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平

近代云南大锡贸易与世界经济

赵小平

云南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商贸往来历史悠久。近代以后，云南大锡生产规模和产量上升迅速，加之蒙自开埠极大地促进了大锡的外销规模，滇越铁路开通拉动了大锡外运能力，云南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工业品大量涌入，大锡开始执云南出口商品之牛耳，并在世界大锡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云南传统的进出口商品主体被颠覆。云南进出口贸易商品主体从此前的互补性商品发展为世界性商品，国际交换市场空间由早期的周边国家拓展至欧美，这些无疑都是云南与世界经济互相推动、紧密联系的结果。

近代云南；大锡贸易；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内与川、黔、桂、藏等省相邻，外接东南亚、南亚诸国和地区，既为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又为中国边疆之重镇，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云南一隅之得失，小则关系西南诸省之安危，大则影响整个国家之兴废”。*张肖梅：《云南经济》“自序”，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云南对中国而言，不仅在于其是西南国防上的重要屏障，还在于其在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方面贡献巨大，更在于因其矿产资源丰富而成为中国经济的宝库。然而，受困于财政困难与技术落后，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历史上并未得到有效开采。清代以后，云南矿产开采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金属矿产的开发，特别是铜和锡的开采为历史之最，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后，云南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锡随着规模化开采其产量迅速增加，并在蒙自开埠和滇越铁路通车共同推动下，大锡出口量逐年上升，进而在世界大锡市场开始占有一席之地，欧美等国的工业品也随之大量涌入，云南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一、大锡生产

(一)大锡开采之历史

云南大锡开采当始于元代。“查云南矿务，以个旧锡厂为最巨，自元时开采，历明迄今，遂为民间恒。”*阎永辉编：《云南个旧锡厂节略稿(1917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9页。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设招商局，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个旧矿务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个旧官商有限公司，“专办个厂大锡，运香港销售”。*阎永辉编：《云南个旧锡厂节略稿(1917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9页。宣统元年(1909年)，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改组，“由官股提足股银一百万元，又由绅商集股银七十六万九千五十元，改组为锡务公司”。*《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期，第16页。从历史上锡矿开采情况来看，“然不甚畅旺，时采时歇，究无可查”。*《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期，第16页。

民国时期，云南锡业发展迅速，并重新组建了云南锡业公司。该公司“创立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由前云南锡务公司、个旧炼锡公司及资源委员会云南锡矿工程处合并而成。现总公司设于个旧，……又于昆明、南京、上海分设办事处，蒙自、碧色寨分设转运栈”。*据“资源委员会所属川、滇、黔区各事业概况(1949年)”之“云南省事业概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9～298页。云南锡矿开采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二)主要产区与产量

云南锡矿主要分布在滇南的个旧。明代个旧仍为一小村落，清代因矿而设县，因矿而繁华。因此，个旧之兴盛实赖锡矿之开采，“该处除产锡外，绝无出产。所谓大地茫茫惟青石，举眼尽属不毛山。凡系粮食、燃料等项，概仰给于境外”。*《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期，第14页。该地旧属蒙自，后来因为大锡开采较旺，故而因矿而单独设个旧县。而大锡产区各厂，《云南个旧锡厂节略稿(1917年)》记载：“如银洞、花扎口、黄茅山、耗子厂、破山槽、鼓山厂、牛屎坡、新山、龙潭等大小各厂，均在蒙自县(旧属)境内。如陡岩一厂，新为试办，系在建水县境内，共计各厂，以人马道分算，应占山地六十一方里。”*阎永辉编：《云南个旧锡厂节略稿(1917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19页。而《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所列个旧著名锡矿场则有马拉格、黄茅山、野猪塘、花扎口、银硐、蜂子厂、小城门硐、上竹林山、中竹林山、下竹林山、蜂子硐、矿王山、晒鱼坝、鼓山、破山、泥浆塘、卡房、牛屎坡、白沙坡。*《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期，第11～12页。除马拉格在个旧县东，其余都分布在县南，其中，野猪塘、白沙坡、马拉格为锡务公司的采矿场。

