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得到进一步强化，统一价值标准受到消解，社会难以达成价值共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正遭遇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存在危机”；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存在曲解或误读，回归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真实内涵，在“返本”基础上“开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永葆自身魅力；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肯定工具理性的存在意义，肯定正当利益追求以及人民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以“辩证”阐释模式批判并化解了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工具理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冲突；辩证模式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1-0020-07

世界祛魅和理性工具化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现代人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的重要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不少人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正在遭遇工具理性、多元价值观等影响下的“合法性存在危机”。然而，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過程中，离不开工具理性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正确运用。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合理批判异己思想，更应克服僵化保守的教条主义，批判自身的存在，在与其他价值观进行交锋和对话中展现自身真理性和价值性。从工具理性视角观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认清马克思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态度和立场，对新时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的冲突：工具理性与统一价值标准的消解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直接来源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我们会通过实践来验证工具的实用性，从而可以追求事物的最大效益，为人的目的性服务。工具理性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所以“工具理性”又称为“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邢丽泉：《工具理性的滥觞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及应对策略分析》，《经济师》，2010年第6期，第125-126页。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最大化，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追求效率就是真理，这是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工具理性的力量对现代生活的冲击是深层的，也是根本的。世界的祛魅和理性的工具化——这是20世纪以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工具理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从哲学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哲学层面上来看，工具理性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以功利和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从近代开始，功利主义就成为了占据道德哲学和西方政治主导地位的理论之一。为此，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专门论述了一个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作为基本的平等原则，他认为：“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就像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哪边的利益更重，或哪边的诸利益加起来在数量上超过了另一边类似的利益的总和，客观的天平就往哪边倾斜：但天平并不考虑所衡量的是谁的利益。”[美]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工具理性对利益原则和功利主义的重视大大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性逐渐摆脱宗教和神话的束缚向自由化、个性化、世俗化方向迈进。然而，尽管现代社会需要工具理性的发展，但工具理性却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工具理性强调手段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利关联，追求“最大的效益、最佳地指出收获比率”[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页。这种工具理性思维逻辑的越位，很容易消解人文价值、诱发人类生存的困境。马克斯·韦伯曾指明，工具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由科学组成的，近代社会之后的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科学技术价值的不断发展与展现，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中性的工具只关乎事实和逻辑，容易模糊和泯灭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它的视野里存在的只是物、事实和工具。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得以充分呈现，在价值多元化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形成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本身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得到进一步张扬，市场行为对自发性、获利性、实用性的崇拜，其背后是利益的多元化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组，也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追寻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坐标，价值观念总体上体现出由单一到多样、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传统主导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审视、怀疑甚至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摇摆不定的状态，不时出现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乃至信仰危机等问题。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就很容易被看作对人自身发展没有任何作用、与人自身相异己的力量，当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系和内容被诊释为“外在”的理想目标或行为规范、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也只是把现有的价值观作为知识体系灌输到价值主体的过程之时，被“外在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就无法走入人的精神世界，很难丰富和发展人自身的道德品性和价值理想，也很难激发人的价值需要和人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生存哲学的视角看，这种危机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合法性存在危机”，工具理性消解了统一价值标准，社会难以达成一致的价值共识，因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遭遇到某种“危险”，这也是学界对工具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关系现状的普遍认识，工具理性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价值对抗和冲突，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实践运用的基本问题。然而，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而来的工具理性，不但决定社会价值目标如何可能，而且决定社会价值目标可能如何，如何正确认识工具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但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科学理念的前提和基础。

二、实践的困惑：马克思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人为割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常常会出现被误读、歪曲甚至抄袭的可能。曾有学者列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五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误解、肢解、曲解、未解、消解”。 杨春贵：《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9版。这五种表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论威信，还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种种挫折。有的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片面认为马克思“只见物不见人”，过分关注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存在意义；有的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人类社会崇高理想的宏大叙事，疏忽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对日常生活和现实利益的关注，以过于宏伟的共产主义理想取代个人眼前利益的追求；还有的把马克思当时的个别具体结论当成一般抽象公式到处套用，理论脱离实际导致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抑或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过来，在误解或曲解的基础上批判，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常常会落入“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宿命。李惠斌：《谈谈我们对马恩的误读》，《新华月报》，2011年第9期，第24-26頁。

