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湘湖越王城历史建筑的变迁

2017-04-21◎曹亮孙娟

创意城市学刊 2017年2期

◎ 曹亮孙娟

越王城遗址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城山之巅，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句践屯兵抗吴的一个城堡。浙江省人民政府已于1989年12月把它划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志书对此遗址均有描述，如南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四：“城山，在县西九里。盖闾侵越，句践保城山。山冢有泉，多嘉鱼。吴王意其乏水，以盐鱼来馈。越取双鲤报之，吴兵夜遁。”万历《绍兴府志》：“城山，在县西九里。其山中卑四高，宛如城堞。吴伐越，次查浦。句践保此拒吴，名越王城，又名越王台。前两峰对峙如门，曰马门。石上两竅通泉，围不踰柸，深不盈尺，冬夏不竭，曰佛眼泉。山半有池，曰洗马泉，中产嘉鱼。越拒吴时，吴意越之乏水，以盐鱼为馈。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去。”

文献中所称的 “越王城” “越王台”等，均属城山早期建筑。其上建筑的初始年月、历代建筑发展的情况，一直以来未出现过完整的记载。为了厘清越王城山的建筑历史，我们综合考古发现和历代文献记载考证如下。

一先秦时期有军事建筑越王城

越王城山海拔虽然只有150余米，但其山势陡峭，四周又有众多小山包环绕，易守难攻，是天然的军事堡垒。我们通过马门登临城上，可以见钱塘江自西南向北迂回流过。前方东侧的长山、西侧的冠山、北面的西兴，以及及远处的杭州市区均在眼前。身后城下的湘湖，东有水路可达钱清，直连绍兴。西南则与古渔浦湖、钱塘江、浦阳江相通。显然，越王城在地理上、军事上均有重要地位。越国在此处建设军事设施，正可利用这样的天然屏障来屯兵抗吴。

从文献来看，《吴越春秋》记载了越王句践入臣于吴，群臣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的故事。《越绝书》对城山的记录更为详细：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益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南宋《嘉泰会稽志》卷一云：“萧山越王城，在县西九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云：‘吴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吴作城于浦东，以守越。以越在山绝水，乃赠之以盐。越山顶有井，深不可测，广二丈余，中多鱼，乃取鲤一双以报吴。吴知城中有水，遂解军而去。’其山四旁皆高，隐然有城堑遗址，其中坦平，井泉湛然。”可见，这里是军事基地。其遗迹至清代仍然存在，如清陆成栋《登越王城》一诗有 “断镞留华藏，疏钟换角色”之说。

据林华东考证，越王城山即为固陵，包括湘湖、白马湖这一片广阔的区域都是越国的军港［1］。原城山城垣基本保存完好，系利用山脊走向依山而建，蜿蜒于山冈之巅。城址平面范围略呈梯形，东西向。倪秉章的《萧山越王城遗址的调查考察》一文（以下简称《考察》）也指出，城堡地面及城墙经多次调查和试掘证实，越王城四周山脊总长1091.2米，其中东城垣353.7米，南城垣256.5米，西城垣65米，北城垣 416 米［2］。

《考察》又指出，城山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瓦片有两种，即筒瓦与板瓦。筒瓦的样式较多，比较完整的有外粗绳纹，内素面，头部抹平，下分三格，色青灰；另一种为内、外素面，土红色。板瓦外有粗绳纹，内素面，土红色，内含黑色夹心，头部抹平，下有三道凸印横纹。上述杉树纹瓦当，与 “双马一杉树瓦当”上半部分完全相似［3］。此外，其城垣夯土系褐色偏黄，含砂石。同时，参与考古的劳伯敏指出，根据萧山越王城北城垣出土的树木纹半瓦当看，战国时期越族的瓦当纹饰，基本上是照搬齐国临淄城的瓦当纹饰［4］。

既然有筑城遗址和瓦当，必然有各类建筑存在。如今只凭瓦片已不能复原当时的建筑样式，但我们通过文献资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成果，基本上可以确认越国在此构筑的建筑物的主要功能是军事。

