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

4月18日，美国马萨诸塞州8个县检察官宣布撤销21587个毒品犯罪案件。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这或许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冤假错案，而这都源于一人：送检毒品证据样本曾经手前马萨诸塞州药物实验室药剂师安妮·杜可汗。

这一天，杜可汗所牵连的大部分案件终于迎来终结的曙光。但她本人已于1年前假释出狱——此前，她因损坏证据、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谎报学历等27项罪名而入狱约3年。

据《纽约时报》报道，为寻求更高量刑，2013年，当时的首席检察官柯克丽写给法庭道：“纠正杜可汗所犯错误的花费已达数百万美元，而且望不到边际，再者，金钱上的损失无法弥补个人自由的缺失、对公共安全的毒害及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崩塌。”

这些案件的被告有个通称“杜可汗被告”。他们若想知道自己的案件是否已被撤销，可拨打为此事专门设立的热线查询。

“我当然要联系一下，肯定要弄清楚事情，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鬼。”现年30岁的安杰尔说。在他的案件中，杜可汗检测了证据，最终他因非法毒品交易罪被判入狱3年。2013年，他已服完刑——被定罪的“杜可汗被告”大多已服满刑期。

除了坐牢失去自由之外，这还让他们生活多方面受影响。“比如找工作、申请住房。如果犯罪记录不被撤销，我就无法申请低收入住房补贴等。”安杰尔说。

实验室的“女超人”

至今，杜可汗所作所为的原因仍是个谜，《波士顿环球报》报道，随着调查深入，可见其中一个原因是：她想让自己看上去更重要。

2013年11月，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法庭上，杜可汗面无表情，目视前方。在很多问题上，她都给出“是的，法官大人”这样的简短回答，包括是否知道有罪答辩的后果。

最初被起诉时，杜可汗并未认罪，经律师与检察官协商，律师认为认罪量刑会比检察官寻求的刑期5至7年要低，她才认罪。

杜可汗一直试图打造和维护的好名声随之扫地。

2003年11月，杜可汗到马萨诸塞威廉辛顿州实验室研究所工作，负责检测从嫌犯处获得的样本，以辅助案件调查和审理。

当时，该实验室积压了很多待检测的毒品样本，甚至有的已经拖了几年。杜可汗开足马力，工作满一年，她就检测了九千多个样本，是其他药剂师的三倍以上。她得到了晋升，药剂师们开始称她为实验室的“女超人”。第二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一万一千多个，几乎是实验室中第二多的人检测数量的两倍。

起初无人质疑。州警察从实验室人员了解到，管理人员把杜可汗的高产归功于她从来不午休、吃零食，还经常把文件带回家。不过后来，同事开始觉察出可疑点。

早在2007年，实验室检查员彼得·皮罗就怀疑杜可汗未如实操作所有检测。皮罗很少看到杜可汗坐在显微镜前工作，而且她还经常离开座位，诸多杜可汗认定为可卡因的样本，在重新检测中被发现是海洛因。一次，有药剂师向皮罗汇报杜可汗在控制表上伪造他的首字母缩写签名，当皮罗询问杜可汗时，“她没有答话，只是拿回去重新按规矩操作。”

某个周六，皮罗在实验室碰到杜可汗，他注意到，杜可汗所使用的秤未校准。皮罗走到她的座位，为其放上了校准砝码。皮罗对警方说：“我受够了杜可汗。”皮罗曾向主管萨莱米反应情况，得到的回复却是，训导杜可汗是另外一位检查员的职责。

不止皮罗曾质疑杜可汗。2010年底，杜可汗的检测數量接近11000，近乎其他人的5倍。一些药剂师向萨莱米反应自己的担忧，后者对杜可汗的工作进行审计，不过，他只是检查相关文件，没有重新检测样本，结果是：杜可汗的工作没有问题。

很多外部因素也无法让“女超人”慢下来。

据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在2009年梅伦德斯-迪亚兹诉马萨诸塞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检测毒品样本的药剂师需就检验结果出庭作证。由此，药剂师在实验室的时间变少，检测样本数量随之显著变少，然而，杜可汗的数量仍数倍于他人。

杜可汗向警方承认，大约从2009年起，她有两三年时间是靠观察而非化学试验来“检测”。据其解释，她会按照嫌犯被怀疑的方向来“鉴定”样本，对于少部分的“未知”样本，她会进行试验。有时候，重复测试结果与其给出的结果不符，样本回到杜可汗这里，她会不惜给样本添加毒品成分，让结果与其一致。

2011年，面对同样高企的测试量，检查员们坐在一起商量为杜可汗指派一项特殊项目，“让她慢下来，”萨莱米说，但实际事与愿违。并且，那一年6月，工作人员发现杜可汗未经允许从证据室拿走90份样本。这最终导致她的种种行为暴露。