同样，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以及如何行之有效地将相关正确理念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问题也为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第一，以阶级眼光看待工具理性问题，比如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人们错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持有片面认识，社会主义能否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存在争议。虽然市场经济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并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少人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弄清楚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积极探索和实践，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发展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他从根本上指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不等于市场，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过分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忽视社会人文价值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都把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作为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一味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率，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人文尺度，上层建筑未能摆脱“以GDP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价值取向，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以至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道德问题等，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指数与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最终削弱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劲。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指向，要求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在人与社会发展二者关系中体现出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

第三，混淆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关系，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自由发展之上。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产生了误读，原本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重要推动力的工具理性遭到过度责难，其负面影响要么被片面夸大或渲染，要么被狭隘地理解为追求“集体”利益的神圣化理性，“集体”被无限放大，甚至神圣化、妖魔化，甚至以抽象的集体压制个人对利益、功利或自由的正当追求，使集体利益脱离个人实际需要而过于抽象化，并对个人与集体、自由与服从等关系的理解都存一定的局限性，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思想背道而驰。这种强制化的“集体利益”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就会使学生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假集体消解了，学生做决定或实现自我发展大多不依据自身利益自主自由地进行，他们的观念只剩下服从和执行。

经验表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具有吸引力，社会主义实践就能顺利进行；反之，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自身魅力，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归纳都有可能是片面或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仅需要通过“返本”来加强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创新，除了继续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还应结合社会现实回归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返本”与“开新”的有机统一，针对种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20 世纪末国内外学术界兴起的“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等热潮至今未衰。这些口号曾受到不同程度地质疑，但是在今天，她已经成为一种时代召唤。只有回归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寻找灵魂、汲取能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入发掘“老祖宗”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在“返本”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真正体现价值合理性，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新境界。

三、矛盾的化解：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批判与“辩证”阐释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种种异化或非理性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工具理性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蜕变的产物，是扩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要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然而，伴随着工具理性的作用受到不断推崇，如同资本本身的非责任性一样，工具理性的僭越导致价值理性式微和主体性的颠覆，理性失衡逐渐使生活世界失落了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根源。为此，马克思在早期的手稿和后期的《资本论》中都作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下，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具理性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展示出技术理性的无尽魅力。与此同时则是人的异化，以及以人为终极意义的价值理性的衰弱。资本主义力图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贪婪逐利欲望的主宰下使人类理性狭隘地演变为工具理性，在疯狂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使人自身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也丧失了应有的地位。人类世界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8-509页。

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扩张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但他坚持了理论批判的“辩证”立场，并不否定工具理性存在的重要意义。他将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工具理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存在方式，其本身不存在为非作恶的问题，而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工具和技术对人的奴役源于特定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奴役。王玉萍：《论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理性思想》，《求实》，2012年第11期，第9-11页。基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在科学理性学说的指导下，提出了另一种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以此来化解工具理性所存在的矛盾问题、超越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不足，即：通过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来摆脱人的异化状态，来达到人的解放。取代这种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4页。。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最终目标，个人将从劳动分工中得以解放，劳动不再仅仅作为人的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即体现了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积累社会财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断迈向产主义的道路上，工具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首先，工具是实践的一个内在规定，是实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按照唯物史观，实践就是人们通过一定手段或工具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因而也会产生相应的工具需求。M·谢勒也曾指出，“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8页。在实践活动中，由人们选择认识什么样的对象来决定使用何种具体的工具手段。不仅如此，人首先也是自身开展实践活动的基本工具，为了获得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体现着人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在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互为工具性。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58页。人类得以存在的基本环节就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并且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的努力，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作为自身工具的作用体现，任何人首先必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某种需要而付出行动，否则就没有了继续生存的可能。因此，个人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只有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获得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当第一需要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新需要依然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工具作用来实现。