二唐、宋时期有凭吊越王句践的越王台

唐代关于萧山的文献资料较少，山阴王畿嘉靖《萧山县志序》： “林侯来治萧山，既敷政于民，周览其国之故，则越王城在焉。喟然而叹，以为句践［5］之伯也，黾黾焉生聚教训且二十年，意其所以抚循百姓，必有条画可为后法，而世远漫不可考见，岂非其图籍散轶之故哉？”可见明代编撰志书时，汉代至元代期间的材料散佚情况已非常严重。又如现存唐代最大的综合志书—— 《元和郡县志》在介绍萧山时，仅有区区四十五个字： “本曰余暨，吴王弟夫槩邑。吴大帝改曰萧山，以县西一里萧山为名。浙江在县西二十五里，浦阳江在县南一十五里。” 《旧唐书》更少，只有二十一个字：“仪凤二年分会稽、诸暨，置永兴县，天宝元年改为萧山。”［6］幸好我们能见到唐代诗人经过湘湖时留下的诗篇，还可以依稀找到一些越王城山上建筑的影子。

当时越王城上的建筑主要是 “越台”，如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有一种意见认为，诗中的 “越台”在绍兴，如《嘉泰会稽志》卷十八：“越王台，旧经云种山东北。李公垂诗云：伍相庙前多白浪，越王台上少晴烟。” 《李太白诗》注： “即越王台，旧《图经》云：在种山。”［7］

我们认为，此诗中的 “西陵”即指《水经注》 “浙江又径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它与湘湖越王城山上的 “越王台”本相距不远，无须 “绕”到绍兴种山越王台。同样，李公垂的诗中提到 “伍相庙前多白浪”，即化用伍子胥系 “钱江潮神”的传说。湘湖越王台与钱塘江地理位置极近，主要人物（句践与伍子胥）时代亦近，应指越王城山之越王台无疑。此外，此处的 “越王台”在唐代并不是隐没不彰的小地方。大学者宋之问有《登越王台》： “江上越王台，登高望几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边开。”窦巩也有相关诗句，如 “伤心欲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8］。诗人张轸则有《舟行旦发》：“夜帆时未发，同侣暗相催。山晓月初下，江鸣潮欲来。稍分扬子岸，不辨越王台。”这些诗里出现的 “江上” “江流” “江鸣潮欲来”等景象，均与当时和钱塘江比邻的越王台有关。

两宋文献中，要数南宋文天祥《越王台》一诗最为清晰，如： “登临我向乱离来，落落千年一越台。春事暗随流水去，潮声空逐暮天回。”从 “落落”一词可知，作者是亲眼看到过 “越台”的（至少是残迹）。又如姜夔的词作《汉宫春》，也有描绘：“一顾倾吴。苎萝人不见，烟杳重湖。当时事如对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秦山对楼自绿，怕越王故垒，时下樵苏。只今倚阑一笑，然则非欤。小丛解唱，倩松风，为我吹竽。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鸟。”作者登上 “越王故垒”，看到 “时下樵苏”，也只能“倚阑一笑”。

从考古发现来说，越王城表土层下即是宋代地层，有块石墙基和小条砖，以及白瓷、青瓷、影瓷等瓷片出土［9］。估计供祭祀用的越王台建筑规模不会太大。

三元、明之际开始出现佛教建筑

元军攻陷临安后不久，南宋宣告灭亡，一江之隔的萧山也难逃元军铁骑的践踏。文人士大夫多登城山借文遣兴，如元倪瓒《人月圆》：“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又如贡性之《登越王台次任一初韵》：“芙蓉城郭自天开，形势盘回亦壮哉。风作鸣潮吹雨散，山如走马渡江来。王图霸业今何在，越寺吴宫莫漫哀。此日明年各何处，更须扶醉一登台。”元代享国不久，此时的越王城山上应该没有兴建其他建筑。如元张招《萧山四咏》： “古邑瓜分十五乡，越王城垒久荒凉。野平山对东西蜀，路直湖连上下湘。”［10］他看到的越王城已是荒凉已久的废址，早已失去前朝的模样。