就产量而言，个旧大锡产量在清以后增加迅猛，民国后其产量虽有起伏，但在中国大锡生产方面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云南之矿产遍地，甲于全国，若以锡矿言之，则个旧县之蕴藏，不独甲于全国，且占全世界第二三位”。*《云南省实业概况》，载《实业统计》第3卷第6号，1935年，第133页。个旧锡产占世界前三位虽有点夸大，但位居世界前六则是有依据的，*从1928年至1932年的世界锡产量来看，中国大锡产量均可排在前六位，仅次于马来联邦、荷属东印度、玻利维亚、暹羅、尼加利亚等国或地区，而个旧大锡稳居中国大锡产量首位。参见《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2～33页。而其甲于中国更是不争之事实。《云南省实业概况》之“矿业”对1924～1933年云南大锡产额数据进行了统计，从中可看到，大锡年产量始终稳定在5 500吨之上，甚至有两年均突破了7 000吨(1924年为7 860吨，1925年为7 119吨)。如果与当时其他金属矿产额进行横向比较，则更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大锡生产的态势：1924～1933年，调查表中铜产总额仅为310吨，铁产总额为3 990吨，铅产总额为2 043吨，锌产总额为1 242吨，*《云南省实业概况》，载《实业统计》第3卷第6号，1935年，第163页。铜、铁、铅、锌四者产额总数为7 586吨，尚不及1924年大锡1年的产额。

就整个民国时期来看，云南大锡产量在全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930年全国锡产量为7 217吨，而云南当年产量为6 645吨。*《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4页。据1936年出的《全国各矿产销状况表》统计资料显示，1934年全国锡矿产量为7 890吨，*《全国各矿产销状况表》之“全国金属类各大矿产量概况表”，载《实业部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第261页。而此前连续两年云南锡产量稳定在6 700吨之上。又据经济部统计处根据矿业司及资源委员会之材料统计显示，1939年全国锡产量为2 501公吨，1940年为17 416公吨，1941年为16 589公吨，1942年为14 003公吨，1943年为10 800公吨，1944年为5 102公吨，1945年为2 704公吨，1946年为1 963公吨，1947年上半年为1 700公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而同一时期云南锡业公司生产情况：“抗战期间，该公司年产纯锡及精锡共约一千余吨，……自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993公吨，1947年1 185公吨，1948年1 076公吨，1949年1 200公吨(计划产量)。”*据“资源委员会所属川、滇、黔区各事业概况(1949年)”之“云南省事业概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9～298页。虽然抗战以后云南与全国的大锡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云南仍占据了全国锡产量的半壁江山。

二、大锡出口贸易分析

民国时期，随着官商合资企业的重组壮大，经营大锡生产的商号增多，加之新生产设备的使用、新技术的引进等，中国的大锡生产量，特别是云南个旧锡产量呈现出增加趋势。与此同时，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的通车，为云南大锡出口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世界大锡市场需求量的递增，更为以云锡为首的中国大锡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云南大锡出口贸易进入空前的繁盛时期，并进而带动了整个中国大锡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云南大锡出口贸易情况

云南大锡出口贸易历史悠久，早期以“蒙自—蛮耗—老街—河内—海防—香港”这条依托红河的水运为主。“从元江顺红河直入越南的水路，是唐代开辟的‘步头路’，明清元江至越南的水路依然通行。”*陆 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近代以前，云南大锡经红河水道进入越南是可以肯定的，“滇南所产铜、铅、铁、锡、鸦片烟，取道红河出洋”。*束世澂：《中法外交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0页。遗憾的是没有大锡出口的具体统计数据。如果仅从当时的大锡生产规模和产量来看，出口量与蒙自开关后应当无法相比。

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889年8月25日)，依据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法两国政府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要求，蒙自开辟为通商口岸。蒙自开埠，无疑改变了云南对外贸易的传统格局：历史上云南对外贸易一直以滇缅贸易为重心，以迤西的腾越线为对外贸易主干道。蒙自开埠以后，“蒙自关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进出口贸易货值呈现长期持续增长之势；腾越关对外贸易重要性明显下降，其优势地位渐为蒙自关取而代之”。*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即云南对外贸易新格局出现：蒙自关成长为云南对外贸易新的最大口岸，以红河为依托的水运成为新的对外贸易主干道，滇越贸易及经越南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新重心。