“我们一份样本的检测周转时间为两周，”帕勒姆说，“而安妮会在这一半的时间里得出结果，我想着，她非常努力工作，因为她想成名。”但得知杜可汗犯下的罪行，帕勒姆没那么确定了。在州药物实验室供职前，杜可汗曾在疫苗制造商工作近两年，当时帕勒姆是她的直接领导。他经常看到自己到单位时，杜可汗已经开始工作，自己下班了，她还在做测试。

杜可汗于1977年出生于中美洲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后随父母赴美，她是家中独女，备受宠爱。据邻居描述，家长对她的学习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在波士顿拉丁学校田径队时，她也是不懈的追求名誉。

与父母聊天时，杜可汗会夸大自己的薪资，还给自己赋予头衔，比如邮件中，她形容自己是“随叫随到的化学、生物恐怖主义检查员”。

超两万起冤案？

在2003年至2012年间，杜可汗负责检测与4万桩刑事案件有关的超过6万份药物样品，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估计，她的行为致使3.4万个案件证据的可靠性存疑。这给司法系统造成了很大困扰。

截至2013年11月，有超过300位“杜可汗被告”获释，后至少有50人再次被捕。《纽约时报》报道，其中，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贾梅尔，获释不久即因持有偷盗来的枪支而被捕。检察官说，被捕时，他告诉警方：“我此前刚刚获释，多亏了安妮·杜可汗，我爱这个女人。”

或许，最为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东塔·胡德杀人案。

2009年，胡德因毒品犯罪被起诉，杜可汗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她在庭上称自己拥有马萨诸塞州大学化学专业硕士学位以增强说服力——实际上她并没有上过相关课程。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当年8月，胡德被定罪，到2012年底，他至少还有两年刑期未满，但他突然间获得了自由。

彼时，杜可汗损坏证据等丑闻爆发，意识到案件有她的参与，胡德的律师申请案件复审。普利茅斯县地方检察官克鲁兹说，该案毒品相关指控的证据已被销毁——存储空间有限，也认为其样本不会再用到，导致证据无法复检，胡德获得释放。

然而，此后约半年时间，胡德再次被捕。因杜可汗丑闻而获释者中，胡德成为首个受到杀人罪指控的人，最终被判过失杀人罪。

“没有比获释后还去行凶更让人心痛的事了。”克鲁兹说。

马萨诸塞州公设律师服务委员会机构（CPCS）的贝内德蒂称胡德案是个悲剧，“从事实层面看，该案有杜可汗的参与成分，她作证了，被告获得了重新审判，而检方因没有证据而无法胜诉。”他说，胡德后来的犯罪行为“不该影响到法官在处理杜可汗相关其他案件”。

CPCS和ACLU一直在推动州高院考虑撤销所有受影响案件，该州检察官要努力平衡司法系统的健全完整与公共安全。但进展是缓慢的，甚至在杜可汗都出狱后，才提供了一份受她影响的案件和个人名录。

去年5月，鉴于ACLU代表“杜可汗被告”的诉讼，检方首次整理出具体明细，其中显示有超过2.4万毒品案件——涉及2万多个被告——有杜可汗的参与，且都被定罪或不利判决。这个数字是10年间马萨诸塞州此类毒品案件数的六分之一。

“花费5年时间、一场官司，才得到杜可汗關联案件列表，马萨诸塞州的缉毒战只是纸上谈兵。”马萨诸塞州ACLU法务主管西格尔说。不像胡德，“受牵连案件的被告绝大多数不是谋杀犯。鉴于缉毒战也无法降低犯罪率，为何还要让纳税人承担那么多为了案件再次诉讼而花的钱。”他问道。近些年，不少媒体报道，美国针对毒品的战争花费巨大，但收效甚微。

《华盛顿邮报》报道，到2016年9月，“大概96%的受影响案件还未得到解决。除非州最高上诉法院同意采取全面的纠正方法，这些个人不会得到公正对待。”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的本杰明·基恩说，该办公室每年一般处理约1500个已定罪案件，要解决2.4万个，可谓不堪重负。

今年1月，州最高法院终于为这些案件的处理画出了“路线图”。法院下令逐案审查这2万多个案件。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工作繁重，在59页的判决中，法院判定，第一步是地方检察官在90天内决定要撤销的案件，此后，在30天内通知未撤销案件的被告可选择重审，最后，想要重审者，若无法负担诉讼费，由公共服务委员会指派律师。

“即便有很大风险和负担，我们仍然认为逐案裁定是最公正的，也是解决受杜可汗影响案件的最佳选择。”首席法官拉尔夫这样写道。

已退休的州法院法官伯茨福德坦言，杜可汗案是司法系的一个污点。不过，她说： “法庭试图找到一个补救措施，最终也反映出刑事司法系统——大体上——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