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明初，如明刘基《题湘湖图》：“浙江两岸山纵横，湘湖碧绕越王城。越王城荒陵谷在，古村落日长烟平。”到了成化年间才有了一些新变化，如成化邑令吴淑上任之初来湘湖游玩，有《游湘湖记》：“石上窍如杯大，泉恒满，俗称佛眼泉是也。泉之侧有供佛小屋数间……遂依山麓沿湖行数百步，至后黄寺，背山面湖。”［11］（佛眼泉见图1）吴淑的这段文字，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城山上的这些供佛小屋的规模应该不大，仅是 “小屋数间”；二是山麓已有 “后黄寺”，明清时期的萧山地方志均未记录，足见其小。之后游览越王城山的文人们对山上建筑各有描述，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类是作者赴越王城山吊古吟诵之诗，只有数语记录其上建筑。如明嘉靖间孙学思所作《越王城吊古》：“越峤迢迢旧有城，越王曾此驻行兵。当年霸气全消歇，此日龛灯复更明。”“龛灯”是佛龛、神龛前的长明灯，佛寺多用。又如明僧释怀让《咏城山诗》：“句践已仙去，浮云霸图空。危峰兀立数千仞，鳌背独拥莲花宫。”［12］他用 “莲花宫”来作寺庙的替称，看不出建筑的规模。另一类是可以看出寺庙大概的样子，如隆庆间明来三聘有《登越王城，城在山椒下，有排马湖》：“片云斜日带芜城，枯木寒藤野鸟鸣。句践霸图余马迹，子胥遗恨入江声。溪花无主西风急，岩寺稀僧晓月明。”“岩寺稀僧晓月明”一句，既说明了寺是依山而建，又可以看出其上僧侣并不多。

明末崇祯年间，河北清苑人梁以樟借宿城山，有《晚宿越城》，诗云：“停轺问土俗，踯躅越王城。古月移前垒，荒风宿鬼兵。燎衣残灶火，击柝远河声。午夜看星气，晨鸡或肯鸣。”城山仍然是一片寂寥之景。

图1 佛眼泉

四清代以后出现了宗教建筑——城山寺

（一）康乾前后的辉煌

最早将城山寺带入公众视野的，应属清朝早期萧山邑人来式钰。来式钰，字韫生，长河来氏大支十八世，生于明崇祯壬申年（1632年）。入清后领顺治甲午乡举，官台州府学教授。他有《秋季同田六登城山寺》一诗，作于顺治至康熙之间，云：“是日寻幽胜，城山一迳通。黄花空暮雨，白日满秋风。鸟渡烟云外，溪回竹木中。何时重把袂，共醉石桥东。”这里不仅第一次记录了 “城山寺”之名，而且描绘了通往城山的路可以 “一迳通”，与民国《萧山县志稿》“明代建石磴五百级”［13］所记时间、路况大致相符。此外，被称为 “大小毛生”之一的毛万龄，不仅多次游览城山，而且诗中亦提起城山寺，如《城山寺》： “山殿何年绝顶开，人传曾驻越王来。越王不比湘湖水，日上寒光竹里台。”综合这些清早期的诗文来看，城山寺的兴建应该就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

毛万龄之后的萧山文坛更加兴盛，出现了毛奇龄、张远、陈至言等著名文人，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城山寺的诗作名篇。如康熙二十年岁贡张远的《登城山寺》：“一上城山寺，胸宽天一区。乱山青蔼入，绝壑碧流趋。”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陈至言《登越王台望大江》：“越王城上越王台，日黑沙黄卷不开。云气遥连山气合，江潮去尽海潮来。”毛奇龄有《送宋臬台由绍兴道赴任杭州》十四首，其二云：“金幢百里晓云开，浙水东流去复来。一道星飞吴子国，群公帐饮越王台。”另外，还有文献也零星地记载了康熙年间城山寺的情况。如毛奇龄《城山大拙禅师语录序》：“康熙戊申，冷堂老人从雪窦来，相山川形胜而卓锡焉。举四游未开、六幕未布之事，而偕其从人阐导于岩阿之间。”［14］宁波保福寺住持释超悟对城山大拙禅师自称 “法弟”，其《梧桐阁集》序中也说：“城山高邃……冷翁季父拈椎拈拂，唱道于兹。”［15］可以考见的事实有三：一是早在康熙七年，城山寺就已很有名气，能吸引宁波雪窦寺高僧来此 “卓锡” （即名僧挂单某处）；二是雪窦寺冷堂禅师（即冷翁）、宁波保福寺住持超悟与大拙禅师交往甚密；三是冷堂禅师还偕众弟子在城山寺从事讲学活动，可以想见当时寺庙的规模不会很小。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毛奇龄、张远等人的诗文，不仅详细记录了城山寺的许多信息，而且还记录了城山上祭祀句践的建筑——句践祠。毛奇龄称： “萧山城山……向为比丘所居，筑椽盖茅。而祠句践于其中，不知几何年矣。”［16］清张远《城山怀古》：“句践祠前日欲晡，扪萝曲磴问雄图。”［17］句践祠建在城山寺右侧（见《萧山湘湖志》卷八），应该是随着城山寺的兴盛而逐步建立的。同时，城山上还保留有古碑。毛奇龄《重阳日同姚监郡张广文徐君城山晚眺》：“清秋高眺万山中，句践曾经此筑宫。拔地鹫峰何嶻嵲，当年乌喙本英雄。岩垂橘柚侵衣绿，酒泛茱萸映面红。读罢荒碑归去晚，前溪新月渐朣胧。”碑中应该有一些重要信息，可惜现在都已看不到了。