与从蒙自出去的对外贸易路线相对应，经蒙自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外形成了自己的国际交换市场和中转市场，即“越南东京(即北圻)的河内和海防，英领香港”。*万湘澂：《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上)，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第16页。个旧大锡经这些交换市场或转运市场进入了欧美等世界市场。蒙自开埠后个旧大锡出口贸易情况，杨斌、杨伟兵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对1889～1909年各年个旧大锡经蒙自关出口至香港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整理：这一时期经蒙自关出口的大锡量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呈上升的良好态势：1890年为22 121.06担，1892年为34 662.34担，1896年为33 827担，1897年为41 602担，1903年为41 044担，1908年竟已高达76 571担。*参见杨 斌，杨伟兵《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1884～1943)》，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92～93页。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一日，滇越铁路全线完成通车。*万湘澂：《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上)，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第22页。滇越铁路从昆明至海防只需3天即可到达，而原来从蒙自至海防的水运需要走22天。滇越铁路通车后，个旧大锡的外运，首先由马驮运至碧色寨，经滇越铁路可直接运至越南海防，并在海防转为海运直达香港，这使云南对外贸易的行程时间大为缩减，也正是基于这一优势，使其迅速代替红河水运而成为云南对外贸易运输中新的大动脉。因此，滇越铁路通车对云南对外贸易的影响极大，“开始了云南对外贸易的蒙自时代”。*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出口商品量大幅增加，其中，大锡出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执云南出口商品之牛耳。与此同时，新通信方式的运用，也为大锡出口、沟通商情、了解世界市场供求等方面提供了方便，个旧“该县交通，颇称便利，除有省办之个碧铁路与滇越铁路联络运输外，更自设无线电台与新加坡、伦敦等处互通商情”。*《云南省实业概况》，载《实业统计》第3卷第6号，1935年，第164页。据钟崇敏《云南之贸易》估算，云南每年的大锡出口，平均占全省出口总值的70%～80%。1912年比例最高，约占91%；1921年较低，但也在63%以上。*钟崇敏：《云南之贸易》，1939年手稿油印，第232页。对于滇越铁路开通后个旧大锡出口数量，杨斌、杨伟兵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对1910～1940年各年经蒙自关出口的情况进行了专门整理：1910年铁路通车的当年大锡出口量就已突破100 000担，可以说在个旧大锡出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在1910～1940年的31年时间里，只有1911年、1921年和1940年3年出口量不足100 000担，而1917年、1920年、1922年、1933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共7年出口量超过150 000担，其中，1917年甚至高达185 634担。*杨 斌，杨伟兵：《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1884～1943)》，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05～106页。以上述数据与蒙自开埠后的数据变化相比，蒙自开埠后个旧大锡出口量的确较此前有了较大的增加，但最高年份(1908年)也才达76 571担，其增加幅度根本无法与滇越铁路通车以后相比。大锡出口量的激增，无疑说明了滇越铁路方便快捷的运力对个旧大锡出口贸易拉动作用极为明显。

(二)中国大锡出口贸易情况

中国大锡出口贸易有具体数据记载始于清光绪末年，“每年价值，不过三百万左右。”然而，进入民国以后，大锡出口飞速发展，“迨至民国元年，乃激增至一千一百七十余万两，较诸五年前，几多三倍。……至民国二十年，乃锐减至四百余万两，此乃系锡市不振之故，次年又复增至八百余万两矣”。*《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7页。我们知道，以个旧为首的中国大锡初期常用土法炼制，其成品无法达到纯锡标准，故而需要先运往香港提纯后再次运往世界市场，有部分再运入国内。因此，中国大锡进出口数额实难精确统计，现将《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中关于1912年至1932年间我国大锡出口情况统计摘录如下：1912年145 227担，1914年119 225担，1917年196 327担，1918年145 817担，1919年102 546担，1920年189 940担，1923年133 225担，1926年109 343担，1929年113 878担，1931年58 414担，1932年151 670担。*《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7～39页。可以看出，1917年至1920年间应当是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大锡出口贸易的黄金时期。如果以1931年中国大锡出口的58 414担与同年个旧大锡出口的112 870担*杨 斌，杨伟兵：《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1884—1943)》，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05页。比较，该年的确无论是个旧大锡还是中国大锡，其出口量都不理想。但是，当年中国大锡出口量远远小于个旧的出口量是不可能的。因此，1931年的统计数据应当是不准确的。而1931年大锡出口量普遍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当年整个世界大锡市场的萎缩造成的。

由此观之，以个旧大锡为主导的中国大锡，基于大锡生产技术的革新、新炼制设备的使用、大量资金的参与等，其产量有大幅递增。与此同时，一系列商埠的开辟，新式交通的相继投入使用，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锡出口的能力。而世界市场对大锡需求量的增加，又为大锡打开海外市场提供了大好机遇。因而，大锡已经成为近代以来经由中国各主要城市出口货物的大宗，戴均良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所列近数十年间经中国城市出口的12项主要出口货物有“茶、丝、豆、豆饼、花生、棉花、棉纱、桐油、猪鬃、蛋、锡、钨砂等。”*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6页。而于近代云南而言，蒙自海关成立和滇越铁路通车，使得云南对外贸易进入积极进取时期。纵观近代云南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进出口货物虽然呈现出新陈代谢的变化，但“在改变之中，而维持不衰，把握出口之牛耳者，是为锡，尤不得不予注意者也”。*张肖梅：《云南经济》“第十六章对外贸易·第一节对外贸易概述”，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第1页。

