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苏杰

汉语对校对之事（collation）和校勘之事（criticism）没有做明确区分，笼统称之为“校”，以至于人们将校勘学视为小道末技。殊不知校勘学在西方被视为学问的皇冠与顶峰。

苏杰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校勘”，顾名思义，是校对和勘误。对于这类工作，人们并不陌生。譬如说某报刊某一期出现了比较多的错字、漏字，知识错误，或者标点符号不规范，往往有热心读者写信给编辑部，“建议加强文字校勘工作”。

有几年时间我在译介“西方校勘学”。与学术圈以外的朋友见面聊天，被问及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校勘学”。“校勘？！噢~~噢”，朋友瞠目颔首，一脸“了解之同情”。

不仅圈外的朋友如此。关于校勘工作的学术含量，两年前微博上曾有过一次十分热烈的讨论。有位学者说，校勘是机械性工作，没有什么学术含量，认为真正能够解决文本难题的，是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家”，而不是文献学训练出来的“校勘家”，建议将学术含量低的文本工作称作“校勘”，将学术含量高的称作“研究”。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甚至反唇相讥。

我倒觉得，这位学者的话虽然未免偏激，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做的校勘，与报刊编辑所做的校勘，有根本差别吗？

报刊编辑所关心的问题是，（一）这排印的校样与作者的原稿一致吗？（二）作者的原稿有什么错误吗？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关心的文本问题也大致如此。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传本与作者原稿是否一致，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说的是否正确。

两种校勘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字，就是段玉裁所说的“难”。

报刊编辑进行校勘，有作者原稿，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咨询作者本人，故而问题（一）的解决就成了一个“照本改字”的机械工作。至于问题（二），作者的记述是否符合事实，编辑作为同时代处于同一历史语境中的人，也不难做出判断。

古典文献学所进行的校勘，比如说，《史记》校勘，则要难得多。我们没有太史公的原稿，现存最早的抄本，距离作者时代也有几百年之久，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传抄。当我们面前的这些本子出现异文的时候，判断哪一个异文来自太史公原稿；当《史记》与其他文献存在分歧的时候，判断太史公的记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古籍校勘，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校异同，二是定是非。定是非很难，校异同并不难，基本上是机械性的工作。现在有些校本，只完成了第一层次的工作，即，只校异同，没有定是非，书后“校勘记”，只列异文，几乎不做按断。对于这类“校勘”，有些人还矜诩为“采铜于山”。大约正是有见于此，前文提及的那位学者才提议要将这类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校勘”与真正的“研究性校勘”在称名上加以区分。

西方校勘学将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称作collation（比对，校对），将第二个层次的工作称作criticism（鉴别，评判）。

胡适首次将西方校勘学介绍到中国，并借此他山之石，对清代的考证方法进行分析：“校勘学的方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校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找根据，第二步是做评判。文中揭明，“评判”一语是对英文criticism的翻译。而找根据，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比对异文。

Collation，比对异文，这项工作尽管很重要，但对操作者来说，主要是要求其认真细心，知识上的要求并不高，甚至过多的知识还会成为比对异文的障碍。保罗·马斯《校勘学》指出：“不自觉的推测可以很容易地危害校对的客观性”，认为“最可靠的校对者（collator）”往往要“关掉自己的知识系统，纯粹通过视觉开展工作”。

西方校勘家往往并不亲自做比对异文的工作。比如为了校勘《新约》，理查德·本特利曾经“派人对外国图书馆所藏同样古老的抄本进行对校”（《抄工与学者》，p.192）。值得注意的是，版本比对的实际操作者（collator）付出了机械性的辛劳，其比对结果却往往冠以委派者（一般是校勘家）的名字。《抄工与学者》一书中数度出现16世纪著名古典学家蒂尔内布的“校对异文”（Turnebuss collations），有一处行文很明确，a collation made for Turnebus（为蒂尔内布做的校对异文），用的介词是for，不是by（英文第四版，第176页）。

将“比对异文”比作“采铜于山”，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青铜器上，怎么可能勒上矿工的名字？除非他本身就是设计/铸造者。只有当校勘家亲自去比对异文，“采铜于山”的比喻才有称道的意味。就像名厨亲自种菜、亲自钓鱼，引人赞叹，并不是说种菜和钓鱼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名厨在做，那不过是菜农和渔夫的工作而已。

Criticism，鉴别，评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勘，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定是非”。

汉语对校对之事（collation）和校勘之事（criticism）没有做明确区分，笼统称之为“校”，以至于人们将校勘学视为小道末技。殊不知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在西方被视为学问的皇冠与顶峰（A.E.豪斯曼《用思考校勘》，《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第26页）。西方学术史上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有时被称为grammaticus（文法学家。有一本专讲校勘学的小册子，题目就是《文法学家的技艺》），但是最令他们满意的称谓却是criticus（鉴别者，校勘家。参看桑慈《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册第35页）。因为，这是“定是非”的人。

如前所引，段玉裁说，“是非有二，一曰底本之是非，二曰立说之是非”。西方文献学也将这criticism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和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前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者的准确文本究竟写的是什么。后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判作者所写的这些文字。前者大致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本校勘，后者则有些复杂。

要想正确评判作者所写的文字，当然需要设身处地，搞清楚作者是谁，家世背景如何，该文本的形成，曾参考过什么资料，目标读者是什么人，反应如何，等等。也就是说，除了关注“文本的世界”，还关注“文本背后的世界”，以及“文本面前的世界”。

对作者及其历史处境的关切，是认真读者的自然反应。《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学术传统。

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从认知心理的角度看，西方的higher criticism与中国的“知人论世”，似乎有着大致相仿的心理动因。然而细考其问题语境，却有十分重要的区别。

higher criticism与lower criticism是在讨论《圣经》文本时形成的术语。因为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这个名称让相关学问显得比较low（低级），于是被改称为textual criticism（文本校勘）。相应地，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也改了名称，叫做historical criticism（历史鉴别）。大概可以理解为，对相关“立说”的理解与判定，当以历史为依准，考察《圣经》文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本来面目与含义。

讨论古典文本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人论世”，在运用到《圣经》文本时，却被许多人当成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文本背后是神，不是人；《圣经》文本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全然无误的话语。如果当作人为的作品，分析其资料来源，分析其撰作的历史语境，对于信仰来说，那将会有颠覆性的影响。

著名神学家叨雷（R.A.Torrey）在论述“上层鉴别的历史”时，首先解释为何在大众眼里“上层鉴别”就等同于“不信”（unbelief）。因发表《错引耶稣》一书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巴特·埃尔曼（Bart D. Ehrman），最初是“获得重生经验”的基督徒，以《新约》经文鉴别学为志业，最终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他在书后所附的访谈中表示，从事《圣经》文本校勘研究，并不是他信仰改变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原因之一。

去年因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认识了美国宗教学家、曼森《圣经》讲座教授埃瑞克·齐奥克斯基。

研讨会前，我陪埃瑞克在上海走了一天。他有他感兴趣的目的地，他说了一个街道的名称，说很有名。什么？我请他再说一遍。“潺沟Street”？我竟然没听过。请他写下一看，不由哑然失笑。Changle Street，长乐路。

研讨会上，我应景谈起了中国古典文献校勘与《圣经》校勘，谬托知己，对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与中国校勘学之间的共通之处津津乐道。埃瑞克提醒我注意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与historical criticism（历史鉴别）对宗教信仰意味着什么，会后还惠我资料，示我周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此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未曾深思。

我们太容易以己度人，又太容易目不见睫。中西比较，时见心理攸同，固可欣也；然而名义之辨，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