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杰

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不仅代表了北宋政治改革、儒学复兴、古文运动时期新一代士大夫精英的博大襟怀和崇高担当，放诸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也是最为警动人心的名言。而这一思想主题或精神立意在当时是有直接针对性的，笔者199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南京师范大学1994年，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章《范仲淹：儒者道德情操与传统文士情趣的融摄》对此即有论述：“这一精神口号是在对传统士人精神内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请范仲淹为之作记。所谓‘唐贤，据滕子京当时所作《岳阳楼诗集序》《求记书》等介绍，指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谓‘今人，則主要指真宗朝的丁谓、夏竦。他们关于岳阳楼的作品，多成于迁谪之中，‘类多《离骚》叹惋之意（滕子京《岳阳楼诗集序》）。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滕子京指出，其间也有‘雅吟自放之作，惜乎不多。滕子京希望范仲淹‘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之外（滕子京《求记书》）。不难看出，滕氏的《求记书》构成了范仲淹艺术构思的基础，范文中两种‘览物之情分别是‘唐贤、今人诗赋和滕子京‘求记之意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的概括。范仲淹既憾滕氏之所憾，也不以滕氏之所望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