对于类和种的发展都有利的环境，他把这样的环境称为“进化机构”。他还强调，这样的环境需要每一个生活其中的机体共同努力加以维护和发展。他说：“如果要造成一种有利的环境以适应个别机体的发展，最简单的方式是：使每个机体对环境的影响都有利于同一形态的其他机体的持续。同时，假如机体有利于同一形态的其他机体的发展，那么你就取得了一种进化机构，适于产生上述状态中的具有高度持续力的大量同类实有。因为环境自然地配合种的发展，而种也配合环境发展。”④怀特海的这段话，表达了对环境生态的整体性关怀和机体之间友好共生的观念。处于同一环境之中的机体，不应该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应该认识到不仅不同机体之间是互为环境的，而且环境是所有处于其中的机体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机体不能只顾自己，还应该“有利于同一形态的其他机体的发展”，这样才是真正“取得了一种进化机构”。这就是说，处于同一环境中的同一形态的机体之间，必须基于共存互生的观念一起承担环境责任，共同营建有利的环境。这个观念明确地反对了那种面对和处理环境问题时常常可见的生态利己主义。

同一形态的机体个体之间的友好共生，只是使环境成为“进化机构”的起码要求，怀特海还进一步要求不同相态即不同“种”之间的友好共生。环境是由多样的“种”的机体构成的，在一个环境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种”也绝不是孤立的。由于多样性是环境生态的重要特征，就存在着“共存物种”，即不同的物种在相互依存和影响中共同构成环境的生态。怀特海说：“我们发现生物还有共存物种，彼此互相提供有利的条件。”①这里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不同物种对于环境生态的内在价值问题。处于同一环境之中的机体社群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良好的环境必须大家共享共建。因此，作为“进化机构”的有利的环境，就必须建立不同物种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不同物种对环境的有利影响。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也要拒绝和反对自我本位的生态利己主义。

怀特海还进一步提出了“持续”的问题。生命的创造性生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过去造成现在，现在又创造着未来。机体生命本身的持续必然要求环境能够持续地成为“进化机构”。这样一来，代际生态关联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怀特海说：“一切意义取决于持续。持续就是在时间过程中保持价值的达成态”，“持续需要有利的条件。整个科学的问题就是环绕着持续机体的问题”②。持续的机体需要持续的有利环境，处在自然界创造进程中的每一代生命都对这种“持续”负有责任。既然如此，拒绝和反对生态利己主义的原则，就理应在代际关系中得到严格的遵循。现在的一代，必须努力把作为“进化机构”的良好环境可靠地留传给下一代。

六、环境固定与环境创生

在怀特海的环境生态思想中，还有对于唯物论的环境固定论的深刻批判。他说：“自然的发展机构中便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是机体所适应的一定环境。19世纪的科学唯物论就是着重这方面。从这种观点看来，生活资料的量是一定的，因此便只有极有限的机体能利用它。环境的固定性支配了一切。因此，科学的结论便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他在这里指出：“达尔文本人的著作在严守直接证据和保存每一个可能的假说方面，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为楷模。但在他的门徒中这种美德便不太显著，至于拥护他这种学说的人就更差了。”③这显然是针对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对达尔文学说的片面化阐释而言的。怀特海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环境的可变性日益增强。可是人们却用一种只在固定环境论中才能找到根据的思想习惯来解释这种可变性。”他认为：“宇宙之谜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种恒定的位态，其中某种达成态永无止境地为着自身的缘故而复现。此外也有变成其他事物的转变位态，其他事物也可能价值较高，也可能价值较低。同时还有斗争和协调的位态。但浪漫主义式的残忍和浪漫主义式的自我否定都和实际的政治距离很远。”④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环境的自然界和宇宙的生態乃是稳态与动态结合的，它既可能保持自己的恒定状态，也可能发生或好或坏的转变。如果把它看作固定不变的，那么，要么就沦为“浪漫主义式的残忍”即对残酷的生存竞争的鼓吹，要么就沦为“浪漫主义式的自我否定”即无所作为的悲观情绪。在今天的生态思潮中，还表现为回到低水平生态平衡的“回归”论。