其次，工具理性以追求功利和实效为价值目标，注重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是一种精确计算如何更有效达至功利目的的理性，是人们在实践中格外重视手段、工具、方法对理想和目的起重要作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人类实践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道德的“善”是为人确定自由解放的价值目的性，那么技术的“真”和“利”则可以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客观手段和物质支持，工具理性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创造条件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在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获取有利的生活资料、提升生存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工具理性的合理使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则为消除人的异化、消灭阶级对立、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功利主义”奠定了基础。工具理性以技术手段和功利目标为本质特征，在实践中会通过关注和追逐利益体现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利益是价值追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观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价值现象的本质，也表明了自身的工具理性立场。他们认为，一切价值关系的产生都来源于利益关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所以价值观和利益观总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回避利益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道德功利主义也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62、166-167页。他们主张把物质利益问题置于社会历史动因的首位，把利益看成人们开展一切价值行为的首要因素。“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决定价值有无和价值大小的是作为社会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关系，这就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价值与利益的辩证关系，并否定了离开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需要。

在利益问题上，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好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①道德与利益不可分，道德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私利，以实现某一阶级的群体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承认利益的强大作用，在否定了离开物质利益空谈道德的同时又超越了狭隘功利主义，批判了立足于个人私利基础之上个人主义的偏狭性，把利益观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无产阶级利益观，也即“人民功利主义”。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这里的“革命功利主义”思想正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价值目标的人民功利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再次，以人为目的，是发挥工具理性重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肯定工具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肯定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追求正当利益以及人民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符合工具理性“通过手段或工具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思路，而这种观念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理性体现，在对人与社会二者关系分析中确立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人是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个核心范畴，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在思想内涵上，“人是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发现，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作用，导致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价值增值和人的价值贬值的社会。马克思进而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在分析论证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三重关系中论证了“人是目的”的思想，这区别于康德“抽象的人”的研究思路。而在康德看来，人的幸福虽然与欲望存在关联，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性或动物性的欲望层面，“追求幸福的希望唯有伴着宗教才开始的。”[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3页。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立足于抽象的理性人，把幸福看作是从自然欲望、感性认识经过幸福最终趋向至善的人生境界。

马克思把人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点，在人类对象化的社会实践中，人可以通过创造条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自身作为目的生产出来。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揭示人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以人文视角体现了“人是目的”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在早期的理论学说就论证了人与劳动的关系，认为人的先天或后天的能力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劳动促使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等方面能力不断提升。黑格尔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关注人的本质与生产劳动的关系问题，对此，马克思予以高度赞赏和肯定，并进一步从辩证唯物史观立场论证了人的起源和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历史就是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因而提倡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上超越狭隘的财富观念，高屋建瓴地厘清了社会财富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个体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的真正财富，他非常看重个人的自由发展，认为“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这样的财富观念，并非意在否定物质财富的重要作用，而是着重强调在分析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时，必须正确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关系，始终坚持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总之，人是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工具理性只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探索世界、拓展人的生存能力的必要方式，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取代人的价值与主体性意义。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关系的扭曲或断裂必然带来人的主体性丧失，使人被物化为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生产的工具，失缺了社会存在的人文境界。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扩张的揭露和分析，在倡导变革社会制度的激进话语中蕴含了对待工具理性的理性思维。马克思主義价值观思想是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基于这样的一种“整体性”逻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辩证阐述模式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揭示工具理性存在的意义，并从社会客观必然性出发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进而化解了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既有的矛盾，是对人类理性的合理回归，展示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动共生、以及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任何以“纯粹学理”的名义割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工具理性有机联系的做法，都有碍于准确把握其价值观思想的科学内涵。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是实现二者有机融合，既肯定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存在，同时又兼顾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或价值理性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