当然，城山寺的兴盛还与康熙帝有很大关系。《康熙实录》卷一三九记载，康熙二十八年，他先 “泊绍兴府会稽山麓”，后来 “御舟泊萧山县西兴镇”。上文已述，从绍兴至西兴走水路，必然与湘湖产生联系。他在湘湖期间，还品尝了湘湖莼菜羹，有《莼赋》，其序云：“莼生杭之西湖与萧山之湘湖……朕南巡浙江，爱尝其羹。”［18］越王城山一直是文人墨客来湘湖的必游景点之一，他没有理由错过。我们调查时发现，城山上有 “敕赐城山禅寺”残碑（见图2、图3），怀疑其与康熙此行有关，只是未见年月落款，尚待考证。

另外，城山寺从清早期开始兴盛，这从考古发现中也能证实；倪秉章《考察》一文还提到从城山寺东侧的洗马池内获取的一些材料。如池用块石叠砌而成，经疏浚整修，出土遗物甚丰，多为碗、盘、盅、盏等陶瓷器，他认为多数 “皆为清前期的民窑产品”［19］。不仅如此，城山中央平地还发现了建筑残迹，可以分为南、中、北三区。中区原有殿宇三重，从现存墙基、石板地面、柱础观察，为三座清代建筑；南区出碑记一通（即《改筑城山古道募缘疏》碑石。——笔者注）和花坛遗迹，似为客厅和方丈院，据柱础分析有明建和清建；北区出大水缸等遗物，结合水井、灶炕等遗迹分析，似为包括伙房在内的生活区。整个建筑群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20］。

图2 “敕赐城山禅寺”残碑（孙亦德提供）

图3 “□赐城山古□”碑（孙亦德提供）

有观点认为，句践祠与城山寺是同一建筑，如《萧山城厢镇志》：“后人为纪念越王句践，在山上修建城山禅寺，寺中有越王塑像。”［21］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有以下两点证据。一是纪念越王句践的建筑与寺庙同建，并非个例。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越王祠，在山阴县治西北光相寺左，明嘉靖中建，祠越王句践。”［22］二是民国时期魏颂唐所作《关于湘湖乡村建设之商榷（上）》：“庵庙从前以光照寺、城山寺、句践寺、湘云寺最为兴盛，今皆荒地。”［23］很明显，这是两个独立建筑，不容相混。

（二）咸丰之后的情况

城山寺及句践祠的繁荣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顶峰，之后则走向衰落。民国来裕恂《萧山县志稿》的记载比较详细： “道光初，汤元裕修。咸丰辛酉，寺毁，后仅存破屋数间。光绪三十年间，里人来裕隆隐居于此，破败不可寝处，因出资并募集，逐年修之，修成三间，可以居住。后又增添一间，不数年又增建一间，以成五开间屋一幢，并于后山至包家湾山路中间，筑一凉亭，俾行人可以息足，藉避风雨。凡修筑五次，国难时，什物抢劫一空，屋亦损坏。”［24］可见，从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以城山寺为代表的建筑群落因战争而毁损的情况比较严重，虽然一修再修，终难重复旧貌。

五民国以后城山建筑群被废弃，2015年建为城山景区

进入民国后，城山上的城山寺和句践祠应该荒废了，这也可以从民国周易藻《萧山湘湖志》所载文字看出端倪。他说： “藻于甲子重九（当为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笔者注）偕友人胡君慎初登越王城游览，见破壁中嵌有是碑（指《城山寺无名氏冢记》。——笔者注）。……碑本两石，高一尺有奇，宽二尺有奇，分作两处嵌于破壁，若不易地而保存之，不久恐没于草莽。”［25］城山寺的 “破壁”已不能保存碑刻，而周易藻还担心不久就将会成为 “草莽”。同样，十年后，即1934年出版的《萧山县名胜纪略》载越王城山的情况是： “近以山间童然不毛，屋宇湫隘，无甚可观。”［26］其破败不堪可见一斑。1985年，城山寺遗址及西城垣已破败不堪（见图4）。