怀特海指出，那种宣扬“环境固定论”的“唯物论哲学强调一定量的物质，并从这物质上推演出环境的某种特性，它给人类的社会良心带来非常不良的后果，它几乎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一定环境中的生存竞争”。他认为，必须承认有竞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谁，而是决定“应向人们灌输哪一类的实际伦理”。他说：“在过去三个世代中，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了生存竞争这一面。于是就产生了特别严重的灾难。实际的口号就是生存竞争、竞争、阶级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商业竞争、武装斗争等等。生存竞争已经注到仇恨的福音中去了。”①在怀特海看来，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问题并非只能导致生存竞争乃至极端的暴力争夺，而应该从环境的改变和机体互助上寻求人性化的出路。为此，怀特海指出：“幸而演化的哲学中所得出来的全面结论是很平稳的。成功的机体将改变它的环境。能改变环境进行互助的机体就是成功的机体。这一法则曾以极大的规模在自然界中体现出来。”②他举例说，美洲的印第安人接受了他们的环境而不去改变环境，结果使很少一部分人都几乎不能够在一个大洲上生存；而欧洲民族来到这个大陆后，积极地去改变环境，结果使比印第安人多二十倍的人口在少得多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能改变环境进行互助的机体就是成功的机体”，怀特海的这一观点极为精辟，在今天更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对于怀特海关于环境可以创生的思想，中国学者贺麟在1948年介绍怀特海哲学时就特别注意。他说：“科学上所注重的，一般人所了解的，只是承认外在的固定的环境和这环境需要人去适应这一方面——进化论的机械面。这种注意的结果，自然是外在的可供生物维持生存的材料有一定的限度、一定的分量，因此，生物可以利用环境生存的，也只有一定的数目。这样一来，外在的固定的环境就一跃而登上支配生命的宝座，终于推演出了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这两个结论来。于是，极其偏狭的主观的现实主义出现了，道德理想、道德意识破产了，人类社会的不安定也就更加严重了。这些都是只看到进化论的机械面而生的。”③他因此极为推重怀特海关于环境进化的思想。他说：“怀特海有机哲学另一方面的运用，就是解决了达尔文缔创进化论依赖久悬未决的‘弱肉强食的问题”，“怀特海在这里就正告世人，进化论除了机械面以外，还有别的方面——他称为进化论的创造面的那一部分，这就是说不仅是有机体要适应环境，环境也无时不在适应有机体，乃至成为有机体创造的产物……他认为有机体有缔创环境、改变环境、使环境来适应他的生存的能力，就这点来说，单一的孤独的有机体对环境的一大部分固然是无策可筹，但是许多有机体集成通力合作的社会所产生的集体力量对于环境的改良则几乎是具有决定性的。所以，愈有集体的合作，有机体主观努力的有效性就愈大，而环境也就愈能在有机体的生存需要里帖然就范。环境是有可塑性、可改造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绝对命定的”④。贺麟根据怀特海的观点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创造面”的强调，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进化论的深刻内涵，更有助于从生态生成性理解环境的可塑性即改变进化的可能性。

贺麟还阐释了环境进化的思想在道德改善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说：“在进化论创造面的发挥之下，人类的道德意识就非完全改观、回复以前彼此互助的信仰不可了。本来机械面和创造面都是进化论里不可缺少的，但怀特海则特别强调人类对于进化论创造面加以重视的必要性，使人不再把科学技术等等东西都看成限制人支配人的死环境，而还给它们以它们应有的身份。这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增加环境的可塑性格而使人类更能生存，科学技术不是暴君而是人类的使婢。这些意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狭义功利主义和对科学文明的怀疑态度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①在科学崇拜依然严重挤兑生态思维的今天，我们仍需重视贺麟对怀特海环境思想的这一深刻阐释。

显然，怀特海把宇宙的创造性本质也注入了环境生态进化的思想中。可以说，宇宙的创造性乃是生态生成性的内在根基。值得注意的是，怀特海在强调宇宙的创造性本质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创造性绝不是任意的。他说：“现实世界就其作为固定的、现实的、已经生成的各种实有构成的共同体来说，这个现实世界规定并限制着超越自身的创造性潜能。”②对这种现实的规定和限制，我们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和严肃的态度。

在《观念的冒险》中，怀特海还从宇宙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阐明了环境能动改善的观点。他指出：“自然却是可变可塑的。”他说：“那种将自然和人分别看待的学说，实在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人是自然所包含的一种因素，这种因素最鲜明地表现了自然的可塑性；自然可塑，则可出现新奇的规律。以此观之，那种将那个自然视为不变的自然一致论，与有关魔鬼及圣迹的学说是同属一类的，虽然表达了部分真理，却留下了不少漏洞，不足以说明包罗万象的宇宙。”③这就意味着，由于宇宙自然中包括了人这样一种最具创造的能动性和理想性的生命，它的活动就必然要使自然发生改变，使自然成为“可变可塑的”。他还指出：“生命要进取要前行，绝不服从自然的单调机制”，“生命的目的就是追求环境所允许的尽善尽美，非如此不足以理解生命。但生命追求的目的常超出现成的事实”，“无生物的自然，其特性在于接受事实。而在有生物的自然中，土壤虽保持不动，植物的根须却在下面蔓延滋生，追求重拾生命的源泉”④。生命最充分而生动地体现了宇宙自然生成中“超越创造的精神”，也就必然要促成自然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生成发展的方向作尽善尽美的变化。“生命的目的就是追求环境所允许的尽善尽美，非如此不足以理解生命”，如此精辟而响亮，怀特海说得真好！