三、大锡出口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近代，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推广使用，加之一系列带有殖民色彩的商埠的开辟，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更为方便和快捷。云南大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了世界市场，通过大锡使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云南)与世界货物转运地、大锡的消费国之间联系日趋紧密。与传统世界市场上存在的带有强烈中国元素的丝绸、瓷器不同，*西方人初因中国产丝，称中国为“丝国”，后又因中国产瓷器，则称瓷器为“China”。大锡在亚洲、美洲、欧洲、非洲、澳洲等地都有主产地，因此，云南大锡出口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继丝绸、瓷器之后，在世界市场上重新成功推出了自己的又一世界性品牌商品——中国大锡，只是其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远比丝绸、瓷器更大。正是由于大锡已是世界性商品，故而这一时期中国大锡出口量之多寡，已经与世界市场(特别是世界大锡市场)的兴衰紧密相连。当然，这种交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被动和殖民色彩。

(一)世界大锡贸易的发展变化

世界大锡贸易情形，与其生产地分布、各国产量以及大锡市场的需求量变化有关。就世界大锡产地而言，分布极广，故其总产量受一国产量之变化影响较小；而大锡的国际消费市场同样分布极广，一国之消费变动应当对世界贸易量影响较微，但事实却是，仅美国一国之消费锐减，则整个世界大锡贸易市场就会陷入萎缩，进而又反过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大锡产量。

1.世界锡产分布及产量

世界大锡产地，著名者不下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体而言，亚洲的英属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印度、缅甸、安南(越南)、暹羅(泰国)、中国、*中国大锡产地有云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处。日本，欧洲的英国，美洲的玻利维亚，非洲的尼日利亚、南非、刚果，澳洲的澳大利亚，皆为重要产锡地。兹将1928～1932年上述各国年产锡情形列为表1：

表1：1928～1932年世界主要产锡国产额表*《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2～33页。(单位：吨)

续表

国别1928年1929年1930年1931年1932年尼日利亚913210734833168604100南非联邦12491218930408400比属刚果784978905271200澳洲28902339145117501400其他各国16521368162414424200世界共计17700019200017500014600095300

从表1来看，世界第一大产锡地是亚洲的马来半岛，其产锡额在1928年至1931年间都占到世界总产额的36%以上，1932年世界各国锡产量不同程度均有下降，当年其产额仍占世界总产额的近30%；第二大产锡国为南美的玻利维亚，荷属东印度居第三位，中国则位居第六位。

2.世界大锡消费市场及其变动

如同遍布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大锡生产国为世界大锡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大锡商品那样，遍布五大洲的大锡消费国则推动了世界大锡市场的繁荣，“全世界锡之消费最多时，年可达十八万六千二百吨。……查世界锡之消费最巨者，首推美国，年达八万四千七百吨，次为英国，二万四千七百吨，德国一万六千二百吨，法国一万一千九百吨”。*《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4页。现将1928～1932年世界各国大锡消费情形列为表2：

表2：1928～1932年世界各国锡之消费表*《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5～36页。(单位：吨)

从表2来看，美国在1928年至1930年的3年间，大锡消费量皆占到世界总消费额的46%以上，1931年占41.27%，1932年减为36.45%，总体来看呈递减趋势，1932年其消费量甚至已略低于英、德、法三国消费量总和，但其仍为世界绝对锡消费大国。以英国、德国、法国为首的欧洲为第二大锡消费市场，其消费量在上述5年内起伏相对较小。就世界各国消费总量来看，1929年最高，为182 249吨，1932年最低，为111 400吨，只占到1929年世界消费总量的61.13%左右。

(二)大锡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发展

大锡是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其用途较广，“厥为用作铜铁片上之保护质，打之可为薄叶，称为锡箱，包装物品；其与金属融合，造成合金，为用颇广，可以铸物，可以接金属，……他如制成家用锡器，黄铜、白铜之合金等，诚非数言可尽，锡之用途，既如是之广”。*《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4页。可以说，正是因为锡用途广泛，才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世界大锡市场。而世界大锡市场的产销、价格等变动，又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其变动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变化的参照物。

大锡贸易量的变化与世界经济变动间的关系，从美国经济发展情形与世界大锡消费市场的联动上得到了最好印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锡消费国，其年平均消费大锡量在世界消费市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美国经济的良好与否，直接关系到其大锡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世界大锡消费市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极大，进而波及欧洲各国，“故最近五年来锡之消费，年年递减”。*《五金矿产及其商品概说》，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1935年，第34页。受美国消费量锐减的影响，世界大锡消费总额也一路递减，1929年最高，为182 249吨，1930年减为155 193吨，1931年又减为134 737吨，1932年则减至111 400吨，比最高年减少近四成。