七、生态合作与环境对策

环境是可塑的，它可以创生、可以进化，但是这需要环境中的机体社群相互合作。怀特海说：“机体可以创生它自己的环境。在这一点上个别的机体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要产生足够的力量，便必须有机体合作的社群。环境在这种合作下，将产生与支付力量的大小相适应的可变性。这种可变性就将改变整个进化的道德面貌。”⑤

如前所述，“环境创生论”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鲜明地肯定了环境生态进化的能动性。首先，“机体可以创生它自己的环境”，这就意味着机体不只是消耗和适应环境，它还能够对环境施加自己的影响，改善环境质量，使之成为进化机构。其次，环境的进化创生需要“机体合作的社群”的共同努力，而个别机体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为改善环境而努力，乃是机体社群共同的责任和事业，这可以说是一种生态共济的观念。第三，环境进化的程度是与机体社群支付的力量大小成正比的，因此只要共同努力，环境进化的趋势和目标是可以指望的。最后，机体社群共同努力改变环境质量的行为将改变社群的道德面貌。一方面，这种社群行为坚决拒绝和反对生态利己主义，要求所有社群成员协力合作、共同担责、一起努力，以良好的道德践行对环境施加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社群共同改善環境的过程和共同受益的结果，必然会提升社群的道德水平。这就意味着，环境进化作为机体社群的整体行为能否达到其效果，依赖于普遍的生态觉悟和生态道德。无论是要维持良好环境，还是要推动环境进化，都必须树立生态共济的观念，并有生态合作的行动，坚决拒绝和反对生态利己主义。无论是个体还是“种”，包括机体社群的所有成员都该如此。

这里说的生态共济和生态合作，实际上就是生态互助。怀特海说：“能改变环境进行互助的机体就是成功的机体。”他指出，通过互助成功地改变环境的法则，曾以极大的规模在自然界中体现出来。它以巴西森林为例说：“巴西森林中的树木就依靠着各种物种的联合。这些种是彼此互相依赖的。一棵树单独生存就要受到变幻无常的环境不利时机的影响。风可能吹折它，温度的变化可能妨碍树叶的生长，雨可能冲刷土壤，树叶可能被吹走而不能做肥料。在特殊环境或人工培植下，可以获得单独生长得很好的树木，但在自然环境的一般情况下，树木就要联合成树林才能长得好。每一棵树可能在完满的生长方面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它们彼此互助共同保存了生存的条件。土壤被保持住了，并且有了树荫。造成肥料所必须的微生物便不会被晒死、冻死或冲走。一个树林就是标志着互助依靠的物种组织起来以后的胜利”，“就两性来说也同样说明分合的好处”①。合作本来是生态运行的应有之义，怀特海把它提升到了生态实践的原则高度。没有生态互助中的合作，生态保护和优化绝对难以有积极的成果。

针对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论，怀特海还指出：“在世界的历史中，胜利从不会属于以攻击或防卫武器见长的物种。实际上自然最初所产生的动物都是躲在硬壳里防卫生命的灾害的。在躯体的大小上也曾有过一些尝试。但是体外没有甲胄、热血、敏感而灵动的小动物获胜了，它们驱除了地面上的那些大怪兽。同时，狮和虎也不是获胜的种类，它们惯于使用强力，有时就不能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缺点就是不能合作。每一种机体都需要有一个友谊合作的环境。一方面是防卫突然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供给需要。强力的福音是与社会生活不能相容的。所谓强力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对抗。”②这段话中所包含的生态奥秘和生态情怀值得深思。没有平等和开放的姿态，一味偏执于强力的对抗，绝不是应对生态矛盾的真正有效之策。在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霸权仍然横行的今天，怀特海的这一思想尤显宝贵。

另外，合作的前提是多样性和多样协调的和谐，因此，“划一的福音也几乎是同样危险的”。怀特海说：“动物向上能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能够四处走动……身体走动固然重要，但人类精神上的活动却更重要，其中包括思想上的活动，感情上的活动和审美经验上的活动。人类精神上的奥德赛必须有社会的多样化来供给材料和驱动力。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邻人们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夠的相异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处以便引起羡慕。我们不能希望人们具有一切的美德。甚至当人们有奇特到令人纳罕的地方，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③怀特海在这里对多样性的论述具有深刻的内涵。总而言之，多样性是生态和谐和合作之所以必要并能够实现的前提，这可以说是生态关系内在的“民主”和“包容”的精神，是杜威（John Dewey）所强调的那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精神。

生命的目的就是追求环境所允许的尽善尽美。这种生态和谐的美好境界，只有在个体、种和类的友好合作中才可能最终实现，这既是怀特海所揭示的真理，也是他热烈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