消费市场的较大变动，无疑会影响到生产。与世界大锡消费市场的走势相一致，世界大锡的生产量也有较大波动，1929年是世界大锡消费最高年，也是世界大锡生产最高年，为192 000吨。1932年为世界大锡消费市场的低谷年，同时也是世界大锡生产的锐减年，为95 300吨，比最高年减产一半还多。

而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间之关系，在云南大锡产销方面体现更为明显。近代云南，随着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的拉动，“商品外销呈现出极大的增长空间，云南地理区位优势凸显，强有力地将地处群山峻岭中的西南一隅纳入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杨 斌，杨伟兵：《近代云南个旧锡矿的对外运销(1884～1943)》，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1页。而近代以来云南外销商品的增长，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力来讲，非个旧大锡莫属，“锡向来为滇省主要出口品，以前尚有鸦片与之互争首席，但自禁烟以后，锡之地位仍有惟吾独尊之概”。*张肖梅：《云南经济》“第十六章对外贸易 第三节主要商品贸易动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第5页。可以说，蒙自开埠和滇越铁路的通车，为个旧大锡的出口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个旧大锡产量和销量在近代以后一直雄居云南出口商品之大宗，成为中国大锡之主产区和出口重镇，进而跻身于世界产锡大国之行列，与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大变动不无关系。而个旧大锡在世界大锡市场上的持续出色表现，反过来又拉动了云南大锡的生产。进一步讲，个旧大锡产量与销量的变动，直观地反映了世界大锡市场的变化，同样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世界经济的兴衰变化。

四、结 语

近代以来，云南对外贸易(特别是大锡贸易)无疑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这种进步的取得十分艰难，一方面，云南对外贸易受限于自然、地理环境等不利因素，运输和贸易的每一步拓展都较他省困难；另一方面，伴随着法国对越南的占领、英国对缅甸的涉足，近代云南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势力的种种压力。蒙自开埠和滇越铁路开通，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对外贸易，但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是在法国控制了云南对外贸易和与世界交流的命脉前提下进行的，“因为云南的咽喉被扼住了，所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害，较之其他各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万湘澂：《云南对外贸易概观》(上)，昆明：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第62页。

特别是关税由洋人掌控之后，重税之下，中国土货自然无法与洋货竞争，致使大批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不仅洋货的入口在数量上有飞跃的增进，而且在商品种类以及商品地域的分配方面，也日益推广，到现在差不多世界各国各种商品都有输入于我国”。*《我国国内市场问题》，载《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4号，1934年，第3页。我们知道，市场发展是一个国家其产业繁荣和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条件，近代以后，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并未能被中国土货所充分利用，反而让洋货抢占了土货的销路。云南亦如此，近代昆明、蒙自、河口、思茅、腾越等市场上大量充斥着廉价的西方工业品，云南自己的土货销售市场自然大受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云南大锡能够占得世界大锡一席之地，实属不易：一方面，大锡外销极大地拓展了云南对外贸易的空间，使其出口对象从此前以周边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主扩展至欧美大陆，真正意义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在洋货大肆侵占中国内部市场的同时，云南大锡代表中国拳头商品能够跻身世界贸易市场，本身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云南对外贸易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迁，无不受到近代世界贸易市场和世界经济大格局变迁的影响，可以说，云南是被动地进入世界市场之中的。然而，云南一旦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哪怕是被迫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任何重大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云南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势。反之，在云南大锡产量平稳发展的时期，大锡出口量的多少又会反映出世界大锡消费市场(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毋庸置疑，云南大锡贸易与世界经济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加强了。

(责任编辑 廖国强)

On Yunnan’s Tin Trade with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ZHAO Xiaoping

Yunnan province has had a long history of trading with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n areas, its two main traditional trading partners. Since the modern times, Yunnan saw great changes in its foreign trade pattern. As tin industry grew rapidly in scale and output, Mengzi as an emergent commercial port greatly expanded tin export and the newly built Yunnan-Vietnam railway enhanced the transport capacity for tin export. Tin became the biggest of all Yunnan export commodities and began to hold a share of the global tin market. Meanwhile, industrial products from Europe started to pour into Yunnan. The main imports and exports of Yunnan underwent a fundamental change--from traditional regional complementary commodities to world commodities.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market expanded from neighbor countries to Europe and America. All of these changes were unquestionably the result of Yunnan’s intimat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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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第五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赵小平，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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